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唯物史观的核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波普尔曾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假想敌之一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说，对于特定事件的预测，就是从两种前提演绎出描述该事件的命题，即具有自然规律性质的全称命题和关于该特定情况的特定命题(称为“原始条件”)。我们必须根据普遍规律并借助原始条件而演绎出我们的推断。原始条件通常被说成是该事件的原因，而该推断则被称为结果。如果那些普遍规律经过严格的检验而被确认，并且原因有可靠的证据支持，那么，这样的因果解释在科学上当然是可以接受的。虽为波普尔所否定，但唯物史观即是波普尔意义上的“普遍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构建的唯物史观，特别是这史观的核心，即马克思关于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这一根本观点，即使是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是仍然“活着”并可继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连波普尔都承认“马克思对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强调经济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确是眼光独到，可以说完全扭转了先前历史学家的观念”。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只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理论，更是一种历史哲学，是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既是唯物史观形成、问世的标志性著作，也是“世界历史”思想得到比较全面阐述的代表作。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与唯物史观同步诞生的，它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和解释历史的结晶。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从地理大发现、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商品贸易的扩大、世界市场的建立和资本的扩张等方面详细说明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另一方面又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出发，考察了社会生活的整体联系，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进而发现了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化趋势，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揭示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入手进行分析，他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而“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了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商品流通的加速和工业资本的聚集，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世界市场的建立拓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并且“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正是由于“闭关自守”的国家和“自给自足”的民族被消灭，世界各国和各个民族在各方面将形成一个“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的整体。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马克思上述分析表明，世界历史是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世界历史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相伴随的一个必然的社会历史过程。世界历史的产生遵从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而其进一步演化和发展也只能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世界历史产生和发展有着必然的历史趋势。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也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世界历史虽由资产阶级开拓，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具体化表现，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根本矛盾，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将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它极不相容，其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终将炸毁整个资本主义大厦，并迎来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人类的彻底解放指明了道路:“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生平的两大重要发现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根据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出了历史经由各民族分散的历史转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再进入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的前进路径，但任何伟人都不可能给历史的发展制订出精确的时刻表，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度比较乐观，但是晚年也修改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历史规律并不能替代历史实践。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历史实践的发展，除了受制于唯物史观这条冥冥之中自有的规律之外，还必须受制于丰富的、不断变化的“原始条件”。这些“原始条件”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流淌的，它汇合了无数条支流和暗流，夹杂了无数颗岩石和细沙。再伟大的人，即使是天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能数得清楚这些支流、暗流和岩石、细沙。不过，我们作为后人来幸运的是我们不但承袭了作为历史真理的唯物史观，更是站在了伟人的肩上，伟人逝世一百多年来所没有看到的，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了历史。我们有条件来条分缕析历史中的支流、暗流和岩石、细沙，并根据唯物史观交出我们的答案，以留待将来的历史予以检验。
二、自由市场:精心设计的国家行为的产物
生产力是一种活的因素，它的发展具有一种冲破民族、地域的冲动。在资本主义时代，在生产力的帮助和推动之下，历史进入了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是在市场经济中运作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自由只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资产阶级摆脱了封建经济中“人的依赖”关系，使其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并谋取到巨大的利益。市场经济的诞生是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步的。“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民族”，［7］32也即民族国家。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确认，而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架构也建立起来。市场经济是经济基础，民族国家是上层建筑，共存于一个时空中的它们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张力。从表面上看，市场经济与民族国家不是同构的，市场经济是超民族的，市场代表的是一种外向和开放的力量，民族国家代表的是一种内向和保守的意志。市场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市场的眼睛里只有金钱。而民族国家却是以邻为壑的，它认同的只是同一种语言、同一种肤色、同一种历史。对于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信奉者来说，民族国家似乎是一种没有实际根据的“想象的共同体”，即使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市场也是一种不得已的恶。对于他们来说，民族国家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多多少少属于一种异己的力量，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这种对于市场的盲目信仰是没有历史依据的。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7］29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互动关系的理解是敏锐的。他准确地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但是，马克思虽然发现了唯物史观这个历史真理，却没有办法推算出资本主义世界以后每一步的发展，他在19世纪谈论“国家消亡”这个命题时，虽然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但是不能不说在实践上还为时尚早。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的大失败”。我们作为历史的后来者，有幸看到，在马克思身后，民族国家的“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是其政治建构又经历了巨大的转型和发展: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上来说，资本主义从自由放任时期进入到国家垄断时期。在19世纪及以前，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相信自己执行的是某种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这样一种角色是建立在一种政治与经济的区分的假说之上的，这一假说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摆脱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支配和暴力占有的历史意志。卡尔·波兰尼就指出，在历史上，“正是持续性、集中性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干预主义的急剧增长”打开和维持了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市场“是精心设计的国家行为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政治权力从来就没有清高地远离市场经济的铜臭。当资本主义体制在继续发展上面临深层次的问题时，政治权力对于经济领域的操控于是顺理成章地更上一层楼:在漫长的19世纪，那种政治与经济相互分离的早期资产阶级诉求逐渐地转化为国家和超国家体制对于市场经济模式本身的塑造。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认为政治的基础来自经济领域，但从来不会盲目地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者清醒地看到了政治对于经济的强大反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即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交换转化和互相塑造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政策输出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英德等国对福利制度的尝试，到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进步主义和新政改革，直到二战后风起云涌的福利国家建设，那只“看得见的手”终于由幕后明目张胆地伸到了前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但没有终结，甚至可以说刚刚开始。抽象地说，民族国家要去维系“自由”和“民主”两种价值。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为“自由”代言，而宽泛意义上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则为“民主”请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算是宽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自由”守护的是个人的“消极自由”，它要防范的主要是来自政治领域的强权，这种“自由”最活跃的场合是市场经济。“民主”主要体现的是“积极自由”，它要达成的是政治性的集体行动，它的操作机制是全民普选制、代议制和政党政治。“自由”和“民主”分别向两个方向上撕扯着资本主义体制。民族国家必须在它们之间小心地保持平衡。19世纪，西方主要民族国家守护的是“自由”，对个人自由造成威胁的专制君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处处防范的是“多数人的暴政”。当时的政治即便不是贵族政治的话，起码也是精英政治。1832、1867和1884年英国的三轮议会改革不可逆转地开启了资本主义世界大众民主和政党政治的进程。大众民主是对觉醒的民众参与热情的政治吸纳，政党政治也初步实现了各个阶层的利益整合，作为政治输出的公共政策也逐步并坚定地进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分配和再分配等各个领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无产阶级必须要靠“工人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才能争得“民主”，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采取“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失。10．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生产结合起来，等等”政策方案。《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六十多年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但是马恩当年开列的措施却实现了不少。资本主义自觉地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了强制性的干涉，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民族国家在政治上的调整和加强。民族国家挽救了资本主义。
三、民族国家:全球化时代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在马克思及其之前的时代，民族国家正在寻求并构筑一道边界来分隔内外，它在对外的维度上极其活跃，作为本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积极从事殖民、侵略活动并相互为战;在马克思及其之后的时代，民族国家的内在维度发育并成长起来，它由原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消极守夜人，扮演起更加积极的角色。资本主义的“民主”逐渐被引入上层建筑，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的缓和。“自由”和“民主”在民族国家的疆域内寻得了暂时的平衡。民族国家以疆界来区分敌我，并在疆界之内创造出一种虚幻的共同利益，以模糊和掩盖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民族国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想象的共同体。但是，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它的想象力不是没有边际的，它对于经济基础的调控能力也是有限度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其中最为活跃的生产力以及围绕生产力所结成的生产关系，并不会安分地被民族国家划地为牢。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以来，全球化大大加速了。就此之前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来说，可以概括为:全球化催生、明晰、强化了国家主权。可是在这之后的时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却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色，之所以如此，是两个时段的全球化的差异造成的结果。前一时段的全球化是国家间经济的全球化，掌控全球化的是特定国家内的经济行为者和具体的经济制度，“国际流动的主要内容是世界贸易，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自然资源为原料的制造业上”。［14］54现阶段的全球化是“超国家经济”的全球化。这种超国家经济以跨越政治边界的大规模的货币和资本流动为特征。一体化的全球金融市场每天使几十亿美元转移于全球各地，通过其对外汇、利率、股票市场、就业水平以及政府税收收入产生的冲击而对各国经济施加影响。从这种超国家经济中产生的最明显的制度形式就是跨国企业。自1950年以来，国际贸易急剧增长，但跨国企业的产值现在超过世界贸易值。强大的跨国企业能够跨越政治边界转移投资、控制技术转让条款并通过谈判与有关政府达成于己有利的税收和补助协议。全球商业战略本身由于信息技术及电信方面的根本变化而得到增强。投资、技术、通信以及利润的跨国界流动通常被视为对民族国家的全球挑战的最明显表现形式。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已经使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由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进化到全球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新政”而兴起于欧美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开出的“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药方正是在经济学上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辩护。它要求民族国家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边际税率，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并放松政府的管制。全球资本主义对于民族国家的要求，将导致民主和福利的全面退化，并使民族国家退回到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处的野蛮资本主义时代。但是，现在的民族国家无法拒绝全球资本主义的蛮横要求，并且它自身也正成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全球资本主义使得一系列国家及其迄今为止的社会秩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全球资本主义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以抽走资本相威胁，迫使政府大幅度减少税收，提供数十亿的补贴，或者无偿提供基础设施。在世界范围内，资本所有者和财富占有者在国家为完成任务而筹集的资金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减少。另一方面，全球资本流动的指挥者不断向下压低本公司缴税职工的工资水平。而工资率，即工薪人员的薪金在社会财富中所占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在下降。全球资本主义的贪婪和鲁莽，几度陷世界于无秩序的危险之中，并不断引起金融和经济危机。民族国家内部一度达成的“自由”与“民主”平衡遭到了破坏，虚幻的共同利益终于破裂，资本主义社会重新集结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2011年从美国走向全球的占领运动正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抗议者喊出我们都是99%的口号，以表达对“贪婪资本主义”的不满。但是源起于华尔街的占领运动，却无法得到媒体和政界的重视。事实上，民族国家坐困于疆界之内，面对全球流动的新资本主义实在是鞭长莫及。全球资本主义呼唤超国家的全球政体。经济的全球化只有伴随政治的全球化，才能重新找回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但是，民族国家的本质上是一种内向和保守的意志，政治的全球化就是民族国家的消亡。现有的初级形态的全球政体，如联合国、世贸组织等，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架构的。在这样的全球政体内，民族国家时时刻刻都会成为威胁全球政体的桎梏。例如，欧盟作为一种由民族国家相互让渡主权而形成的超国家政体，历来被当作全球政体中成功的典型。但是，近来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撕开了欧盟的一道大缝，欧元区的存废已经成为讨论的话题。欧盟有崩解的可能性。欧债危机最典型地表现了现有民族国家框架内组建全球政体的不可行性。至于学术界谈论和炒作的绕过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则更是纸上谈兵，尚未见到切实的可行性。
四、重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共产主义是全球化的最终前景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也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根本矛盾，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将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它极不相容，其引爆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终将炸毁整个资本主义大厦，并迎来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马克思虽然发现了人类历史的根本规律，但马克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定具体的步骤。民族国家作为上层建筑中最积极的那一部分，经历了发育和成熟的过程。民族国家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民族国家的根本使命就是捍卫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为了私有产权，民族国家可以对外冲锋陷阵，争夺阳光下的地盘;为了私有产权，民族国家也可以利用民主和福利制度缓和阶级关系，不至于使私有产权消失于阶级冲突的巨大爆炸中。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由国家间经济进化为超国家经济，并积累起巨大的生产力和发展出新型的生产关系。在超国家经济内，全球资本主义获得了相对于民族国家的优势。全球经济的生产力屡屡被富可敌国并疯狂逐利的跨国公司等经济体造成的危机打断。民族国家也无法处理好内部“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平衡，更无法达成全球治理的政治架构，而且，民族国家本身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在今天这个经济危机挥之不去、债务危机如影随行的时刻，重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我们会感到那个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全球徘徊。
作者：朱玉龙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