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感物道情”与“圣贤气象”
正是通过“情”的审美感化上升到“志”之境界。“感物道情”是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从“诗言志”（《尚书》）到“诗缘情而绮靡”（《文赋》）、“感物吟志”（《文心雕龙》），再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诗品序》），都是强调诗歌之“情”的“感物而动”的性质。古代文人认为，诗所表现的“情”是创作主体受外界客体的触发而产生的一种心灵感触，朱熹继承传统诗学思想，在其理学“性情”理论下，形成了自己的“感物道情”的诗学主张。“感物道情”可以说是朱熹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具体来看，诗人所感之物包括自然景物，这是“感物”最主要的内容，在朱熹文论和创作中体现得最为频繁。《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中，朱熹对作品中的植物、香草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有时甚至用《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医书中的术语进行考证。所感之物也包括社会事物，尤其是那些不寻常的社会遭遇与社会事件。在这方面，朱熹借鉴司马迁“发愤著书”与韩愈“不平则鸣”等思想，并融入“感物道情”，使其理学思想与文艺批评理论更加圆融，主要体现在《楚辞集注》中他对屈原及其辞赋的评价。从屈原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屈原自己的人生遭遇出发，朱熹得出《离骚》是体现屈原“忠君爱国”之情的结论。“感物道情”的另一方面是“道情”，在朱熹看来，所道之“情”既可抒发愤懑之情，如《楚辞集注》中对《天问》的品评：“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书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楚辞集注》卷三）也可抒写男女相悦之情，如他对《诗经》中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只要“出于正”就会给予客观的评价。当然，另一类诗像《邶风•静女》《卫风•木瓜》《郑风•将仲子》《郑风•有女同车》，朱熹把它们归为“淫奔”之诗，其标准来源于儒家的“思无邪”，也和他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相统一。但朱熹否定的仅仅是不合于“理”的，没有受到“理”的节制的私语，而不是一切正常的情感，所以朱熹认为情感是合理的存在，它是人性的外观，是不应逾越节制的。这对于作为理学家的朱熹来说，实属难得。
（一）《楚辞集注》中的“忠君爱国”之“志”
朱熹《楚辞集注》的最大功绩，在于他不把《楚辞》仅仅看作是骚人词客吟风弄月、露才扬己之作，其主要目的而是要“发明屈子微意”，挖掘蕴藏在屈原作品中的高尚人格和“忠君爱国之诚心”。这一方面与朱熹所处的时代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他对文学“感物道情”的独特见解。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为训，然皆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泪呕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楚辞集注》卷首）类似“忠君爱国”这样的表述在《楚辞集注》中随处可见。如他评价《湘君》：“此篇盖为男主事阴神之词，故其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阴寓忠爱于君之意。”（《楚辞集注》卷二）说《山鬼》是：“至于思公子而徒离忧，则穷极愁怨，而终不能忘君臣之义也。”（《楚辞集注》卷二）“忠君爱国”不仅体现出《楚辞》的政治和伦理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源于诗歌固有的“道情”这一本质内容，这正是朱熹对楚辞学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在朱熹哲学体系中，与“情”属于同一层次的还有“意、志、才、气、欲”等范畴，朱熹认为“情又是意的骨子，志与意都属情”（《孟子集注•或问》卷11）。在儒家“诗言志”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志”又是“情”之最高境界，《楚辞集注》中，朱熹把屈原的“忠君爱国”之“情”转换为“志”的境界。如他解释《国殇》“霾两轮兮执四马，援玉兮击鸣鼓”说：“援击鼓，言志愈厉，气愈盛也”；（《楚辞集注》卷二）评宋玉的《九辩》：“闵惜其师忠君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楚辞集注》卷八）；（评价《山鬼》说“：以其托意君臣之间者而言之，即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洁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见其才能之高也。”这里的“志”不是“诗言志”的简单继承，也并非司马迁所说的其志可“与日月争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后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而是“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朱熹对屈原作《离骚》抒其“志”是持积极的态度，这样的评价正是其“性情”思想的体现。“性“”情”之间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使“情”具有内在的道德根据，“因情以见性，实际上是情感体验的自我超越，即把人的感性活动提升为道德化的本体存在，这样就提高了人的自我价值”[2]。屈原志洁，故其情必定是合乎道德标准的，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理学体系中，这种“性情”评价也必定是积极的，所以在朱熹这里，它又回归到了“忠君爱国”之“志”的境界。张玉奇先生曾把朱熹哲学思想的道德结构划分为“性———情———行”三个层次，与此相对应的范畴为“信———诚———忠”[3]。潘立勇先生解释到“：信是人的本然之性里实有仁义理智之本性，诚是人的情志中实有爱恭宜别之真情实意，忠乃是人的品行上实有恕廉敬豫的真诚态度。”[1]411朱熹《楚辞集注》称赞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源于其以仁为本体，以情志为功能，以忠为“百行”的人格评价标准，这种“发而中节”、恰如其分的本然之性，正是朱熹所追求的完美而纯粹的“圣贤气象”之天地境界。
（二）《诗集传》中的“感物而动”与比、兴手法
朱熹打破了汉唐诸儒在《诗经》研究中穿凿附会地发掘微言大义的框架，恢复其文学性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有感物道情，吟咏性情，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立此例，偏偏要作美刺，将诗人的意思尽穿凿坏了。”（《语类》卷80）诗歌起于“感物道情”，它所包孕的是一种厚重、深沉、幽微的情感，是“言之所不能尽”的，它要求诗歌要有“自然之音响节奏”与之相辅相成，即声情相配，这就导致诗歌与一般的“文”不同，在形式体制上自有其特色，要通过赋、比、兴，特别是比、兴的手法来表达。因此，朱熹认为：“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礼》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诗，亦要逐字将理去读，便都碍了。”（《语类》卷80）解读《诗经》不能像读《春秋》《尚书》《礼记》那样，以读经的方法去探究义理，因为《诗经》作为文学作品，只有在生动感人的形象与意境之中感发兴起的情感，才能领略人生世事之理。《诗集传》中“感”字共出现了二十余次，有“感动”“情欲之感”“感伤闭郁”“忧时感世”“感时物之变”“感时而伤悲”“感风雷之变”等，没有一个不关乎“情”的。实际上，从“物”到“情”的过程也就是体现赋、比、兴等手法的意义的过程。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周南•关雎》）“古人独以为兴于诗者，诗便有感发人底意思。今读之无所感发，正是被诸儒解杀了。死着诗义，兴起人善意不得。”（《语类》卷80）“物”与“所咏之词”的关系包括感物起兴与托物起兴“，然有两例兴：有取所兴为义者，则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类；有全不取其义者，则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虚，下句常实，则同也。”[4]因此，朱熹所说的“兴”，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一种诗歌特质，它能使人“兴起”，让人沉浸于审美愉悦之中，从而感受生命的律动。朱熹论“比”也多有精辟见解“：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周南•螽斯》）“引物为况者，比也。”（《语类》卷80）他解释《豳风•鸱》第一章说：“比也，为鸟言以自比也……托为鸟之爱巢者，呼鸱而谓之曰：‘鸱鸱，尔既取我之子矣，无更毁我之室也。以我情爱之心，笃厚之意，鬻养此子，诚可怜兮，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毁我室乎！’”以鸟之口吻，赋予人之情感，写得生动活泼。朱熹又说：“只因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与应。”（《语类》卷72）朱熹对比兴手法的分析源于古代“物感”说的诗学传统。《易传•彖传》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天地万物各种情状，都是相互感应的结果“。天人合一”观念是其哲学基础。在《诗集传》中，“感”是天地万物，“应”是与之相对应的情感，不论是“比”的“以彼物比此物”（《诗集传•周南•螽斯》），还是“兴”的“虚实感应”，都是其“感物道情”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因此，朱熹《楚辞集注》中以“真诚”为基础的对屈原“忠君爱国”之志的评价，以及《诗集传》中对比兴手法的鉴定，体现了朱熹“感物道情”思想，也体现了朱熹对“浑然一理”（《论语集注》卷二）、“心体浑然”（《孟子集注•或问》卷11）的圣人境界，即“天人合一”的“至乐”境界的追求。在朱熹文学批评体系中，自然万物被赋予人的情感，人也融化于整个自然界中，同时，这种人心之审美体验的“乐”境，又受道德标准的“仁”与真理评价的“（真）诚”之制约，是一种“心统性情之正”的“感物道情”。
二“、涵咏自得”与“诗乐一体”
在朱熹文艺思想中，如何实现“感物道情”，便是“涵泳”，换句话说，“感物道情”“吟咏性情”是朱熹“涵泳”诗学方法的基本内容。“涵泳”一词最早大约见于左思《吴都赋》“涵泳乎其中”[5]。唐李善注曰：“涵，沉也……泳，潜行也。”宋代以后，“涵泳”亦作“涵咏”，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体道明理，达到圣人境界的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它要求在“从容中道”的过程中“居敬”“省察”，如程颐和朱子所谓的“涵泳义理”。同时，它也是一种普遍的阅读方法，如朱子所说的“熟读涵泳”。综观朱熹文学思想，不论是体道之“涵泳”，还是读《诗》之“涵泳”，都是指一种人与物合二为一、在物之中的与物打交道的方式，即“沉浸其中，与之为一，从而取得深入的领会”。其目的也都是要达到“自得”的境界。所谓“自得”，基本意思是“自觉得意”“自在“”自己有所得”。作为美学范畴的“涵咏自得”是指“审美活动中主体对审美对象的把握方式，以及审美主体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是以最终实现对主体生命精神境界的提升为目的的”[6]94。朱熹“涵泳”之目的是为了实现儒家“孔颜乐处”的崇高精神境界。《诗集传序》云“：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涵濡以体之”作为读《诗》方法（或过程）中的一项（或一个环节），“体”与“涵泳”意义相近。朱熹主张通过“格物”以“体”道，“格物”的过程便是“虚心涵泳”“熟读玩味”“豁然贯通“”涵咏自得”的过程。这是朱熹“涵泳”概念所包括的内容，也是“涵泳”作为读书方法的必经程序。其中“，虚心”与老庄的“虚静”、“心斋”、“坐忘”，荀子的“虚壹而静”思想一脉相承；“豁然贯通”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悟”。在“理一分殊”的指导下，朱熹认为文学活动只有经过长久“格物”与专一“涵养，”才能最终获得“了悟”，这也体现了儒、道、佛在朱熹思想中的交汇融通。此外，朱熹主张“诗乐一体”，要求主体在文学活动过程中要把“诗”与“乐”结合起来，反复“玩味”，体会“诗”之“兴起”的本然状态，其实这里的“诗”与“乐”的关系，我们可以泛化为“文”与“音”之关系。所谓“玩味”，是指主体“对人生、社会、历史等方面之‘研习‘’探讨’和对艺术之‘欣赏’以获得对人生意义之理解和领悟”[6]99。朱熹对“玩味“”把玩”“微玩”等词语特别青睐。他说：“诗书略看训诂，解释文义，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在本文。”（《语类》卷80）“学者当‘兴于诗’。须先去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仍不可先看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认得此诗是说甚事。谓如拾个无题目诗。”（《语类》卷80）读诗只有“熟读玩味”，才能“识得有意思好处”（《语类》卷114），获得言外之意。因此，朱熹以“涵咏”为方法的“诗乐一体”的文艺思想，与他所主张的“文道一体”“心与理一”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天地、内外本是一理，人能够以“尽心之功”（《大学•或问》卷二），实现“穷理之本”，进而达到“自得”之境界。但“自得”须“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即“自得”文义与文外之义，旨在实现“孔颜乐处”之“至圣“”至乐”的崇高精神境界。“所谓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语类》卷95）。圣人无心无情“虚心涵泳”的体道方法能够使“万物皆备于我”，从而“与天地万物浑然同体”，达到“心与理一”的境界。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中，人便“跳踯叫唤，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获得极大的审美愉悦“，其妙处不可言”。朱熹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缘情”发生学观念，发展了传统儒家诗学中“诗言志”思想，从“心统性情”的哲学思想出发，肯定了诗歌创作源于诗人的情感体验“，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集传•序》）。在“得其性情之正”的前提下“，感物道情”实习机电论文“，涵咏自得”，体悟圣人之“乐”境。
作者：王莹 孙红梅 单位：大连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