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特劳特的诗歌特点
如前文所述，与很多男性语言诗人不同，阿氏秉持对“非指称性”观点的怀疑态度，关注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体验，在创作中潜心追求“诗学留白”的美学效果和“切尔西诗学”之“对抗空间”的构建，通过伪拼贴的手法，化身无数声音，把美国人生活各个角落的日常言辞以及不同主体对世界的反思巧妙地拼搭堆叠，让各种似乎毫无关联，甚至相互冲突的声音在彼此作用间碰撞出深幽莫测的能指空间。其诗学观和创作手法相辅相成、交相呼应，赋予其诗歌抒情性、多声部和开放性等显著特征。1．抒情性抒情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定义繁杂，形式多样，但强调对主体意识和经验的表达始终是其最大特点。阿氏对非指称性观点的质疑以及对语言与经验、思想和感情内在统一的坚持，为其诗歌打上了明显的抒情烙印，并使其从众多语言诗人中脱颖而出，成为评论家埃文斯(SteveEvens)和马克斯利(Jenni-ferMoxley)等所称的“抒情语言诗人”［10］。以西利曼和瓦顿等为代表的男性湾区语言派诗人坚持反抒情的诗学观，主张力求表现语言本身而非个体经验，尤其注重对传统诗歌语言和形式的颠覆。但是，阿氏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语言诗可以关注语言形式的创新，同时也“可以是抒情的，并且深深地植根于世界之中”［4］55。她尤其关注当下及本土世界的经验，化身无数声音，无不诉说着对美国社会和生命本质最细微的观察和体验。例如，其“普利策诗歌奖”获奖作品《精韵》，就以一种略带阴冷荒凉的氛围和难以琢磨的亲近感，审视了诗人与癌魔斗争的状态。新作《卖点》则是对深陷经济危机的美国金钱世界的反思。她指出:“诗歌，至少我看重的诗歌，要能再现我们的矛盾冲突和断裂，而又在重复和被重复的语言体系内通过谐音和共鸣的无形包容结合在一起”［11］26，体现了现实世界与语言形式并重的诗学主张，并始终如一地贯彻在创作之中。
阿氏诗学观及创作的理论渊源
阿氏诗学观及其创作特点的产生与语言诗的产生历史紧密相连。语言诗滥觞的年代，正是后现代主义诗歌风起云涌的年代，而其率先发端于西海岸的旧金山湾区，则有深刻的政治、哲学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第一，政治及哲学思想基础。上世纪60年代以来，加利福尼亚以旧金山湾区和硅谷为代表的美国科技迅猛发展，经济繁荣，消费至上，给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造成极大冲击，争取民权、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热情持续高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早在欧洲1968年学生运动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就在1964—1965年间发起了颇具规模的“自由言论运动”①，抗议政府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禁止在大学校园内举行集会和抗议活动的规定。其后是1967—1969年间声势浩大的“反越战运动”。语言诗运动先驱瓦顿和格莱尼尔正是在这些反政府运动的背景下创办了《这个》杂志。诗人们用具有解构主义色彩的反传统、反权威的视角，通过挖掘语言对意识形态的隐性暴力来对抗现存权利结构，以达到批判社会政治和组织体系的目的。当时作为伯克利大学的在校学生，阿氏不仅亲自参与了这场运动，也第一次看清了权力机构口是心非的本质，开始了对现行社会政治体制的诗性观察和深入思考。她称“当代美国文化是如此堕落的语言环境”［1］128，并在诗歌中表达个人对政治的观点。为此，她曾在一次访谈中把自己的诗歌称为“见证的诗歌”———不是见证重大事件，而是“见证资本主义对意识的干预”［1］120，其诗歌的政治性不言而喻。就哲学思想而言，西海岸语言派诗人们推崇笛卡尔式怀疑一切的立场，“怀疑主义”是他们“在诗歌中提出的主要价值之一”［15］。诗人们试图借助否定传统诗学和诗歌形式，通过对语言的刻意操纵来反抗资本主义对意识的介入，以达到否定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内在政治性，呈现出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文艺理论的影响。对阿氏而言，“写作不仅是分享思想和感情，更是要发展它们，验证它们，是一种在并不鼓励清醒和活跃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醒和活跃的方法”［1］128。其诗歌中大量对流行文化的指涉，以及其关于诗歌创造空间的观念，更是体现了对多元化社会现实和文化的思考。她利用多声部抒情和伪拼贴的创作手法，解构了传统抒情诗单一主体的单旋律线性结构，在诗歌中融注多种声音，让它们在彼此对抗、碰撞与对话中互为补充、寻求多元共存环境，代表了美国知识分子为对抗现行政治制度利用以工具理性和消费至上原则为主导的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和潜意识的操纵而进行的有益思考，尤其具有阿多诺、阿尔都塞和巴赫金等哲学理论家的思想影踪。第二，历史文化基础。旧金山，这个被很多人包括阿氏本人称为“诗歌故乡”的地方，自19世纪以来就不断吸引着作家和诗人的到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黑山派、垮掉派诗人和从东部或西北部来的诗人，一时间云集湾区，形成了“旧金山文艺复兴”诗人群体②。他们在校园、书店、酒吧或咖啡馆定期聚会、举办诗歌朗诵会，与学生运动相呼应，表达了对当时社会政治机制的对抗精神，吸引了大批诗歌爱好者和听众，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使诗歌走进了公共领域。1975—1980数年间，阿氏和其他湾区语言诗人因为地理空间接近的优势，继承旧金山文艺复兴的传统，每周定期聚会，在旧金山举行题为“大钢琴”的系列诗歌朗诵会和讲座活动，先后引介来自语言诗派和全国其他诗派的诗人和表演者共计320人次［16］。西海岸语言诗人虽有各自的创作方向，但基于共同的兴趣以及强烈的地域意识，他们群策群力，创办自己的发表渠道，以亲密友谊为纽带，互相阅读，互相批评，这对阿氏的个人创作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首部个人诗集《极端》(1978)就发表于该阶段。目前，湾区语言诗人依然活跃，并通过电子邮件等形式保持着密切联系。包括阿氏在内的10位诗人③还借助互联网平台密切合作，开创“集体自传”的试验先河，合作撰写题为《大钢琴:集体自传(旧金山1975—1980)》的10卷本回忆录，并陆续于2006至2010年间年公开发表。该回忆录追溯了西海岸语言诗的兴起，为语言诗的研究留下了珍贵资料，也见证了湾区诗人间的亲密友谊和团队合作传统对阿氏创作的有力支持。第三，风格传承。阿氏诗歌不仅传承了威廉姆•卡洛斯•威廉姆斯和庞德极简主义影响，凝练睿智，意蕴悠长，还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其他诗派诗人如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Olson)，罗伯特•克里利(ＲobertCreeley)，以及罗琳•尼黛克(LorineNie-decker)等的影响。而其最为突出的抒情性特点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塞克斯顿和普拉斯等为代表的第二浪潮女性主义抒情诗和语言派诗歌杂糅的结果。这两代诗人都把诗歌创作看作是反抗个性统治观念的方式，认为自我通过语言创立并保持。对他们而言，语言“不仅能触发独特情感，也可用来产生新的情感”［17］123。前者主要倚靠以性别为基础的身份认同观念，后者则趋于将统一自我和连贯思维瓦解成抽象而常常没有意义的形式。阿氏则将二者兼容并蓄，既克服了后者的抽象化倾向，也去除了前者的过分直露，拆解普通抒情诗歌所依靠的一致自我与连贯声音的关系基础，在一首诗作中融入多种声音。这些声音可能出自‘我’或‘她’、‘他’、‘它’中的任何代词，也可能出自诗人本人，或谁都不是。她指出:“我认为，虽然我们都发现我们所继承的第一人称抒情诗(及其产物‘个人的’)总有些不尽人意，甚至是虚伪的……那然后呢?代词总不会消失。”［8］219因此，这些不同的人称代词，或单或双，和着各种声音被植入阿氏诗歌，并在前景和背景间穿梭跳跃，相互碰撞、相互对峙或相互重合，表达各自不同的主体概念和经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抒情风格。
结语
综上所述，蕾•阿曼特劳特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语言诗人之一，视诗歌为思考的方式，秉持笛卡尔式怀疑一切的立场和批判接受的态度，不盲信男性诗人们所主张的“非指称性”观点，坚持自己的诗学思想，不仅关注语言创新，同时关注客观世界，追求“诗学留白”的美学效果和其“切尔西诗学观”所强调的双重性特征，通过伪拼贴手法，在诗歌中浓缩植入各种声音，呈现出抒情性、多声部和开放性等显著特征。这些声音来自不同语境，代表不同的自我概念和视角。它们虽看似毫不相干，甚至相互冲突，但在彼此对峙、碰撞或重合的作用下，却产生出非同寻常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极大消解了人们定势思维下的期待感，揭示了所谓自明之理和真相的不可靠性。而使阿氏有别于其他语言诗人的最大特点即其诗歌的抒情性，不仅抛弃了传统抒情诗中单一主体的自我主义意味，还去除抽象化倾向，植根现实，表达不同自我对当下及本土世界的经验和认识。其作品不仅具有高度的创新意义和智性趣味，也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同时，阿氏作为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成长起来的“湾区语言诗派”代表诗人，其成长与发展自然和其归属的西海岸语言诗的滥觞关系密切，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和文化等多方面渊源。她和其他湾区语言派诗人们一道，试图通过对语言传统的颠覆和操纵达到否定现行社会政治组织机制的目的，呈现出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文艺理论的影响。她则尤其关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对民众意识领域的介入，利用多声部抒情和伪拼贴的创作手法，在诗歌中融注多种声音，让它们在对抗和对话中多元共存，相互作用，明显具有阿尔都塞等理论家的思想影踪，彰显了美国知识分子理性反思的传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阿氏在访谈中多次谈到“不认为诗歌能够改变社会”的悲观主义论调也同样耐人寻味。另外，其诗歌题材丰富，风格流转，近年创作中的碎片和跳接痕迹似有减少的趋势，而代之以篇幅略长的准叙事化片段，这些新的特点都亟待进一步的深度研究和探讨。
作者：孙立恒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