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理论,既是对世纪之交所谓“欧洲危机”的解释,又是力求摆脱这种危机的尝试。“问题和麻烦层出不穷”的20世纪在风雨飘摇中铺叙了自身的历史,现象学也在百年沧桑中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历炼。事过百年后,这场轰轰烈烈的现象学运动对化解“危机”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哲学在社会危机中能够力挽狂澜吗?“是”与“否”的回答都是对哲学存在合法性的追问,但理论界对此却鲜有问及。这种理论空位表明,我们在回避着一个完全可以由此引发出来的关于哲学命运问题的思考。生活世界理论演绎出现代哲学的憧憬与失落,也许在更深层面上唤醒了我们对哲学使命的重新认可,并且有可能基于这种认可重构时代的哲学。
一、生活世界:胡塞尔对“欧洲危机”的阐释与化解危机的求索
生活世界理论发端于胡塞尔的理论自省,其思想缘起当然不会偏离他的哲学主张:拯救欧洲危机,改造传统形而上学,并建塑一种全新的哲学。因此,他把严格科学意义的哲学即先验现象学的建立,理解为哲学家自我担当责任的最高理想。胡塞尔眼中的欧洲危机首先是科学危机。胡塞尔把欧几里德几何学看作迈向欧洲文明目标的一次伟大革命。欧几里德以数学的“通约”方法创建了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系统,其实质是通过对客体性质的抽象,将生活世界理想化,把“知识”定格于一个普遍、严格和不变的体系中。生活世界“理想化”的结果是建造了一个与生活世界相对立的科学世界。在科学理想和文明的传承中,伽利略开启了科学的第二次革命。伽利略力求将自然数学化,这一方面进一步维系了科学谱系的完整与精确,另一方面却把思想和“被思”的客体分开了。伽利略忘却了科学是建立在自然的理想化之上的,这种理想是由人的心灵创造的。剥去任何主观性的掺杂,把被思的客体还原为纯而又纯的客观,成为伽利略之后科学努力的唯一方向。在这种自然态度佐使下,世界变成一个绝对客观化的世界,“以至于在那个时代的知识世界中,人类主观性的任何价值都是完全令人反感的”[1](P52)。偏离了生活基础的科学在理想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它不仅改变了人的认知模式,而且也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人类在致力于创造一个科学世界的过程中,却遗忘了这个科学世界不仅在起源上发端于生活世界,而且也必须服务于后者;忘却了科学世界的一切只有在生活世界中才能得以解决并得以解释;忘却了科学从本质上来说终归是人的认识。而近代科学恰恰是在这种本质的遗忘中走向深渊:“缘何而来”的遗忘必然导致“向何而去”的失落。科学迷失了行进的路标,也失去了最终的目的。
欧洲的文明是一种哲学的文明。欧洲哲学一方面唤醒了近代科学的崛起,创建了近代物质文明的昌盛;另一方面却以理性的偏执奠定了科学得以成立的虚假基础。这又使得哲学成为欧洲科学危机与人性危机的罪恶渊薮。因此,欧洲危机的化解,必须建立在对哲学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让“精神的不死鸟在灰烬中重新站立起来”[2]。胡塞尔认为,哲学与生活世界的乖离始于古希腊。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哲学开始,人就超出了“前理论世界”,成为现象“超然的观察者”。两位先哲在以各自的方式寻求不变的本质以及不变的经验、以便为科学知识提供一个可靠基础的同时,也把生活世界贬到“现象”的地位。此后的西方哲学便在提供科学基础的理想模式感召下越走越远。人们逐渐忘记了科学知识只是我们对世界生活经验的理想化。西方哲学的发展,使他们的哲学理想越来越理论化,变得和实践越来越远。胡塞尔毕生都在破斥传统知识论话语背景下的任何理论前提。创建“无前提”的哲学理想留下了众多难以解决的困惑,也导致了胡塞尔晚年的醒悟。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胡塞尔意识到,如果真正做到“无前提”,那么需要悬置的不仅是传统哲学中自然态度所认可的客观性存在,而且应包括在历史中形成的所有理论。以此而论,对任何一种理论判断的中止或悬置,都会引导我们回到一个“前科学世界”。以本质直观的洞察和还原手段的方法为中介,我们必须进入一个已经久被遗忘的领域:生活世界。这是一个涵盖了人类经验的全部并且在原初经验中被给予的前反思世界,它提供了我们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以及全部认知的材料。现象学要建立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哲学来重新奠基科学,就必须回到原初的生活世界。胡塞尔把“朝向事情本身”当作现象学的总纲,就是希望在“历史的还原”之后重新找回遗失的“生活世界”,理性的理想也许在这里可以得到挽救,危机可以克服[3]。
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论构成了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旨趣,成为胡塞尔之后每个哲学流派不约而同的任务。现代哲学从对超感性本体的迷恋到对完整人的关注,不仅是价值维度的变化,也是哲学主题的重大更换。它反映了现代人在经历了精神迷惘与困惑之后,努力寻觅失落的精神家园及摆脱生存困境做出的努力。问题是,令胡塞尔和其后的哲学家们忧心忡忡的“欧洲危机”,真的可以通过生活世界的各种解说或生活世界的回归得以化解吗?
二、无法“化解”的“危机”
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我们也许真的应该重新审视一下那场世纪之交(19世纪末20世记初)的所谓欧洲危机。19世纪末物理学的三大发现(电子的发现、x射线的发现和放射性元素的发现)的确强烈震撼并动摇了近代科学理论的根基。物理学曾经“一览无云的晴朗天空”刹那间乌云密布,人们发现,在科学及常识司空见惯的宏观世界之外,似乎还存在着一个微妙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微观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是已有的理论无法解释的,而且也是惯用的思维方式无法接受的。微观世界窗口的打开迫使人们不得不放弃惯用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重新审视被我们称之为客体的世界,反思我们和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传统的科学世界观受到了挑战,伽利略以来科学家力求“纯粹”的客体诉求已经遭到了质疑:那种离开人的主观视域的科学能否成立?20世纪初,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在两个著名实验的启示下(黑体辐射实验和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分别创建了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支柱———量子力学与相对论。与此同时,心理学领域也随着弗洛伊德理论的形成完成了自身的革命。危机重重的近代科学在新的世纪里似乎找到了新的生长点,它的方法论意义不仅是以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4](P8),同时也是科学发展坐标系的自我校正。传统科学世界观把对象的客观存在当作自明性来理解,因此把科学的任务规定为对象性的客观把握;今天的科学世界观则把对象的规定性作为理解对象的首要条件,它不仅要考虑对象的存在,而且更要在规定了的存在中审视存在的规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开始被放在与人相关的位置上加以考虑。理论科学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完全有别于以往的新的科学理念和新的科学世界观。可见,欧洲科学危机不仅引起了哲学家的警觉,而且也唤醒了科学家的自觉。现代科学,就是这种自觉的产物。
欧洲科学危机的化解的确没有等到(实际上也不需要)胡塞尔为科学奠基工作的完成。在欧洲哲学史上,胡塞尔为科学建造哲学的努力有着标志性意义:此后的哲学开始自觉地被“挤出”科学的领域。在欧洲独有的“哲学科学情结”主旋律中,胡塞尔结束了最后一个乐章的咏叹。但胡塞尔关于“欧洲危机”的警示绝不是空穴来风。20世纪欧洲的人性或精神危机,的确是伴随基督教精神的幻灭,伴随着理性光环的陨落而产生的。失去信仰和理念的社会当然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不仅是作为个体的人,而且包括整个社会也似乎不再关注人、人类及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问题。技术、市场和与其相伴的功利充斥着社会周边的角角落落,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成为精神麻醉的最好良药。只有自觉担当人类精神引导者的哲学家,才会意识到“无路可走”的危机,才能自觉地承负起重新开启历史,唤醒人类精神的使命。胡塞尔作为一位时代的哲学家,就是在这种理论自觉的感召下,希图以严格科学意义下的哲学的筹建,完成历史对哲学的托付。生活世界理论,既是对迷失了的人性回归的企盼,又是对坍塌的理想与理性的重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诠释这种危机。从今天的角度上看,这场危机与其说是欧洲科学危机的产物,不如说是由科技革命所导致的现代性的后果。不是由于科学的危机导致了人性和人的精神失落,恰恰相反,是科技的进步引发了生产的失控及产品的相对过剩,后者又在市场经济的无序状态下,导致了传统社会秩序的破坏。近代欧洲高扬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导致了西方科技发展和物质文明的昌盛,但它同时也造就了欧洲文明的危机:市场经济彰显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独立性”[5](P104),而这种带有明显功利主义的独立性却又导致了人的价值迷失和精神家园的失落。弥漫于欧洲社会的经济萧条和日渐浓烈的战争阴霾,更加在人的痛苦、困惑、迷惘和彷徨中强化了这种危机。这正如张汝伦所言,现代西方哲学,既是这场危机的“忠实记录”者,又是以“凄厉警号”第一个报鸣这场有可能导致世纪危机的预警者[6](P7)。作为一位时代的哲学家,胡塞尔的理论当然会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胡塞尔过于相信“先验意识”所具有的普遍和固定的结构,认为唯有这种结构才能支配和主导“生活世界”的内在呈现。因此,他把哲学的使命理解为如何以“现象学还原”为手段,回到“先验自我”的立场上去发现意识结构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他还是沿袭了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路,把“纯粹的主体性”追求当作理性的终极,把前科学世界即生活世界的回归当作这种追求的唯一通道。这绝不是安东尼吉登斯所描述的“设计错误”或“操作失误”[7](P134),而是在把人视为“单向度的人”的传统思维惯性支配下得出的必然结果。当社会不再陶醉于现代化的成果,而开始进一步反思现代性后果的时候,就不能再用已经流于世俗的传统来解说这种危机了。
“科学危机”也罢,“现代性后果”也罢,20世纪的钟声昭示人们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今天的社会,毕竟已经“换了人间”。在时代的交接点上,哲学总是以否定的形式完成自身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因而也显露出两个时代精神的碰撞与对接。现代社会已经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传统社会中一切有碍于今天发展的精神残余,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多元标准、因而是可以多重选择的社会,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伦理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部内容,不可能再被充填在一个模式中。个性的追逐成为社会的时尚,社会也因而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尽管是通过对传统哲学的突破开辟了哲学的新视域,表达了现代哲学的一种新的求索方式,但从根本上说,生活世界的理论还是在以一种方式解释着这个变动的世界,以一种追求来满足人日益显露出来的多重需要,以一个终极的设定完成哲学体系的完备性和科学性。然而,“构成社会世界的系统和人类活动的复杂性”不是以一个先验主体性的设立与追逐就可以得到解决的,“正是在现代的条件下,自我实现对自我认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个人的伦理”将对传统社会具有普适性的伦理规范进行毁灭性的冲击,并且将在社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7](P137)。人的多样性、多重性和多元性特质不可能再受制于传统社会的规范,不可能再把传统理论的框架当作人的最终阈限。这场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现代化人的改观与传统理论滞后的冲突,是人的多元化展示与传统思维所不容的矛盾。无论人们是何等的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变革的时代还是以它自身的变化预示着传统西方的没落。因此,仍然站在传统立场上,希望通过先验的“生活世界”回归的途径找到至纯的“主体性”,并以此来化解或从根本上消解欧洲危机的哲学旨趣是无法演化为现实的。胡塞尔以后的哲学,基本上放弃了传统认识论路线而力求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解释中,寻求哲学的时代生长点。任何一种危机都不仅仅是危亡的信号,它同时更可能是新生的起点。先验现象学对危机的预警自有它的道理,但“化解危机”的理论失败,却在殚精竭虑探求更为精致化的体系中,奏响了传统哲学挽歌,宣告了形而上学的终结。
三、哲学的憧憬与失落
任何一种关于未来的憧憬都是以今天的某种失落为前提。哲学的憧憬既是对人类理智的一种鞭挞,又是对自身的一种追问。世界是人的世界,哲学是人的学问,因此大写的人才是哲学永恒不变的主题。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总是以“问题”的方式浓缩了哲学的主题并做出时代的界说。生活世界的理论能够在20世纪引起广泛关注,是由于这一问题既衔接了传统哲学中哲学主题的基本理路,又开启了现代社会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这一现代哲学的新视野。众所周知,古代哲学“本体”的追诉是“人”求其“本”愿望的展开,而近代哲学关注的则是这些理论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怀疑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延展了人的理性,怀疑这些方法能否真的满足人这个世界主体的需要。笛卡儿主体观念的确立有着划时代意义,它使哲学的重心移到人的身上。要想认知对象,就必须将人“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占据绝对中心的主体———理性的主体;另部分是由主体设立的、但一经对象化即为主体造成重重障碍的被叫作客体的东西。当人把自己确立为一个知识出发点的主体时,也就把世界作为自己之外、与自己相对的客体了。知识的任务转换成如何达到和认识客体。在人的问题上,经验论和唯理论做足了文章,知识论话语体系中,理性的价码被越垒越高。理性不仅成了人与万物的根本区别,也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尺度。哲学进入了理性独断的阶段。
哲学对理性的这种自信有多少科学的依据?被休谟“惊醒”的康德开始了他的里程碑式的深思熟虑。理性的表征是认识,文明的涵盖却还有善,有美,有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因此,康德的问题不仅仅是“认识何以可能”———这只是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的一种拷问———要想对人类理性进行全面考察,必须追问的应当是“文明何以可能”而不仅仅是知识何以可能。但另一方面,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却招致了黑格尔的批判也引发了胡塞尔的质疑。其结果是近代史中,黑格尔索性以绝对精神为实体,塑造出精致得近乎尽善尽美的唯心主义体系,把人的追求与渴望诉诸于绝对精神的复归;现代史中的胡塞尔则把目光瞄向了笛卡儿的“我思”,通过现象学还原等手段,在破斥形而上学的同时恢复主体性权威,并且寄希望于“原初被给予的”生活世界能修补传统哲学已无力支撑的理性天地。笛卡儿和康德把人变成了理性思维的主体,胡塞尔则进一步使人变成了“纯粹自我”。哲学关于“生活世界”的美好憧憬,又一次沉沦于传统的失落之中。憧憬与失落的无限循环构成哲学生生不息永恒的链条。
它似乎在描述着这样一种规律:一经变成现实的理想就必然是一种理想的失落,而要想重新编织理想或哲学憧憬的故事,就必须重复这个故事的开端。按照赵汀阳先生的解释,这个世界是一个“说出来”的世界,我们也许会比前人说的更准确,但却不会比前人说的“更有意义”[8](P75),所以才有了今天“迷途知返”的聪明之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哲学家以哪种方式“说”这个世界,而在于我们能否首先确定“说世界”的哲学家的位置。知识论语境下的传统哲学家是站在“天上”去诉说这个世界的,因此理念的精致、主体性的至纯、体系的完美都与理念、主体和体系的设置者无关,这种定位当然会导致“无人身理性”的泛滥;而现代哲学则把“在途中”作为哲学家定位的参照,认为任何哲学都是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与思想者的缠绕在传统哲学那里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如何解开这个哲学之谜是现代哲学的当下任务。要想厘清思想与思想者的关系,就必须认识语言在哲学和哲学表述中的意义。现代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其深层含义就在于此。无论是把语言视为“存在的家”的海德格尔,还是斥责传统哲学“语言越轨”的维特根斯坦,在关于语言意义或语言结构的解析中,都有一种由于身陷其中而不解其意的烦恼与困惑。“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却不在”[9](P3)的发问,揭示了倍受折磨的理性的深层痛苦,它不仅来自于哲学的自我反思,而且来自于哲学家自我观照和自我定位的深层思考。黑格尔说:“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超出他的皮肤。”[10](P7)哲学慧眼在观照世界的同时,似乎也应当反观自身,反观以特定方式存在着的哲学家的位置。时代哲学构建的第一要务,应当是关于哲学家自我定位的思索。这也许是我们架设未来哲学憧憬过程中,最应考虑的问题。
四、结语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好像永远与危机相伴随。处于危机中的哲学家以更为凝重的沉思思考着哲学的历史责任,因此也产生了更为深邃、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哲学。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或哲学运动能使现实社会在“危机”面前转危为安。哲学的性质规定了它必须把社会危机底层所蕴含的精神暗流作为批判对象,任何一种危机都以社会具体层面矛盾的激化为特点,是现实生活的急剧变化导致了现实方面的危机。它必须以各种具体科学的发展作为化解自身矛盾的基本手段。因此在传统哲学中,那种力求站在时代的前沿索求解决危机的万能良药、寻觅化解危机一劳永逸的方法,是无法实现的。现代哲学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社会危机面前,哲学和哲学家扮演的角色是“危机”的预警者和解释者,而不是化解危机的直接参与者。今天的时代是一个“英雄引退”的时代,由一位哲学家“造就”一个时代的古老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神化。在社会危机面前,哲学的意义在于它点燃了具体科学反思自身的智慧之火,催熟了危机中潜在的新生力量。哲学铺就的“问思之路”,从来就不是以问题答案的求索为目的,但它必须以自身的警觉提醒人类理性,告知危机的可能并对其加以深层解释。
对于我们来说,生活世界理论或现象学的意义,不在于他怎样解释了欧洲危机的渊薮,不在于他对于这场危机的化解提供了怎样有益或无用的探索。生活世界理论之所以在今天仍然生机勃勃,其根本之处在于“让精神的不死鸟重新站立起来”的深情企盼,在于“朝向事情本身”的豪迈呼唤,在于“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却不在”的那种深切得近乎悲壮、雄浑得有些苍凉的发问,在于对于千年“遗忘”的悲怆与“祛魅”的激情渴望,在于对“苍劲者”“此在”的讴歌,更在于对哲学“无知无路”的那种苍凉孤寂的感受。一句话,“生活世界”昭示的是一种哲学的“气”与“势”而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一种答案。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哲学深深的眷顾,既是对今日“遗忘”“失落”的痛悔与厌倦,又是对昨日曾有过的憧憬的再识-哲学无路,然而又确在无路之途中探求着行路的方法。这也许是生活世界理论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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