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区域发展战略的影响
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体现了当前中国经济尚处于要素驱动型增长的特点，也从整体上对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的存在予以否定。同时，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值得推敲的。①Ｚｈａｎｇ等研究了资源丰裕程度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发现在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中国存在资源诅咒现象，而当考察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的子样本时，他们发现资源诅咒的现象却消失了（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０８：７－２９）。为此，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本文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出台作为间隔，考察区域发展战略影响下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②根据国家政策出台的时间点，将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分别以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为界，进行前后两阶段分析（计量结果参见表３）。
首先，西部地区的阶段性分析（表３中模型一和模型二）。在西部大开发前后两期，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均有正向作用，且作用略有增强。人力资本贡献率提高，这与邵帅和齐中英的结论略有差异（邵帅、齐中英，２００８：１４７－１６０），原因在于西部大开发为最早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政策效应需要一定时期才得以显现出来。科技创新系数由负转正，与开发前期西部的科研投入水平偏低、科技转化能力不强等原因有关。整体来说，在西部大开发之前，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对外开放。而西部大开发时期，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起着整体主要作用，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随后，最后是自然资源资本。
其次，东北地区的阶段性分析（表３中模型三和模型四）。在东北振兴前后两期，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系数值在增大。可见，自然资源资本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显著。物质资本系数值变大，源于在东北振兴的项目推进中加大了物质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系数增大得益于国家对教育扶持力度的增强，也得益于东北地区既有的教育水平。整体来看，在东北振兴之前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科技创新。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期，对外开放仍然对经济增长扮演主要作用，自然资源资本随后，最后是政治制度、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再次，中部地区的阶段性分析（表３中模型五和模型六）。在中部崛起前后两期，自然资源资本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且数值增大。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源资本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效果相对明显化。物质资本的系数变大，可能源于中部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系数均为正值且不断增大，则与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有利于要素流动相关。对外开放在中部崛起前后期的系数值为正且数值远大于其他因素的数值，可见外向型经济在中部地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整体看，在中部崛起之前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政治制度，最后是自然资源资本。而中部崛起时期，对外开放则对经济增长起着主要作用，随后是物质资本和科技创新。
最后，东部地区的阶段性分析（表３中模型七和模型八）。在东部新跨越前后两期，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由正变负。可见，自然资源资本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效果从促进转为抑制。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东部新跨越前期明显要小于后期。人力资本系数和科技创新系数均为正值，与一般性结论相一致。对外开放在东部新跨越前后期的系数值为负且系数值变大，可见对外开放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言，有负向抑制作用。从整体来看，在东部新跨越之前，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科技创新。而东部新跨越时期，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值最大，其次是科技创新，最后是人力资本。
此外，表４显示的是省级层面的自然资源资本系数估计结果。从整体来看（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自然资源对于区域经济增长都发挥着正向作用，即资源诅咒现象在省际层面没有发生。但是，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前后两期的数据显示，不同地区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相异变化。有１５个省份的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始终处于正向作用。其中，促进作用增强的省份有内蒙古、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辽宁、吉林、山西、江西１０个省份；促进作用有所减弱的省份有陕西、黑龙江、江苏、福建、广东５个省份。其余１４个省份的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出现拐点，其中广西、贵州、湖北、湖南、上海５个省份的自然资源资本系数由负变正；四川、安徽、河南、北京、天津、河北、浙江、山东、海南９个省份的自然资源资本系数由正变负。一般来说，尽管从整体区间上没有显现出资源诅咒现象，但自然资本系数由正转负意味着区域经济从资源红利期步入资源诅咒期，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
二、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研究
从两期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传导作用，但这并非是其唯一传导途径。通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我们来考察上述其他控制变量（Ｍ）与自然资源资本（Ｒ）之间的关联情况，进而找出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传导途径。Ｍｉｔ＝ｂ０＋Ｒｉｔ＋εｉｔ（２）我们继续采用上述的分段式分析，通过方程（２）来分别考察各区域前后各控制变量与人均生态足迹之间的关系，以识别其间接传导途径。同时，通过对比分析找出各区域在相异政策背景下自然资源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真正机理（由于篇幅所限，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结果参见文后附表１）。从区域发展战略前期看，西部、东北和东部地区的自然资源通过３种途径促进经济增长。其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处境完全一致。在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以后，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增多，西部地区的间接影响途径有所变化、但没有数量提高。资源禀赋作用的发挥以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渠道最为常见，而物质资本和对外开放的渠道作用仍有待理顺。为更好地反映间接传导途径上各控制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我们将表３和附表１中的系数估计值结合起来进行分析①（具体结果参见表５）。
其一，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在西部大开发前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科技创新、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０．０９１１。西部大开发时期，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物质资本、对外开放有抑制作用，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的为０．０３１７。在西部大开发前后两期，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从０．１８２６变为０．１６９２，均产生了资源红利效应，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其二，东北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在东北振兴前期，科技创新、政治制度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整体上五种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０．００５２。东北振兴时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整体上五种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０．１３７１。综合直接传导和间接传导途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东北振兴前期为０．３１５９，后期则为０．６１１６，都起着促进作用，且正向效果有所提升。
其三，中部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在中部崛起前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政治制度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而科技创新则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０．０４５４。中部崛起时期，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物质资本则有抑制作用，整体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０．０９２２。从整体看，在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前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从０．０２８４上升为０．１９８３，资源红利效应增强。
其四，东部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在东部新跨越前期，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政治制度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物质资本和对外开放均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总的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０．５０１９。东部新跨越时期，物质资本、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和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而对外开放则有促进作用，整体上五种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的为－０．９０９０。整体来看，在直接和间接传导作用下，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从０．９９１０下降到－１．０２８７，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
三、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首先，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在整体上有促进作用，但在区域和省级层面的效果存在差异。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仍持续发挥着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在西部地区有所减弱，在东北和中部地区得到增强。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作用则出现转折。
其次，资源诅咒现象在中国省际层面尚未出现，该结论适用于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时间窗口的整体分析。但就个别省份而言，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出现拐点，意味着其开始步入资源诅咒期。同时，也有一些省份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呈显下降趋势，如果处理不好自然资源与其它变量之间的关系，同样有可能面临资源诅咒。
最后，自然资源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在区域发展战略的影响下，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途径普遍得到拓宽，体现出国家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资源禀赋与人力资本的结合是较为普遍的情况，科技创新则为相对落后区域资源禀赋作用发挥的新途径，而物质资本和经济制度途径则需要进一步理顺和打通。
作者：赵新宇 范欣 单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