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社会变动中的亲属间财产争讼
史学界惯常以“唐宋变革”来描述中国封建社会的剧烈变动，然而，真正发生变革与转型的应是宋代。比如钱穆就认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社会。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实际上，唐宋相连仅具有统绪相承之意义，恰如傅斯年所言：“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同异而立论，则唐宋有殊别。”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亦认识到唐宋差异之处在于：“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代的开始。”。具体而言，与汉唐相较，两宋时期的封建私有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北宋首都东京“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两宋政府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替代了魏晋隋唐以来的均田制，致使作为商品的土地交易频繁并由此引发大量田讼，史称南宋“人户交易田地，投买契书，交争讼界至，无日无之”。漆侠认为：“宋代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继续衰落，而土地私有制则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并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与私有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宋代功利主义思想极度勃兴，宋人一反重义轻利的传统，不再讳言财利，而是争财竞产、争言财利，反对空谈义理。如南宋陈傅良概括功利主义者陈亮的事功思想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南宋叶适则说：‘‘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在上述变革与转型的宏观历史背景下，与汉唐相较，宋代家庭中个体拥有私有财产成分明显增多。如北宋仁宗景占四年春正月乙未颁布诏令明确规定：“应祖父母、父母服阕后，不以同居、异居，非因祖父母(父母)财及因官自置财产，不在论分之限。”蛇。这条诏令可堪称宋代家庭成员拥有私有财产权的革命性宣言。宋代家庭成员在实际生活中的私有财产权利意识大为提升。史载，北宋有处女“蒙首执牒，自讦于府庭，以争嫁资”卷。实际上，随着财产私有权意识的增强，宋代妇女拥有了奁产所有权，宋代“别籍异财”成为社会时尚，而家庭、家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则变得十分淡薄，儒家宗法伦理在现实家产利益纷争面前变得苍白无力而难以收拾人心，亲属间财产争讼如火如荼。北宋天台县令郑至道曾言及宗族内部弱肉强食与剥削压迫：“凌犯宗族，五服之亲，问以服纪，全然不知。我富而族贫，则耕田佃地，荷车负担之役，皆其族人，岂择尊长也?财足以养之，斯役之矣。此皆风俗薄恶，人伦之深害。”"南宋刘宰在谈到当时宗族内部的关系淡薄与财产兼并问题时亦说：“近世礼教不明，民俗日坏，固有幸宗族之衰而启兼并之心，羞宗族之贫且贱，厌恶鄙薄而斥远之，不啻若路人者；有区分丘垄，人自为守，非己分所及，虽耕锄不顾者。’’卷二十三‘洮湖陈氏义庄记’南宋法官吴恕斋在“宗族欺孤占产”判词中痛斥族人、家人全无恩义：“死者之肉未寒，为兄弟、为女婿、为亲戚者，其于丧葬之事，一不暇问，但知欺陵孤寡，或偷搬其财物，或收藏其契书，或盗卖其田地，或强割其禾稻，或以无分为有分，或以有子为无子，贪图继立，为利忘义，全无人心，此风最为薄恶。非特小人，如梁万三、阿曹等之讼而已，甚至儒衣儒冠，亦有此讼，太守甚窃愧之。””实际上，宋代宗亲、姻亲成员间围绕着墓祭族田、私有田宅交易中的亲邻权、家庭财产继承权、妇女奁产权等引发的各种共财、私财之争多如牛毛，令人怵目惊心!宋代家族亲戚、父子兄弟姊妹之间血缘亲情淡薄的一面彰显无疑。对此，宋代文献多有记载。如《琴堂谕俗编》称：“每阅讼牒，见有讼其父族者焉，有讼其母族者焉，又有讼其妻族者焉。”卷上睦宗族《宋会要辑稿》称：“兄弟启交争之患，父子有相怨之家。”。《名公书判清明集》亦称：“近世浇薄，兄弟姊妹相视如路人。”北宋理学家程颐对宋代亲属间的财产争讼根源曾一语道破玄机：“后世骨肉之间，多至仇怨、忿争，其实为争财。”。笔者曾对《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卷四至卷九统计，查明州县自理的户婚田土债负等民事讼案共计185个，其中涉及亲属间财产争讼的案件就高达109个”。换言之，亲属间财产争讼案件的比例占到所有户婚田土债负案件的近59％。那么，面对亲属间的财产争讼，“文学法理，咸精其能”9的宋代士大夫法官们，在亲属间财产诉讼实践中，是如何展现其司法艺术风格与精神呢?
二、宋代亲属间财产争讼的司法艺术风格与精神
面对因亲属问财产争讼而导致的家庭、家族脱序、失序局面，以正名分、厚风俗为己任的宋代法官们，首先采取的是促使财产争讼的当事人接受调处以息讼的办法；其次注重证据定谳事实而依法判决。
(一)宋代法官以儒家人伦情理来调处亲属间的财产争讼
宋代法官饱受儒家礼义经典的长期熏陶，故而主张调解优先，并特别重视儒家血缘人伦道德在调处亲属争讼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宋代法官常常把法庭作为教谕子民、宣布德化、启迪人心的场所，力图构建一个“家家孝友，人人雍和，息事省争，安分循理”20的和谐无讼社会。如南宋建康府上元县县令冷世修对于民有互讼者谕日：“骨肉争斗，非美事也。今以律绳汝，汝终身不可复聚，委曲化以恩义，民感泣，愿息争。””㈣再如，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在知潭州时宣称：亲属间财产争讼，“亏廉耻之节，甚则忘骨肉之恩，又甚则犯尊卑之分”，因此劝谕：“族姻所宜亲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调和。”卷一百劝谕榜再如，南宋法官胡石壁亦擅长寓儒家人伦道德于亲属问财产争讼的调处之中，并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厚人伦，美教化”的社会效果。他说：“当职承乏于兹，唯以厚人伦，美教化为第一义。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以孝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于亲戚、邻里之间，则劝以睦姻任恤。委曲开辟，至再至三，不敢少有一毫忿嫉于顽之意。剽闻道路之论，咸谓士民颇知感悟，隐然有迁善远罪之风，虽素来狠傲无知，不孝不友者，亦复为改心易虑。”具体而言，宋代法官利用儒家血缘情理来调处亲属间财产争讼的司法艺术风格与精神，可概括为如下两个层面。
1．宋代法官通过唤起财产争讼者的宗族认同感和让卑幼拜谢尊长等人伦方法、策略与技术来调处亲属间财产争讼由于作为争讼主体的亲属之间往往具有血缘或姻缘关系，故对于此类亲情案件，宋代法官往往以宗族之恩、血脉之情来感化当事人，激发其宗族认同感，从而达到调处息讼的目的。如南宋李焘在知双•流县时曾处理过一件“仕族张氏子居丧而争产”讼案，李焘以其祖宗的“先训”劝谕张氏的儿子们，并让他们回家反思：“若忍坠先训乎?盍归思之。”结果双方冷静了三天后便要求和解息讼：“三日复来，迄悔艾无讼。”“本案中的祖宗“先训”无疑激起了财产争讼者根源于同宗同祖之感情共鸣与心理认同，使讼案得以顺利调处。再如南宋法官胡石壁在处理奉璇、奉琮两族兄弟之间侵夺财产讼案时，在长达1200多字的判词里引经据典，大讲天理人伦、兄弟之爱与宗族和睦之道，宣称“难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所谓爱者如何?出入相友，有无相资，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持，锥刀小利，务相推逊，唇吻细故，务为涵容，此之为爱”；开晓两位族兄弟“皆是祖先之孙，血气骨脉，自呼一源”，应以祖先为念，摒弃利欲，以共保家业、共立门户；劝谕两兄弟“在前如果有侵夺，私下各相偿还，自今以后，辑睦如初，不宜再又纷争，以伤风教”，在经过一番兄弟之爱的人伦阐l58释和同出一源的宗族教谕之后，最终调处结案，使这两位族兄弟“感悟息争，同居如初”。对于涉及尊卑亲属间的财产争讼，法官则往往通过让晚辈向长辈“伏辜谢过”、“拜谢”、“悔过”等赔礼道歉方式，以挽回长辈的颜面，从而达到调处息讼、以全人伦之目的。如南宋法官胡石壁在处理一叔母讼其侄的财产讼案中，首先“面谕”争讼双方，谆谆教诲以人伦，为全“叔侄兄弟之谊”，让侄子奉秋十一“伏辜谢过”其叔母阿刘，“以平息叔母之忿”如虬；在“因争财而悖其母与兄姑从恕如不悛即追断”判词中，胡石壁让悖其母与兄的李三“拜谢外婆与母及李三十二夫妇，仍仰邻里相与劝和”。再如，在“命继子”阳梦龙、阳攀鳞与叔叔阳锐的立继争产讼案中，法官在依法作出保护命继子合法财产继承权的同时，又考虑到争讼者双方毕竟为叔侄关系，为日后家族的长久和睦计，法官又劝谕胜诉的两“命继子”阳梦龙、阳攀鳞在回家之后，“仰请集宗族、亲戚，卑词尽礼，拜谢祖母、祖父，遵依教训，以坚悔过自新之意”刮。该案法官欲通过晚辈向长辈“悔过”的方式，来取得尊长的心理平衡和谅解，从而固化已经作出的判决。可见，宋代法官主持的调解贯穿于整个诉讼始终，体现了宋代法官推崇并执著于以儒家人伦礼义来调处亲属间财产争讼的司法理念。
2．宋代法官通过躬行儒家人伦情理来感化财产争讼的亲属接受调处以息讼两宋时期，皇帝与士大夫深知士风的好坏最关庶民风化，北宋仁宗嘉袼三年(1058)五月乙酉颁布诏书，希冀为政的父母官们能够率先垂范于小民，其诏日：“朕常患民之好争，而风俗渐靡于薄也，思有以革正之。非吾士大夫躬率以义，而导之于善，则何以哉?使吾细民，何所视效?”。。m“南宋名公真德秀亦认为：若法官“正己之道未至，爱人之意不孚，则虽有教告而民未必从。’’卷十谭州谕同官咨所以，在宋代史料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极为有趣但绝非装腔作势的司法策略与方法：即当职司法官员常因自己治下有太多亲属争讼而自责、懊悔与愧疚，展现了宋代法官以儒家人伦“亲和力”来化解亲属间财产争讼的司法艺术风格与精神。南宋法官胡石壁在“叔侄争业令禀听学职教诲”的判词中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当职德薄望浅，不足以宣明德化，表率士风，而使乖争陵犯之习见于吾党，有愧于古人多矣!”南宋赵与欢知安吉州时曾调处一寡妇诉其子不孝的争财讼案，赵与欢“留之郡听，给馔，俾亲馈，晨昏以礼，未周月，母子如初”。。赵与欢以自己亲身对儒家“孝”道品行的践行，使不孝子心灵顿悟而息讼。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法官刘公珙在建康审理一起叔侄争财案：“民有与犹子讼至庭者，公占辞自责剖析天理，民至感以泣，争心两绝，由是家传户诵，闾阎兴辑睦之风。”由此可见，刘公珙之所以能够化讼于衅隙之后，重复血脉骨肉之情，靠的就是常常自责以砥砺自己，以儒家人伦礼义化解骨肉亲戚之争。由上可见，宋代法官将儒家的礼义人伦融会贯通于亲属间财产争讼的调处之中，修复了断裂的亲情关系，最终取得了不菲的社会效果。正所谓：“郡守职在宣化，每欲以道理开导人心，间阎小人，无不翻然悔悟，近来亲戚骨肉之讼，十减七八。”
(二)宋代法官注重证据定谳事实，注重以法说理、以法促调与依法判决
国内外学界通常认为：在中国古代亲属间的财产争讼解纷中，法官无证据意识和法律规则精神，往往不注重查清事实、不辨是非曲直，全以儒家宗法人伦情理来调处，法律则无存在的空间。如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眼里，中国古代亲属间财产司法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依身份或个案而定的“卡迪司法”，完全“依赖于一种实在的个体化与恣意专断”，故而毫无确定性、客观性和可预测性可言，认为：“中国法官——典型的家产制法官——以彻底家长制的方式判案，也就是说，只要是在神圣传统所允许的活动范围内，他绝对不会根据形式的律令和‘一视同仁’来进行审判。情况恰恰根本相反，他会根据被审者的实际身份以及实际的情况，或根据实际结果的公正与适当来判决。”心。日本滋贺秀三将中国古代民事诉讼，特别是将古代亲属间发生的财产诉讼解读为“父母官诉讼”。易言之，就是中国古代法官只是情理教谕的调停者，完全依靠儒家人伦血缘情理来解决纠纷，亲属间的财产诉讼毫无确定性、预期性。如他所言：“如果同欧洲诉讼这种内在的性质相对照而探索中国诉讼的原型，也许可以从父母申斥子女的不良行为，调停兄弟姐妹间的争执这种家庭的作为中来寻求。为政者如父母，人民是赤子，这样的譬喻从古以来就存在于中国的传统中。想给个名称的话可称之为‘父母官诉讼’。法律史学家瞿同祖亦认为，中国古代“家族成员之间的纠纷，是根据当事人在家族中的身份而裁决的。古代的法律可说全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具体到宋代亲属间的财产争讼而言，学界同样存在着无视宋代亲属间财产解纷传统中礼法并重的时代变革特色，以至于忽略了宋代亲属间财产争讼解纷中的事实与法律之维，过分夸大了人伦情理的功效。如郭东旭认为，在宋代亲属问的财产司法中，法官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区分是非，判决曲直的标准”。高楠亦认为，宋代的官方调解不是建立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其调解依据的是“人情天理”，“更接近于儒家的理想制度”。王志强同样认为，宋代书判是“以情理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宋代司法“官员们常常绕开法律，直接以情理大义剖判是非”。笔者认为上述学人的观点过于偏激与偏颇，存在着对中国古代亲属间财产司法的误读、误解之处，难以切中古代亲属问财产争讼解纷的丰富而真实的面相；究其原因在于把中国古代社会看成了千年不变的一潭死水，未能注意到宋代社会巨变对亲属间财产诉讼场域的深刻改铸与影响。实际上，法律必须来源于社会现实且须随社会变动而变动，乃是亘古不变的法律哲理。北宋苏轼就已认识到：“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n∞Et本宫崎市定亦剀切指出：“到宋代，近代的个人主义开始兴起。在形式上表现为中世纪法律的古代之礼，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这种新的时代了。””。职是之故，在亲属间财产司法中，当人伦情理不能化解财产争讼时，宋代法官能够高扬证据定谳事实和依法解纷的司法理念大旗，以“母子兄弟之讼当平心处断”之心态，“推究情实，断之以法”，对尊卑长幼的财产权利一体保护。
1．宋代亲属间财产诉讼中的事实之维实际上，大量宋代史料显示：宋代亲属问财产争讼中的诉讼，无论调解还是判决，都主要建立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之上，并非以往学界所谓的葫芦僧判葫芦案。实际上，在宋代讼学昌盛、讼师活跃的社会变动情势下，即使宋代普通老百姓亦有很高的证据收集、保存意识。如北宋欧阳修曾谈到歙州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隐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为避免析产之后发生财产争讼，南宋士大夫袁采建议宋人保存分家阄书作为证据：“凡析户之家宜即印阄书，以杜后患。’’卷一析宜早印阐书实际上，宋代民户保存分家支书的意识非常强烈。如南宋庆元二年(1196)，湘潭昌山一民户“家藏建隆二年(961)上世祖关分析田产”H。屈指算来，该分家文书已经保存了236年之久。反过来，庶民若无保存、收集证据的意识，一旦诉之于法庭，将因不能提供证据而败诉。如南宋吴汝求诉继母王氏改嫁时所携带的四十七种妆奁田，实系其父吴贡士生前所置，但因提供不出证据而被法官天水判决败诉：“然官凭文书，索出契照，既作王氏名成契，尚复何说。”。职是之故，面对家庭、家族成员个体高涨的证据意识、财产权利意识以及频繁激烈的亲属间财产争讼风潮，宋代法官已认识到要依法以证据定谳事实，方可息讼，若“不以条法以剖判曲直矣。然则何以息讼哉如北宋贵池主簿沈君在调解亲属问财产争讼时能够“辨其曲直”，查清事实。史称沈君：“尝摄铜陵县事，县人有兄弟争财者，先君能为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让财，相与同居。”。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则真实地记录了宋代法官利用契约等书面证据来定谳亲属间财产讼案事实的大量判词，如“大凡田婚之讼，惟以干照为主”，“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官司岂可视契照关约为文具”纠”’，“察推谓予夺田地之讼，所据在契照，所供在众证，此说极是””等。其中，南宋法官吴恕斋的判词还特别强调辨别契书证据真伪的重要性，称：“切惟官司理断典卖田地之讼，法当以契书为主，而所执契书又当明辨其真伪，则无遁情。惟本县但以契书为可凭，而不知契之真伪尤当辨。”在涉及宋代家族中墓祭族田争讼时，南宋法官吴恕斋亦强调法官应做到：“是非别白，予夺分明，乡村小人，各安其分，不致嚣讼，重伤亲谊。”实际上，宋代官府审理有关墓祭田的争讼案件，通常的处理办法是：“未免亲行定验，然后照两家于照。”因此往往派遣官员亲到墓地考察，然后仔细比对书证：“当职亲到地头，唤集邻保、两词，同登山究实。””在比对、鉴定书证真伪时，有时还要借助宋代官府承认的民间公正机构书铺作出专业鉴定。如南宋法官翁浩堂在审理的“揩擦关书包占山地”家族墓田讼案中，就将徐应辰涂改的关书送交当地书铺鉴别：“当厅令书铺辨验，揩擦改写，字迹晓然，又且外段园山四字，与薄上土名全不相应。’’。实际上，宋代法官在处理亲属问财产的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检验、辨析和运用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与勘验证据的方法、策略与技巧。就亲属间财产司法中所辨验与运用的书面书证形式与名称而言，宋代文献中至少有如下称呼：户帖、朱钞、户抄、税籍、招税凭由、契书、契约、契照、契券、契要、文书、砧基簿、砧基白契、上手契、上手赤契、上手干照、上手、断由、断凭、干照、婚书、定亲帖子、订婚私约、关书、分书、支书、阄书、赡茔关约、墓域图、墓志铭、族谱、丁籍、地图、家书、遗嘱等等，不一而足。余英时曾指出中国乾嘉以来缜密细致的考据之法，就是受到宋代司法传统中法官重视证据定谳事实之司法判决风格的深刻影响。他说：“中国的考证法系l2世纪以来从法律体系中发展起来的。‘证据’、‘断案’、‘佐证’这类术语借自听讼折狱。文人出任地方父母官时必须料理民间诉讼。”此处的12世纪显然是指宋代。
2．宋代亲属问财产诉讼中的法律之维在证据定谳亲属问财产讼案事实基础上，与汉唐相较，宋代法官还意识到疏阔的宗法人伦情理在界定亲属间利益纷争时的空洞性与有限性，故而非常重视法律在化解亲属间财产争讼时的重要作用。如南宋法官范应玲就指出官府若不依据条令，就会导致户婚田土等亲属问财产讼案的长期积压以及争讼者的不服与嚣讼：“乡民持讼，或至更历年深，屡断不从，故多顽嚣，意图终讼，亦有失在官府，适以起争。如事涉户昏，不照田令，不合人情，偏经诸司，乃情不获已，未可以一概论。””。故而，宋代法官在重视儒家情理解纷的同时，加强了以法说理、以法调解或以法判决。南宋官箴《州县提纲》卷二《示无理者以法》中总结了州县法官向财产争讼当事人以法说理、以法辨析曲直、以法教育疏导，从而寻求官民双方视域上的融合，最终达到调处息讼、化干戈为玉帛的司法过程。称：“亲揭法帙以示之，且析句为之解说，又从而告之日：‘法既若是，汝虽诉于朝廷，俱不出是耳!使今日曲法庇汝，异时终于受罪，汝果知悔，当从宽贷；不知悔则禁勘汝矣。’稍有知者，往往翻然自悔，或顿首感泣以诉日：‘某之所争，盖人谓某有理耳，今法果如是，某复何言?’故有誓愿退逊而不复竞者，前后用此策以弭讼者颇多。如顽然不知悔，始真之囹圊，尽法而行，自后往往不从劝谏者盖寡。如不先委曲示之以法而骤刑之，彼犹以为无辜而被罪，宜其争愈力而不知止。”宋代还有一些法官善于以法律作为成功调解亲属间财产争讼的后盾和底线。如南宋刘后村所审理的“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这一亲属间争财讼案中，便以在室女应继财产的法律条文警告田通仕：若不接受官府正当性、合理性的诉讼调解方案，即不照“前日合议”而“更纷挈，止得引用尽给在室女之文，全给与二女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汉唐法官不同，当儒家人伦道德在调处亲属间财产争讼显得苍白无力甚或无效时，宋代法官会转而依法判决。实际上，相当多的宋代法官已经意识到伦理教谕在化解亲属间财产争讼时的局限性。如南宋法官蔡久轩说：“官司按法而行，若要如此委屈劝谕，几时是了?”还有法官慨叹日：“诲之非不谆谆，听者终于藐藐，教之不从，继之以怨。”宋代法官莆阳在审理曾氏兄弟争产案中亦说：“劝之以理，则彼有所不从。”叫职是之故，宋代法官在处理亲属间的财产讼案时，有调解和判决的明确区分意识，认识到调解并非是解决亲属间财产争讼的唯一途径，若调解不成，就会依法而断。换言之，宋代法官一般不会反复纠缠于劝谕、调解的漩涡之中而不能自拔。对此，南宋法官胡石壁说：“户婚之法，不断则词不绝。”南宋法官刘后村在“已嫁妻欲据前夫物业”的亲属间财产争讼判词中亦说：“昨来官司未欲遽行定断，谕令对定，亦欲顾全两家情好耳。而词说日见支蔓，祗已烦紊。今据下笔，唯知有理法耳。””南宋法官真德秀在处理“卑幼诉分产不平”讼案时，“常以正名分，厚风俗为先”，故而往往“先谕尊长，自行从公均分”，即劝谕尊长公正调处，但若尊长“坚持不从，然后当官监析”，“当以法断”引。南宋理学家陆九渊在知荆门军时，对于涉及父子兄弟争财之讼，常常晓之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使其“自毁其状，以厚风俗”，但不可训者必“置之法”。南宋法官蔡杭在审理黄居易兄弟三人分家析产讼案时，“欲俾息讼，以全人伦”，劝谕他们“当思同气连枝之意”，试图调处息讼，但由于兄弟三人“嗜利无耻，顽不可化”，蔡杭毅然“从条断遣”。南宋法官韩似斋在审理阿郑夺取其亲女良子“嫁资田业而自为嫁资”一案中说：“当此之事，为官司者，便当据条任理而行之。”实际上，面对纷繁复杂的亲属间财产争讼现实，宋代法官已经从传统纯粹的伦理说教式的无讼理想，逐渐走向了依法息讼的社会现实。宋代法官认为：“事至有司，敬之以法，是盖挽回颓俗之一端也。””。南宋法官吴恕斋说：“宗族有争，所合审处。”宋代的户绝争讼与亲邻田讼，多为依法而断。正如南宋法官范西堂所言：“户绝之家，自有专条，官司处置，一从条令，非谓绝讼，死者可慰舐犊之念，生者可远兼并之嫌，纵有健讼，奚所容喙。”。“且如田讼，自有专条，引条定断，一言可决。”由上述判词中不难看出，宋代法官对依法化解亲属问财产争讼充满了信心。他们不再顽固地坚持以儒家伦理教谕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和调处息讼的唯一依据，而是认为通过依法审断、界定利益纷争，争讼财产的亲属亦能服判。这充分地说明了在宋代亲属间财产讼案的司法判决中，在法理与伦理的博弈中，法律的作用渐凸显；法律作为一种理性规则知识的观念，逐渐融入到宋代法官的司法理念及司法实践中。正如一位宋代法官在立继争产的判词中所言：“法令昭然，有如日星，此州县之所当奉行者。”宋代法官在亲属间财产争讼的司法过程中重视调处，甚或调处优先，但又能够兼顾法律、崇尚法律、依法而断的司法风格与精神，无疑契合了宋代近世化转型、变迁的时代特点，昭示了在宋代亲属间财产争讼中司法渐趋确定性、预测性的时代风貌。
三、宋代亲属财产争讼司法艺术风格与精神之意义
两宋社会处于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变革与转型期，在封建私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功利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的影响、刺激下，宋代家庭、家族成员个体证据意识强烈、财产权利意识勃兴、血缘关系渐趋淡薄、“别籍异财”成为时尚，由此所引发的霞飞云涌般的亲属问财产争讼浪潮，形成了对儒家人伦社会秩序的严重挑战。基于此，既饱受儒家经典礼义熏陶又具有深邃法律涵养的宋代士大夫法官们，在亲属间财产争讼的解纷实践中，坚持证据定谳事实，既重视调解又调判并用，熔情理法于一炉，展现了宋代法官的司法艺术风格与礼法并举的法律精神。鉴于财产争讼主体之间具有亲属血缘或姻缘关系的特殊性，宋代法官主张调解优先。在亲属间财产纠纷的诉讼调解实践中，宋代法官通过唤起争讼者的宗族血脉认同感、让卑幼拜谢尊长甚或司法官员躬行儒家人伦情理、塑造司法亲民形象等方法、策略与艺术，以感化财产争讼的亲属自愿接受调处，取得了不菲的社会效果，其中积极合理的历史因素应予以充分肯定。实际上，宋代法官这种重视血缘人伦情理的教谕式司法调解，在目前以血缘及姻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的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当代中国广大农村司法中，仍不乏现实的生命力和可资借鉴之处。此外，笔者迥异于以往的学术观点，秉持法律随社会变动而变动的法社会学研究思路，通过透视宋代亲属间财产司法中的事实之维与法律之维，发现宋代亲属间财产司法明显具有近世化转型的时代特色，即宋代亲属间财产争讼的诉讼调解或判决都是建立在证据定谳事实的基础之上，这种事实之维却常常为以往的研究所忽略。与此同时，宋代的法律规范在亲属间财产争讼化解中的功能日益凸显而不是毫无存在的空间。实际上，宋代法官在亲属间财产纠纷的诉讼调解过程中，不仅善于以法说理、释法解疑，而且法律往往成为其调处息讼的后盾和底线。更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法官已经意识到儒家疏阔的宗法伦理道德在司法实践中不仅缺乏程序上的可操作性，而且在界定财产利益纷争时呈现出模糊无力性。职是之故，当儒家人伦情理对于亲属间财产争讼的调处实在无效时，宋代法官会转而依法判决，而不会反复地纠缠于儒家人伦的说教，这无疑是宋代司法传统近世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完全与宋代社会频繁、激烈的亲属间财产争讼相适应。申言之，宋代家产司法具有相当确定性、可预测性，而不是以往学界所谓的“卡迪司法”、“父母官诉讼”等简单类型学诉讼模式所能涵括的。实际上，宋代家产司法的确定性、可预测性精神对后世尤其是明清的民事司法影响甚巨，学界对此已有足够的研究，兹不赘述。时至今日，最高人民法院所倡导的“和谐司法”、“能动司法”等司法理念已风靡各级法院，相当多的法官误把上述司法理念完全等同于司法调解，司法权威被娱乐化现象已经成为法治社会前行的羁绊。实际上，中国司法调解已在各级法院开展得轰轰烈烈，相当多的基层法院把调解结案率作为衡量法官法律水准的重要尺度以及评优晋级的重要考量指标。笔者认为，现代的诉讼调解固然具有灵活、高效、快捷、诉讼成本低、契合中国“以和为贵”传统文化等诸多特点和优势，但必须警惕的是切勿将司法调解当成包治百病、化解民事争讼的惟一渠道，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强制性调解则更不可取。因为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规则之治才是化解财产纠纷的基础性渠道。那种不分个案具体情况的运动式、强制性的司法调解，实际上违背了诉讼的客观规律，难以形成司法权威，难以树立民众的法治精神与法律信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若抛却社会形态及阶级社会观念的因素不谈，则宋代和当代中国皆处于社会剧烈的变革与转型期。笔者穿梭于宋代与当代的历史时空中，发现宋代法官在亲属间财产争讼的解纷中亦是非常重视血缘伦理道德在调处息讼中的作用，他们主张调解优先、甚至将调解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以维护家庭、家族的和谐与稳定；然而面对复杂、矛盾尖锐的家产争讼，若争讼双方实在不愿意接受调处息讼时，宋代法官并不囿于司法调解和伦理教谕的窠臼，进行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强制性调解，而是在证据定谳事实的基础上，以法律界定亲属间财产争讼双方的财产利益关系，依法进行判决，这种通过司法确定性以回应亲属问财产讼案可预测性的解纷方式同样取得了“案结事了”的息讼效果。申言之，宋代法官在亲属间财产争讼解纷中所形成的能调则凋、当判则判、调判结合、礼法并重的司法艺术风格和精神，不仅对明清民事司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而且能为当今家庭财产争讼乃至普通常人之间财产争讼的化解提供宝贵的本土历史借鉴经验与智慧。由此观之，阐释传统，鉴镜现代，任重而道远!
作者：张本顺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