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谭婚礼
随着相处的时间渐多，陈诚在给谭祥的通信中多次谈及婚礼的仪式。陈诚主张婚礼越简单越好。如1931年9月25日，陈诚在信中表示：“对于结婚仪式，愈简略愈好，过于繁华，受人批评，歹不值得。且当此天灾人祸，更不可过于铺张。尤其中国人之旧习气旧风俗，我等须设法转移为要。我相信在我俩之地位言，愈节朴，愈简单，愈被重视也。对于房屋，如因你嫁妆多，非有不可，我宁不愿你多有嫁妆。我已屡次同你说过，千万不要多置。”[21]当日，陈诚再次致信谭祥，强调：“我总以为在此内乱外侮，天灾人祸，民无死所的时候，我们还是愈简单愈好，宁可叫少数不得我俩喜酒吃的人责备，不愿令天下的人来批评我们。”[22]陈诚对于婚礼一再主张简单、朴实，不可过于铺张，免受外人指责，也希望能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1931年9月25日，陈诚在信中表示，如无特别情形，决定于10月10日举行婚礼，10月11日宴请蒋介石、宋美龄及各部院长、各高级机关人员，12日宴请亲友[23]。然而结婚日期一再延宕。1931年10月10日是最初预定的结婚日子，然而婚期“因倭鬼入寇而改期”[24]，“九一八事变”，日本发起对东三省的军事侵略，身为军官的陈诚，与谭祥的婚礼最初改在10月30日。然而，由于时间紧迫，婚礼不得不再次延期。10月21日，陈诚在信中与谭祥商量：“我俩结婚的日期请你决定好了，本月三十日已经来不及了，能够在下月我是同意的。”[25]次日，陈诚进一步表示：“我俩的结婚日期，真成了问题，昨天的日期已经过去，元月十三日还早得很，还是改在十一、十二月间如何？我的意思决定在十一月底为好，此时只要日本鬼子不胡闹，我一定可以有空回京。”[26]陈谭的婚期由1931年10月10日改在了10月30日，之后又改到了11月份。由于婚期一再推迟，到了11月1日，陈诚心里未免惆怅和担忧起来：“我俩结婚日期，我的意思不管得许多，随时均可以结婚，但事实上告诉我们，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才要择定一个日期。已曾定过几个日期，还是做不到，这实在感觉到有些困难，尤其是我现在吉安，消息闭塞，不晓得时局情形如何。再加上这位媒人不通气，还有免不了的社会上许多习气。在我俩固然愈简单愈快愈好，但是我一点主张也没有，这并不是我没有勇气，实在觉得太无谓。我们的目的在结婚，而有许多的麻烦，真不知何苦呢？我现在心上很乱，我不愿多写了。”[27]从这一段叙述来看，由于婚期一再推迟，陈诚难免有点心绪不定。11月3日，陈诚再次致信谭祥，询问“可否在元旦结婚？”[28]尽管婚期一拖再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陈诚和谭祥之间的情感得到逐渐加深。1931年11月17日，陈诚抵南京，时值国民党四全大会开会期间，陈诚写道：“此次来京，决不参加四全大会，实专为视吾妹而来，不意吾妹仍在上海，殊觉怅然。”[29]12月2日，陈诚在芜湖船上回想起谭祥，写道：“回想到前次吾爱送我上船，及与友人谈天的情形，不觉今昔之感。”[30]婚前的陈谭，聚少离多，书信往来频繁，字里行间透露的是浓浓的情意。陈谭两人为婚礼的一再延期，为婚姻的礼节等问题经常鱼雁传书。一年的相识相知，陈诚与谭祥于1932年元旦在上海举行婚礼[31]。婚礼有宋美龄、蒋介石等人见证，陈谭婚后赴杭州小住[32]，二人开始了甜蜜的婚姻生活。
二、婚姻甜蜜
婚后，陈诚与谭祥也是时常离别，但两人书信往来不断。1932年5月22日，陈诚给谭祥的信，汇报其在江西吉安的军旅生活：“时光真快，惜因职务在身，不能伴吾妹也。我于前日六时抵吉，当即电告，谅有阅及。久离部队文电堆积颇多，刻已清理妥当矣。连日天热，想及南昌住房，又为吾妹急矣。我昨今两日均行午睡，甚适意。惟每一睡下，即不想起来，亦不能起来，如同我在南昌时，视妹早起之情境也，一笑。”[33]虽然身在吉安，但心系妻子，陈诚怀念在南昌与谭祥共处的日子。身为国民党军政官员的陈诚，长期的军旅生活，养儿育女的责任多落在了谭祥身上。然而二人之间感情真挚和谐。1934年2月12日，陈诚致谭祥：“此次买来糖果过多，兹检四种较好者，交韩科长文源回后方之便带回吾妹，即作妹生辰之礼品可也。物虽不贵，然在匪区内此种物品绝不易得，亦无他物可送。”[34]而谭祥也给陈诚寄了“衣箱一只，食物一篓”，给远在江西的陈诚[35]。1935年9月16日，陈诚致信谭祥，称：“惟现在的女子实在可怕，或助丈夫作恶，或使丈夫作恶，或自己直接作恶，比比皆是也。妹可自负，我亦敢自信，我的眼光不差。”[36]在陈诚的眼中，谭祥知书达礼，知性亦理性。1932年5月28日，陈诚在信中提到：“妹为军人不平，实无异为我不平。”[37]通过这封信函，我们得以窥探在谭祥给陈诚的信中，写满了对丈夫的关心与体贴。事实上，谭祥自始至终充当贤内助的角色，对丈夫陈诚关爱有佳。1961年8月22日，谭祥得知香港已有霍乱，致信陈诚叮嘱“请打一针为要”[38]。简单的一句叮嘱，透露着对夫君的关切之情。1961年9月5日，谭祥致信陈诚：“霍乱来美前你未打，你打的是防感冒的针，你一定弄错了不妨打一次好些。”[39]同日，谭祥对陈诚身体状况十分关切和担心，“听说抽烟抽得太多，我想你自己要自己看重自己。你此次瘦了不少，只有一百二十磅，再加上烟，更不易恢复了”[40]。从这些书信，可见谭祥对陈诚关怀备至。陈谭婚后不久，谭祥即怀孕在身，此时的陈诚对谭祥仍倍加关怀。1932年5月25日，陈诚写道：“江西天气时热时冷，实在讨厌，此种天气不但使人疲乏，且易发病。”陈诚望在南昌的谭祥注意气候情况，保重身体[41]。1932年5月28日晚，陈诚写道：“我苦吾妹矣，望注意身体，不以我为念为要。读书习字固消遣之好法子，但不可读太多，以伤脑筋也。又替我做衣服，感谢感谢天气炎热，除至公园散步外，盼勿多出为要。前日闻（陈）双慧说妇幼医院甚好，并有空房，妹不妨搬至医院去住。既可在该医院之花园散步，复可与黄院长谈天，并闻何夫人（王文湘）亦常住。如此妹在彼处住，自较舒适，可减寂寞，对于身体不无裨益也。你发脾气倒是小事，你的饭量增加，倒是问题。”[42]对于妊娠期的谭祥，陈诚叮嘱她书不可读太久，要经常到公园散步，多与何应钦夫人王文湘等人聊天散心，增加饭量等等。9月19日，陈诚到商务印书馆，购买胎产须知一本，寄给谭祥。并叮嘱谭祥静心养胎[43]。1932年10月30日，陈诚在船上，“想及妹之送别，大有死生契阔之感。岂真戎马仓皇中远行，未易作生远想也。尤以回忆由牯岭回吉，飞机出险时为甚。曼意妹，我真误你矣。我实无以自慰，并慰吾妹也。然已有美美，妹当稍觉有以自慰。然此非不祥之兆，实我自愧之语也，妹其能恕我乎。妹坐月将落至明年一月九日，计期尚有两月之久，未悉妹能来赣否。如来请先电示，以便收拾住屋。我极盼妹来，以减妹之寂寞也”[44]。信中书写着陈诚对谭祥的依恋和关怀之情。此时的谭祥，身怀六甲，离预产期还有二个月左右。1933年1月，陈诚与谭祥的第一个孩子已经诞生，谭祥上海坐月子，陈诚在江西赣州“剿共”。26日，陈诚写道：“实因近来天气不好，不便叫妹来赣，尤以小孩衣服洗晒之不便，确暂住在沪为安。待天气稍佳当即电妹，届时我定赴浔相迎也，盼勿专以此为念为要。”[45]第一个小孩诞生后半年不到，谭祥再次怀孕。1933年6月16日，谭祥致信陈诚，提及妊娠反应，“我这两天早晨都作吐，白木耳吐了一半，今天睡了一上午，说不出的不舒服，先前饭一天几碗，现在见了就讨厌。每天吃米粉也吃不多，一点精神都没有了”[46]。6月18日，谭祥致信陈诚：“我这两天几乎都躺在床上，自然三学（觉）得很难受。我想你应当也能够想得到我的情形，因为在吉安的时候你看见过的。我极难受时，两眼呆望着天花板，甚么人都没有。一想到这样情形要支持几个月下去，心里就恨。幸亏这几天不十分热，躺在床上稍好，不然更不得了。有了病的人，才知道没有病的时候之舒服。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忍耐下去。”[47]谭祥对夫君诉说妊娠期的痛苦，却也显得柔情细嫩。对此，陈诚回复：“妹之有孕无疑，妹确苦矣。然比之（谭）伯羽夫妇及梧生（吴奇伟）夫人等，当可得无限安慰也。我固时离吾妹，然心未尝一刻离汝。现有美美自可取乐，好在此病有一定时间可计，惟身体稍弱，极堪注意耳。但亦不必以此为虑，徒伤精神，待秋凉后，多吃补品可也。”[48]显然，陈诚对女性妊娠期的反应非常了解，对妻子温柔体贴，希望谭祥能静心调养。得知妻子再次怀孕，陈诚对谭祥极为关切。1933年6月24日，陈诚致谭祥，“你这两天如何？有没有好些，甚以为念。如在可能范围，还是早上山为妥。（陈）双慧等已上山否，能否与妹一齐上山。山上房子有无先派人去打理，最好先去一人，以免到时脚忙手乱”[49]。陈诚叮嘱谭祥与其小姑一同上山，提前做好待产准备。然而很不幸运，谭祥第二次怀孕后约半年时间，因身体状况诸原因小产。得知消息后，陈诚致谭祥，叮嘱她待病好之后再服补品，效果更好[50]。1933年12月2日，谭祥小产即将满月，陈诚再次致信谭祥：“再过三天你就满月了，我正在等你的信呢。回忆前年此时，妹还在租房子买东西，房子固未住过，东西也绝少常用，但结婚不觉快要再（过）两周年了。假使此孩不小产，再过两月我又要重加担负。幸而小产，我倒减轻担负不少，妹也免了许多麻烦。所以此次妹小产，身体无恙，我实在高兴与快活，我希望妹妹也作如此想。给你一个吻，并祝你日胖，并祝美美好。”[51]陈诚在信中，以小产能相对减轻家庭负担安慰谭祥失子之痛，减轻谭祥的思想负担。婚后，谭祥持家有方，尊敬婆婆。谭祥为陈诚孕有四子二女，承担起相夫教子及奉养公婆的责任。由于陈诚“军书旁午，不遑宁处”，谭祥“持家课子，对人慈淑，内外井然”，有评论说：“辞修先生得以尽心国事，后顾无忧，夫人有以致之也。”[52]此语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三、社会政治角色
谭祥除了扮演传统的家庭妇女角色，还经常与宋美龄和其他国民政府政要夫人一起参加伤兵慰兵等活动。抗战时期，担任重要军政职务的陈诚，“身膺重寄，艰困备尝，任历各军政要职中，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拱卫战时陪都重庆，职责最为繁重。鄂西地瘠民贫，加之战时物资缺乏，军民生活至为艰苦，辞修先生治军从政，素以廉洁着称”[53]。而谭祥“蒿目时艰，俭朴自持。迎养辞修先生宣堂洪太夫人，克尽孝道。同时结合僚属女眷，慰劳伤患，遇有急难，乐予调恤济助，军民怀德，口碑载道”[54]。抗战时期，谭祥能够孝敬长辈，养育子女，也能适当参加战时妇女工作。抗战时期，谭祥先后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内担任常务委员、军政部妇女工作队队长、政治部妇女工作队队长、东北区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谭祥对妇女慰劳工作，极为尽心。早在1933年，谭祥就曾参与慰劳。1933年5月11日，陈诚致信谭祥：“今日看见妹冒雨慰劳伤兵”，心中颇有所感：“听说妹等还要到抚州来慰劳伤兵是不是？如果要来，请你穿平底布鞋，因为抚州的道路还比不上南昌。”[55]早在国共内战时，谭祥就曾与战时慰劳工作。抗日战争，大量军民参军，甚至为之英勇牺牲，抗属极需受到关心。1939年6月23日，时任军政部妇女工作队队长谭祥曾为抗属事宜，致电时任重庆卫戍总司令的刘峙：“敝队在蒋夫人领导下，参加一部份协助出征抗敌军人家属之工作，因知江北方面多数抗属均极贫苦，仅恃十指为人缝纫浆洗以资存活，值兹当局积极疏散人口之际，欲继续居住，则以限于资格不能领取居住证，欲迁又无余力，另发新住处且恐更换一新环境后，人地生疏、生计问题势难解决，以是居住两难。多有来敝队涕泣请求救济者，祥等见此情形深觉可悯，素仰麾下爱民如子，且又最能怜念此等抗敌军人之家属，倘知其确有不能迁地之苦衷者，必能曲予于原，准其领取居住证，续在原地留居，以安生业，乃托辞修部长代向麾下请求，已蒙慨允不胜感激，谨将调查所得填造分区名册一本，随函附呈至希敬存，并祈伤属按户照发居住证一份，以慰‘抗属’等殷殷之望则感荷隆谊，不仅受惠诸人已也，耑此布达祗请崇安。”[56]谭祥因感于重庆市江北抗敌军人眷属生活艰苦，请陈诚代向刘峙请示，准许江北抗属领取居住证，留在原地居住。由此，可见谭祥对于妇女新运工作，尽心为之。迁台后，谭祥曾担任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护士学会五届名誉副会长、中国女童子军总会副会长、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国军眷属住宅筹建委员会委员、“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会行政院分会主任委员”等职务[57]。谭祥陪同宋美龄参与了各项社会服务工作。如1956年10月25日，宋霭龄、谭祥与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会员合影[58]。1956年8月19日，宋美龄、谭祥接见香港台湾地区影星[59]。1956年11月8日，宋美龄、谭祥等人陪同美国记者布朗夫妇欣赏惠幼托儿所表演[60]。1956年11月24日，宋美龄、谭祥偕回国祝寿侨团欣赏表演[61]。1957年1月23日，谭祥参加由宋美龄主持的美国胜家公司捐赠缝纫机剪彩启用仪式[62]。1957年6月25日，宋美龄、谭祥巡视板桥军眷住宅[63]。1958年4月23日，宋美龄、谭祥陪同美国记者参观板桥妇联一村[64]。1959年11月26日，宋美龄、谭祥与影剧公会代表合影[65]。1962年7月31日，谭祥参加宋美龄主持救济大陆逃往香港难胞会议[66]。1963年4月15日，谭祥出席宋美龄举行的款待妇女代表的游园茶会[67]。1967年4月17日，宋美龄、谭祥等人出席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总会十七周年会庆[68]。1971年10月9日，宋美龄、谭祥接见参加国庆节劳军团之各国外宾[69]。1959年10月9日，宋美龄、谭祥等人巡视基隆海军医院[70]。从谭祥出席并参加的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可知到台湾后，谭祥积极配合宋美龄从事各项妇女工作，在照顾好家庭的同时，尽心协助宋美龄服务社会。
四、结语
陈诚与谭祥自1931年初经蒋宋介绍见面后，一见倾心，互生爱慕，很快即订婚，并于一年后结缡。陈谭结合后，陈诚虽军务繁忙，但仍心念妻子，对谭祥关怀备至。谭祥尽力做好家内事务，养育儿女，孝敬婆婆，持家有方，堪称陈诚之贤内助。1963年1月31日为谭祥五十九岁生日，陈诚以艾绿图章刻“仁而爱人”赠她作为纪念，并认为谭诚“当受之无愧”。“仁而爱人”可谓陈诚对自己妻子的最高评价。陈诚对于谭祥的内助之功，有充分的体认。1963年2月3日，陈诚给女儿陈平的信中说道：“我时常想，我们有一美满的家，不能不归之于姆妈。她对汝祖母极孝顺，对你们兄弟姐妹负了管教的责任，使我无内顾之虑，而得安心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尤其姆妈对于亲友，无分富贵贫贱，均能一视同仁。”[71]陈诚对谭祥养儿奉母的责任，十分珍重感激。陈诚多次在信中提到谭祥对教育子女所尽到的责任。1963年2月9日，陈诚在给陈履碚的信中又写道：“当你们兄弟姐妹在家，一切管教均是姆妈之功。”[72]1963年2月3日，陈诚在写给女儿陈幸、女婿余传韬的信中，对谭祥在家庭内的责任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许：“我时常想，我们家里如果不是姆妈，你们兄弟姐妹能否出国深造也成问题。因我一向无积蓄，自结婚之后，家中有姆妈主持，你们有姆妈管教，使我无内顾之虑，得以安心从事革命，而且汝母对汝祖母极孝顺，使我更为安心。汝母自己极节俭，并时刻为你们兄弟姐妹们前途打算。我以为你们兄弟姐妹能出国深造，固然你们能自爱，但汝母的关系实为最大因素，也是我最大的安慰。”[73]透过陈诚家书平直的语言，可知陈谭婚后感情甚笃。多年来，谭祥对陈诚无私付出和支持，而陈诚对谭祥亦多珍惜。陈诚戎马倥偬，无暇顾家，谭祥相夫教子、敬老爱幼，深受陈诚敬重，两人情真意切。在做好家内之外，谭祥还追随宋美龄，从事妇女慰劳和战时妇女等等工作。由于谭祥接受的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与陈诚结缡后，谭祥既能做好贤内助的本分，深得陈诚的敬重，也能服务社会，参加战时妇女工作，深受军民的尊敬。
作者：宋青红 汪洋 单位：上海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