摘要：本文把《我们的嗓嘎》作为一个文本，将其看做是媒介所生产出来的一种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并从符号学的角度，结合电影中的内容，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从符号学、传播学、民俗学等视角中探究媒介所创造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我们的嗓嘎》，阐释这一文本的符号学解读，并思考媒介在少数民族传承的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把《我们的嗓嘎》这一文本的解读，看作是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媒介的一次对话。
关键词：《我们的嗓嘎》；侗族；民族文化；传媒化
《我们的嗓嘎》是首映于2010年的我国首部侗语电影。该片在第16届美国洛杉矶国际家庭电影节中荣获“最佳外语音乐奖”，而该片中主要的音乐旋律正是原汁原味的侗歌，片中所讲述的民族特色也备受关注。《我们的嗓嘎》所思考的，也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少数民族如何发展以及传承自身的民族文化。
一、电影《我们的嗓嘎》的符号学解读
根据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符号本身是一个自足的系统结构，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在《我们的嗓嘎》这部电影指的是影像的本身，影片中的声音、画面、情节等这些能够引发人们对某种概念的联想的元素。而所指则是人们联想到的概念。而费斯克和哈特利在他们的《解读电视》中认为，还应该有第三层次的符号系统。他们建议从三个阶段解读传媒（如电视）文本的复杂讯息。11、解读电影《我们的嗓嘎》中社会符码这是影片解读的第一阶段，即借以解读“现实”的符码，本文从行为符码、服饰符码、语言符码等方面展开解读。行为符码指的是影片中的情节。“嗓嘎”一词是由侗语音译而来，意为“歌师”。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黔湘桂三省交界处通道侗族自治县一个叫石岩的侗寨里的故事。此片导演韩万峰，其导演的电影多关注现实题材和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创作。片中第一代侗家人，也就是老人们的穿着都是代表侗族传统文化的侗族服饰，而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中青年们，除了上台表演以外，其穿着无一例外的都是普通的汉族服饰。在语言方面，以侗语为主要交流语言，而片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村长、杨总、以及派出所办案人员等，他们说的语言却是当地已经被汉化了的方言，但也不刻意咬文嚼字说普通话。在建筑方面，保持了侗族人原有的生活环境，片中的人物，我们能看到的都是生活在木质结构的房屋内，另外侗家的鼓楼、风雨桥等建筑作为人物出现的环境，都有大量展现。在色彩方面，影片并没有调出华丽的色彩，这使影片保存了侗族原始的色彩环境，也将侗乡天人合一的色彩搭配呈现于观众的眼前。片中的音乐是原生态和流行，原始和时尚的对峙与融合，既有古老的坐歌行夜，也有流行音乐中的代表，周杰伦的音乐。侗歌始终作为影片贯穿始终的关键物，影片中的几条主线始终围绕侗歌进行。2、解读电影《我们的嗓嘎》中的技术符码这是影片解读的第二阶段，即媒体借以再现“现实”的符码，本文从摄影机的运动，角色的分析等方面展开解读。在拍摄方面，尽量忽视导演的摆布，创作者将自己隐藏起来，摄影机走进侗寨，进行多机位、多视角记录多个人交谈的内容，发现他们藏在内心深处不易察觉到的细节。影片始终围绕几个主要人物进行的，本文先从人物的性格着手，从侗族的几代人中挖掘出不同的精神层面，探析这几个主要人物在面临文化冲撞时，在进行侗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中都处于什么角色，代表了哪一类人。79岁的萨依兰，是最老的一代侗族人，其身份代表着最传统的侗族文化。奶奶作为一代歌师，首先她始终捍卫并尊重传统的侗族文化，其次，她始终捍卫着侗歌的神秘及尊严，同时她对生命充满着敬畏、对世界充满着热情。黄大诸和杨珍珠夫妇，他们是侗族的第二代，既保留着侗族的传统习俗，又有着接受现代物质生活的欲望。他们内心里充斥着矛盾，既想丢开侗族传统文化，去拥抱新生事物，追求好的物质生活，求得内心的洒脱，却又因传统的惯性而无法脱身，以致常常陷于痛苦之中。黄月姣对侗族的汉化充满着担忧，是侗族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在大的社会价值体系之下，她的内心的价值体系始终不曾动摇。在她一次次的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坚守中，无不体现着文化传播的教化功能。3、解读电影《我们的嗓嘎》中的意识形态符码符号学力图揭示与分析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前两个阶段解读出的所有意义都支撑着这一阶段的解读，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的集合，而观念总是透过社会符码与技术符码呈现出来。影片的主题是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发展和传承我们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了让观众能更好的接受这样一个理性的主题，在娱乐化的表现下，影片将主题镶嵌于故事中。影片中黄月姣跟学生说政府在拨款扶持让大家学习侗歌，说明政府也很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透过《我们的嗓嘎》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思考
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在思考少数民族如何发展和传承自身的文化，这是一个十分理性的命题。所有的情节的展开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影片中最主要的代表侗族的文化元素——侗歌，在片中其实是很质朴和边缘的存在。在影片临近尾声时，黄正宇与潘依兰的组合在民俗村表演，这似乎暗示着，侗歌虽然后继有人了，但想要走出去，路还很长。三、总结媒介在进行民族文化符号生产时，就电影而言，必然是与娱乐性相结合的，将理性的主题镶嵌于通俗易懂的故事中。这次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文化的对话，毋庸置疑，前者处于劣势地位，而后者占有绝对的话语优势。传媒化确实能够激发少数民族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对于现代社会生活具有深刻的意义，使得现代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及反思。但尤其应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及其生活方式，传媒文化中所传达的更多应该是当地人的声音，而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表现一个什么样的主题而去生产出一个民族文化符号产品。
参考文献
[1]费斯克，哈特利：《解读电视》
[2]庄晓东：《民族文化传播概论》
[3]李勤：《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当代传播》
[4]周竞红：《网络信息与民族关系》，《民族研究》
[5]程郁儒：《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
[6]朱凌飞，丁桂芳：《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民族文化——对电影<花腰新娘>的人类学解读》
[7]程郁儒：《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研究相关概念辨析》
作者：陆艳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