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目前，中国经济逐渐步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传统要素驱动下的发展模式在经济“新常态”下面临重大挑战，“三农”问题更是现阶段面临的最突出经济发展问题之一，其核心症结在于农民收入水平的长期滞后。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连续11年的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把农村发展问题提上重要日程，折射出最高决策层重视农业、体恤农民、改善农村生活、破解“三农”问题的执政理念。截至2013年全国大约有2．7亿农民工，月均收入2609元，占农民人均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措施就是提高农民工收入，而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增强其职业技能和提高收入水平的动力源泉。但至今，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三农”领域的人力资本水平仍然比较落后。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如何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最迫切的难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劳动力质量对宏观经济增长和个体收入影响研究的新思路。纵观学术界关于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整体水平比较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三个维度。目前，国内从学理上对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日趋成熟和完善［1］［2］［3］，测算出的中国人力资本存量日益精确和更具参考性。但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普遍偏低，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4］［5］［6］。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来看，已有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7］［8］［9］。从既有文献来看，关于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成果已比较丰富，且关于何种人力资本投资类型更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及其回报率始终是研究热点。然而，考察职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特别是讨论职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的研究更加欠缺。就现实而言，研究职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对提高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和制定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实证分析，检验职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的重要性。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一是运用Heckman(1979)的样本偏选择计量调整法，对农民工样本数据进行劳动参与决策Probit估计，有效降低实证偏差［10］;二是实证检验职业培训对不同年龄的农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继而探析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
二、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一)模型设定
明瑟(Mincer，1974)提出的Mincer收入方程是研究教育对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影响的经典理论模型［11］，其基本形式如下:lnYi=α0+α1SCHi+α2EXPi+α3EXP2i+ei(1)其中，lnYi为个体工资Yi的自然对数，SCHi为个体i的受教育年限，EXPi为个体i的工作经验年限，EXP2i为个体工作经验年限的平方，ei为随机误差项，α1、α2、α3分别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方程(1)是Mincer收入方程的标准式，可以很好地反映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对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但无法体现职业培训在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职业培训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加入年龄、性别、技能证书等控制变量，并对相关变量进行换算处理，将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降到最低，建立的新方程式如下:lnYi=α0+α1TＲ+α2SCHi+α3EXPi+α4EXP2i+δφXi+ei(2)其中，被解释变量Yi为农民工个体小时工资的自然对数;TＲ为虚拟变量，农民工个体曾受过职业培训的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SCHi为受教育年限;EXPi为农民工个体的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二次方EXP2i表示工作经验收入回报呈递减规律;Xi为年龄、性别及技能证书等控制变量的列变量;δ为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δφ为其转置。农民工小时工资收入由月平均工资/(工作天数*每天工作小时数)换算得到。受教育年限无直接数据，本文把未受过教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职高及技校、大专分别相对应的受教育年限界定为0、6、9、12、13、14和15年。工作经验通过个体出生年份减去第一次参加工作年份得到。年龄、性别和技能证书有直接数据，其中性别(男性=1，女性=0)和技能证书(有技能证书=1，无技能证书=0)均采用虚拟变量表示。本文重点关注的变量是TＲ和SCH，而EXP、CEＲ、SEX、AGE等与农民工收入有直接联系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由表1可知，备选解释变量EXP、CEＲ、SEX及AGE与被解释变量lnY之间均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我们也能看出TＲ与SCH、EXP、CEＲ等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性较小，从而可以较好地避免模型中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文求解模型的基本方法是多元回归分析法。首先，对原始被解释变量Y进行对数处理，得到其对数指标lnY，消除量纲和偏态对变量的影响。其次，若直接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回归，极有可能导致系数的有偏估计，造成回归结果与修正后的偏差较大，即出现实证回归中常见的选择性偏误问题。本文运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样本出现有偏选择情况下的计量调整方法，分两步实现模型的回归:第一步，以农民工平均小时工资的自然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对农民工样本数据进行劳动参与决策Probit估计，确定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决定因素并得到逆米尔斯比率λ;第二步，用选择性的农民工样本数据将λ带入明瑟方程进行OLS估计。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使用数据均采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数据库在珠江三角洲九市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结果，样本量分配以外来人口在这些城市中的人口比例为依据，控制性别、行业和地区分布，共发放问卷1806份，回收有效问卷1766份。接受调查的个体为15－64岁的非全日制本科学历及以下的打工者，排除了在校学生、家务劳动者、退休人员和无劳动能力者。在全部1766个样本中，从外来务工人员的户口性质来看，农业户口有1392人，约占样本总数的78.8%。从是否受过职业技能培训来看，受过技能培训的有434人，约占样本总数的24.6%。从拥有技能证书的状况来看，拥有技能证书的农民工有627人，约占样本总数的35.5%。从教育层次状况来看，初中学历所占比重约43%，在受教育层次中占比最高，而接受过职高及技校教育的仅为2h15%。就样本整体而言，外出务工人员大多为农村人口，具有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缺乏一技之长及企业对其培训度低等特点。本文着重考察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培训对1392个农民工样本(农业户口)收入差异的内在作用机理。根据数据库特点，我们认为采取平均小时工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更加精准，即月平均工资/(工作天数*每天工作小时数)。在农民工样本中，平均每月工资收入为1566.8元，平均每天工作9.16小时，平均每月工作26.4天，平均每小时工资为6.95元。首先，以是否接受职业培训分为两组，分析各变量在不同组别的分布情况。接受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样本的22.92%，远远低于未接受职业培训77.08%的比例。其次，以农民工年龄(就业年龄段内)分为青少年组(16－25岁)和中青年组(26－60岁)，分析各变量在不同组别的分布情况。其中，青少年组占农民工样本的50.39%，与中青年组占比基本持平(如表2所示)。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总体回归结果分析
在方程(2)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剔除相关控制变量，运用Stata12．0软件分析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然后依次增加技能证书、年龄及性别等控制变量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模型1是以加入职业培训(虚拟变量)为重要解释变量的典型明瑟收入方程，解释变量包括职业培训、受教育年限及工作经验。模型2加入了技能证书为控制变量，分析其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模型3则加入了技能证书、年龄及性别为控制变量，分析其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加入技能证书、年龄及性别为控制变量，职业培训、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因此，本文选择以模型3为基准进一步分析明瑟收入方程。回归结果显示，职业培训、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技能证书、性别、年龄等是影响农民工收入的重要因素。职业培训(TＲ)和受教育年限(SCH)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即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比未参加职业培训的收入水平高。由于农民工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初中水平及以下的占农民工样本的61．9%)，而职业培训能弥补其文化程度低的不足，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可大幅度提升企业的收益率。然而，从回归系数观察可知，职业培训系数是受教育年限的近1．8倍，职业培训比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更为显著。
(二)按年龄分组的回归结果分析
为考察职业培训对不同年龄段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差异，本文将全体农民工样本分为青少年组(16－25岁)和中青年组(26－60岁)，分别对模型做进一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表4回归结果中给出的估计值和P值表明，农民工的各人力资本特征对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模型4、5整体都非常显著，职业培训对青少年组和中青年组均具有正面影响，且在统计上都为正显著。青少年组的职业培训系数(即职业培训回报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而中青年组职业培训回报率则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青少年组的职业培训的收入回报率为12．04%，而中青年组的职业培训的收入回报率为8．51%，青少年组职业培训的收入回报率比中青年组高近42%。其他各变量对不同年龄段农民工收入存在不同程度影响。与中青年组相比，青少年组职业培训的收入回报率更高，这也正是企业更愿意培训年轻员工的重要原因，因此职业培训是企业采取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有效措施之一。本文认为职业培训对青少年组和中青年组的农民工收入水平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包括农民工自身禀赋、人力资本存量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首先，从农民工自身禀赋角度看，青少年组大多为刚辍学的年轻群体，90．87%的农民工为未婚群体，为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场所、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有更高的要求，具有追求经济、身份和社会交往等目标。他们处于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弱势边缘地位，对工作的积极性比较高，具有胆大、自信、创造力丰富及接受新知识和新技能较强的特质。对他们而言，职业培训能提高其自身技能，是支持其向更高层次流动的阶梯，他们更迫切地需要企业能提供职业培训的机会，企业也愿意投入更大的人力资本培训更年轻的农民工。而对中青年组来说，80．34%的农民工为已婚群体，其生活压力相对偏大。虽然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及操作实践技能，但学习新技能的能力及意愿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对中青年组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的意愿。其次，从人力资本存量角度看，就受教育年限而言，青少年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中青年组。从技能、工作经验及资历等方面考虑，青少年组的新生代农民工则逊色于中青年组的农民工。相对于中青年组的农民工而言，青少年组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与精神享受需求高等特征，接受新事物、新技能、新理念的能力较强。基于经济快速发展，青少年组的新生代农民工更能适应我国多变的经济形势，人力资本存量更偏重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接受新事物快、技术革新能力强及家庭支持等因素。最后，从社会资本角度看，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大多数企业越来越倾向招收年轻、肯吃苦的年轻工作者，一些服务行业及生产制造行业对工作者的年龄、性别和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对来说，青少年组比中青年组农民工有更多的机会接受企业提供的职业培训。职业培训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岗位技能和生产效率，促使其从原来的临时性、辅助性工作岗位上升到核心岗位，增强其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报酬的增长，实现职业地位的提升。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珠江三角洲九市外来务工人员中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人力资本投资类型及年龄等方面详细探讨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职业培训增强农民工的素质、技能能力及创新能力，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对农民工收入最为显著。随着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收入回报率都有显著的增长。工作经验与农民工收入水平呈倒“U”型关系。获得技能证书的农民工更容易找到工作，其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也比较显著。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歧视，设定的性别(SEX)虚拟变量(男=1，女=0)也显著，表明企业选择用工时更加偏重于男性。为更加明确职业培训对不同年龄段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我们以不同年龄段进行分组实证分析后发现，职业培训对青少年组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在农民工收入结构上，受教育程度发挥着基础和先导作用，职业培训则是影响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二是职业培训对青少年和中青年农民工收入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对青少年组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更为显著。青少年组的农民工为刚进入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社会交往及个人价值实现等有着强烈的渴望，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的直接目标是培训满足企业所需的技能型劳动者，使青少年组的农民工逐渐从原来的临时性、辅助性工作岗位转移到核心岗位，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热情，增强其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报酬的增长。就现实而言，有些企业并不情愿招聘刚毕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而更愿意雇佣经验丰富的中青年农民工群体。但企业培训更加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能提升企业收益率空间，促进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企业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民工和企业的“双赢”。因此，企业应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愿望。针对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三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唤醒新生代农民工对基础义务教育的重视。2006年6月29日修订通过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06年9月1日起施行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经过2年的过渡期后，于2008年秋季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名副其实的义务教育。但不少农村地区的青少年仍过早辍学，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对基础义务教育的重视不够，不少农民工认为上学无用，不如尽早务工赚钱养家。因此，政府应加大宣传基础义务教育的重要性，保证每个农村青少年接受最起码的义务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第二，倡导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入，创造更多的职业培训机会。职业培训对农民工生产效率提高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通过职业培训，企业不仅可以大幅度提升生产效率，而且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增加工资收入、增强就业竞争力及实现职业地位的提升，从而实现企业和农民工的“双赢”格局。因此，企业应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力度。第三，搭建职业培训多元化、开放式平台。政府应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农民工流入地政府针对地方企业特点，开设具有无门槛、全免费、实用性强及丰富多样化的职业培训课程，不仅为他们提供培训机会和就业指导，还帮助其职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职业规划。更为重要的是，为农民工搭建社交网络平台，扩大其职业交往的社会范围，摆脱原有的交往“内卷化”模式(只限于同乡、同层次的交往)，为其职业发展和融入就业城市提供社会资本支持，这也有助于社会持续安定。
作者：李中建 金慧娟 单位：郑州大学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