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大转折时期。各诸侯割据称霸，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但分裂的社会内部也孕育着统一的因子，政治形式开始不断由分裂走向统一，奴隶制社会开始解体，统一的封建社会已经已经处于萌芽、孕育之中。国家政治的统一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主流，诸子百家均提出了统一的政治主张。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人才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先秦儒家，创立了一整套的人才学说和思想。而另一方面，各诸侯国在争霸的过程中，也深刻体会到人才的重要性。之前西周时期实行的世卿世禄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人才的需求。他们认识到，要成就霸业，就必须突破西周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官制，从社会下层和非宗法系统的人中选拔人才。各诸侯国国君都热衷于招贤养士，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从而最终导致了世官制的瓦解和封建官僚制度、选贤任能制度的逐步确立。在思想界，先秦诸子百家均论及了选贤任能的重要性。尤其是先秦儒家，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对选用人才的重要性、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以及用人原则和方式等问题作出了精辟的论述。这些思想不仅成为诸侯国争霸的工具，而且也为中国封建官僚制度的确立和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本论文重点以荀子为例，探讨先秦儒家人才思想的轨迹。
一、选贤任能的重要性
荀子非常强调人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才的得失是关系到社稷安危的头等大事。他在《王制》篇中指出：“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他认为。君主要求得国家的安定并且有声望，最好的途径就是平政爱民，尊重人才，这是做君主的根本原则。在《君道》篇中，他表明了同样的道理：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之所以失天下，“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是其人者也。”即国家的安危治乱，根本在于人才。“大用之则天下为一，诸侯为臣；小用之则威行邻里；纵不能用，使无去其疆域，则国终身无故。”即使不能任用人才，但也不能让人才外流，为他人所用，这样，国家才不会出现大的变故。“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作为人君，如果既不爱民，又无重用人才之心，则国家必亡无疑。正如诗经中所说的：“介人维藩，大师维垣。”人才就是国家的屏障，百姓就是国家的围墙。在这里，荀子把尚贤使能提升到了和爱民同样的高度，提出两者都是国家的屏障，存亡的根本。正如他在《致士》篇中提到的：“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他认为君子对于国家片刻不能废缺。一个国家即使有了良好的法律、制度仍然有可能会混乱，但是有君子而国家混乱的情形，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听说过。正如他在《君道》篇中开篇指出的那样：“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如果没有人才作为保证，那么再完善所谓法律条文、制度都将无济于事。因此，人才才是根本。“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而且，他明确指出“：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而要此三欲，辟此三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慎取相”，即谨慎地选取人才才是关键。荀子还指出了一个道理：如果君主能够尚贤使能，不仅国家可以安定，而且可以达到事半功倍、身佚而国治的效果。他在《君子》篇中指出：人君“足能行，待相者然后进；口能言，待官人然后诏；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动，告至备也。”通过这一句话，荀子向天子表明了一个道理：作为君主，虽然脚能走路，嘴能说话，但还是要依靠人才的辅佐帮助。如果下属官员人才完备，那么天子“势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无所詘，形无所劳，尊无上也。”不仅身体没有什么可劳累的，而且还可以得到无上的尊贵，事半而功倍。正如他在《劝学》篇中所强调的那样：“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君子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利用客观事物，而人君要想获得成功并且无身心之累，就必须借用人才来帮助他完成治国大业。总之，人主“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执，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二、选用什么样的人才
荀子理想中的人才即所谓的大儒。他在《儒效》篇中把儒者分为大儒、雅儒和俗儒三种。对于庸俗的儒者，荀子尖锐地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只能起到扰乱天下的作用，“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术缪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仪而杀诗书。”其本质不过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是一群靠吹捧先王而骗取衣食的骗子而已。而且，他们攀附权贵，唯唯诺诺，不敢有自己的想法，“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像奴仆一样迎合显贵亲信。至于雅儒，荀子指出，雅儒虽然能法后王，一制度，但不能做到触类旁通，以一推十，“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过于死板狭隘。而大儒则不同，他善于“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能够灵活处事以应付千变万化的形势。所以只有大儒才是对国家最有用的人才，他能够随时势而变化，但在千变万化中却能够始终如一地奉行道义，“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如果人主能够“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不用多久就可以称霸诸侯，平定天下。此外，在《臣道》篇中，荀子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把人臣分为奸诈谄媚的臣子，篡权夺位的臣子、建功立业的臣子和德才兼备的臣子。他指出：任用德才兼备的臣子就可以称王于天下，和以上的大儒思想相互呼应。总之，荀子理想中的人才，不仅有德，而且有才。一方面，他能够奉行道义，对上尊敬君王，对下爱护民众，推行教化。而且能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虽然尊敬君主，但绝不阿谀奉承，勇于劝谏。“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害”，甚至于“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攻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这样一些人，才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荀子在《修身》篇中也提出：“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媚我者，吾贼也”。他认为，那些能够对君主提出批评意见并且意见得当的人，才是英明的君主应该尊敬和重用的人才。另一方面，他们同时也具备非凡的才能，能够触类旁通，知识广博，反应灵敏，从容地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只有这种仁德与智慧兼备的人才，才是荀子心目中的国家栋梁，王霸之佐。正如他在《君道》篇中所指出的：“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
三、用人原则
荀子不仅提出了人才的选拔标准，而且对于如何用人，也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精辟见解。
（一）唯才是举
荀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已处于奴隶制世卿世禄制的瓦解时期。荀子对这种以血缘门第关系取人的用人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他在《君子》篇中明确指出：如果“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必从尊，此以世举贤也。以族论罪，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即如果根据门第举用人才，必然导致混乱衰微。因此，荀子主张“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爵不逾德”，君主应当尊重有德才之贤人而不受门第关系的影响。在《君道》篇中，荀子也明确指出：“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致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对内不偏袒自己的子弟，对外不埋没关系疏远的人，不计关系亲疏，唯才是举，这才是必然能够得到人才的方法。而且，君主选用人才，要能够做到不计前嫌，唯才是举。荀子以齐桓公为例。齐桓公“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亡其雠，遂立以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正因为齐桓公能够不计私怨，忘掉一箭之仇，立管仲为仲父，因此才能够成就霸业。
（二）量才适用，“能以授官”
荀子认为，作为君主，在安排任用人才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结合各种人才自身的特点，量才用人，做到人尽其才。在《君道》篇中，荀子指出：君主要实现天下归之，必须“善显设人者也”。所谓的“显设”，即“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由此可见，荀子是主张将人的才能划分等次，根据等级合理安排任用。这种主张虽然带有明显的人才等级色彩，但同时也包含了可贵的量才适用、人尽其才的思想，要让不同类型、层次的人才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合理安置，最终使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所长，将才能显露无遗，同时还可以得到最大的荣耀和满足。在这里，荀子已经注意到，在任用人才的时候，不仅要在物质上满足人才的需求，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而且还要在精神上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才的心理需求，使人人安乐其事。
（三）皆听则明，广泛听取意见
荀子在《致士》篇开篇即提出：“衡听、显幽”，即皆听别人的意见，使被埋没的人才得以发现。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衡听、显幽呢？方法就是“朋党比周之誉，君子不听；残贼加累之谮，君子不用；隐忌壅蔽之人，君子不近。”即不偏听偏信朋党的赞誉和用心不良、加罪于人的谮妄言论。而且也不能亲近那些妒忌人才、埋没别人才能的人。对于流传的言论，一定要谨慎对待，“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不当，然后出其刑赏而还与之。”这样的话，那些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就会畅通无阻，埋没的人才就会被发现，而不是被流俗所蒙蔽。
（四）用人不疑
在《君道》篇中，荀子明确指出：“今人主有六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他清楚地认识到，当今君主治国的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没有给予人才充分的信任和自由发展的空间。一方面，让贤者、智者、修士参与治理国家，但另一方面，却与不肖者、愚者和污邪之人去约束、议论、评判他们。荀子认为，这就好比是竖起一根笔直的木杆却担心它的影子会弯曲，“惑莫大焉”，没有比这种想法更愚蠢的了。而且，这些不肖者、愚者以及污邪之人也根本不可能对人才做出公正的评判，正如俗话所说的：“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污邪之贼也。”君主任用人才，就必须给予其充分的信任，避免对其不必要的约束和羁绊，要让他们放手去干，这样，才有利于才能的充分发挥。
总之，荀子的人才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孔子、孟子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是先秦儒家人才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荀子提出的人才思想不仅在当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世卿世禄制的瓦解和新型封建官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且在现代社会，也为现代管理制度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他在当时提出的一些用人原则和人才选拔的标准，时至今日，仍然能够对我们产生很多的启发，是中国古代思想宝库中的重要资源。
作者：李越 单位：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