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20世纪末以来，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逐渐渗入出版业，带动了出版网络化和数字化的发展。2008年，互联网领域诞生了两款划时代的产品—7月，苹果公司发布了iPhone3G；9月，谷歌公司正式发布Android1.0。此后至今，移动互联技术迅速发展，并对传统出版和新兴的数字出版都产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此间，传统出版一度被看衰。但几年下来，数字出版方兴未艾，传统出版却也生生不息，并没有也不会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而消亡，而且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正不断相互渗透，融合发展。对此，国内外研究者已有清醒的认识。著名的“科学美国人网”（ScientificAmericanTM）2013年发布的一篇论文认为，“与纸质阅读相比，电子阅读会消耗阅读者更多的脑力，而且使阅读的记忆更加困难。相关研究表明，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很多人在使用计算机或平板电脑时，其思维状态与使用纸质介质时相比更不利于学习。”[1]聂震宁认为，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较之于此前媒体转型发展的思路更为科学也更为切合实际，而且融合发展的可操作性更强。[2]刘九如则认为，只要有深厚内容和新鲜知识，只要基于读者品味拓展特色经营，纸书的出版和销售仍有广阔的空间。[3]在政策层面，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都受到了高度重视。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4]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5]2015年3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6]以此为标志，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融合发展成为出版业的必由之路。出版的本质是传播知识，传承文明。自出版诞生以来，新技术的出现多次对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知识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但无论技术如何进步，承载内容的媒介如何变化，媒体如何融合，没有任何人或物能取代编辑地位，编辑岗位是不能缺失的，需要变化的是编辑的技能与素养。[7]因此，对出版工作者来说，编辑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本文着重探讨出版融合发展背景下编辑的继续教育，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内容的组织、产品形态设计、业务流程再造、产品营销与传播、项目管理与团队协作，最后讨论编辑人才体系重建的问题。
2内容的组织
出版企业的核心资源是内容，优质内容的组织则是编辑的核心业务，也是编辑的核心能力。这一点，无论是在传统出版时代，还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时代，都不会改变。从教育出版角度来说，该能力的养成需要加强学科背景知识教育、编辑专业知识及技能的培训，以及情商教育。从编辑工作的能力需求来看，学科背景知识教育主要应在高等教育阶段养成，继续教育阶段承担的则是补充、提高和跟踪学科进展的角色。就编辑出版学专业自身来说，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多授予文学、情报学或管理学位。整体看，本专业知识设置偏文科。李建伟认为，编辑出版相关专业存在学科定位不清晰，专业特点不明显的问题。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信息技术进步呈加速状态，并快速渗入出版业，编辑出版专业的高校教育难以承担人才培养的全部职责。[8]从实践来看，编辑出版专业背景的从业者在从事专业出版或教育出版时存在一定的困难，或不具备优势，这一点尤以理工类出版为甚。因此，目前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机构在选拔新编辑时，更倾向于具备出版内容涉及的相关学科专业背景的毕业生，其优势在于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学科背景知识储备。在职业生涯继续教育阶段，提高学科背景知识素养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出版社定期或不定期组织高水平的学者来社交流，举办讲座，从而拓宽编辑视野，跟踪学科最新发展；二是自学或参与在职研究生教育学习。编辑专业知识与技能则应在编辑职业生涯的继续教育与培训阶段解决。首先是编辑加工技能的培训。编辑加工技能是编辑岗位的基本业务技能，这一点在出版融合发展的新业态下也丝毫没有改变。通常，这方面的培训在新编辑入职阶段集中进行。但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演进的，因此，这方面的培训应贯穿编辑生涯始终。其次是内容遴选能力的教育。新兴出版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内容产生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在形成海量信息的同时，其副作用是产生大量垃圾信息。而“信息只有经过专业化的选择、筛选、整理和系统化的编辑后才能成为知识。”[9]以教育出版为例，一个成功的选题，既要符合学科的整体知识体系要求，又要对本学科的创新有所体现，但又不能过分追求学科研究的最前沿，因为那可能是不成熟和有争议的，未必适合作为教材使用。因此，高水平的内容遴选能力是一名优秀编辑的必备能力。关于情商教育，通俗的说，情商是理解他人的能力和与他人相处的能力。出版是一个特别需要与他人交往的工作，如读者、作者、经销商等。目前的编辑继续教育中，对编辑技能和相关知识的培训较多，情商教育鲜有涉及。从编辑工作的特点来看，情商教育理应作为编辑职业技能培训之一。
3产品形态设计
从近年来出版业的实际情况看，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事实上已经在不断融合发展中。目前在教育出版领域，最常见的融合发展形式是纸质教材同步配套各类数字化教育资源，如电子教案、电子课件、音视频资料、各类数字化素材等。已经崭露头角的新兴产品形态包括在线教育学习平台、二维码的各类应用、移动端APP、慕课等。李岩认为，互联网时代并没有改变“内容为王”的生存法则。内容＋科技＋个性化定制服务是互联网时代新的发展趋势，是传统出版与新媒体融合的完整呈现。[10]所谓个性化定制服务，回应的正是客户需求的多样性。这种需求的多样性引发了对产品形态多样性的诉求，最终会影响到未来出版业的产品形态—必然是富媒体、多种形态的复合出版。设想这样一种场景：一本机械类纸质教材出版之后，为满足用户多样的需求，通常会配套基于桌面端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并在相应的在线教育平台上展示；更进一步，还可以配备慕课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各种移动端版本APP，以促进教学互动；再进一步，未来，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各种定制模型的打印服务——技术的发展迟早会使相关成本降低到足够低，这一场景完全可以预期。因此，未来一种产品（或一本书）会由多种不同形态的子产品共同构成，决非仅仅一本纸书。在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产品链中，编辑的角色至关重要。整个产品链的形成，需要编辑从需求分析做起，直至最终决策产品的各种形态构成。这一过程对编辑的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如了解各种产品形态的优缺点、传播方式、制作成本、实现的技术难点等。张晨等认为，编辑需在策划阶段即开始运用数字化技术设计符合数字出版特征的产品，从而推动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11]从这个角度说，未来的编辑具备了产品经理的某些特点，他既要具备传统编辑业务的知识体系，也要能根据用户需求设计产品形态，还要具备互联网思维甚至跨界思维。[12]以教育出版编辑的人力构成现状来看，学历教育一般难以同时满足上述需求，需要在编辑职业生涯的继续教育过程中逐步实现。
4业务流程再造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于2015年3月31日共同下发的《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探索和推进出版业务流程数字化改造，建立选题策划、协同编辑、结构化加工、全媒体资源管理等一体化内容生产平台”[6]。黄晓燕认为，“一个成功的数字出版平台应该在全流程的各个环节上实现数字化，形成对作者、出版者、读者、经销商等业务合作伙伴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模式。”[9]事实上，自互联网技术兴起后，出版业务流程的数字化转型一直在稳步推进中。现今出版业务流程中的大多数环节早已离不开网络技术和其他数字化手段，如作者管理、读者管理、选题管理、出版合同管理、发稿与稿酬结算、发行与销售等。但从目前情况看，内容的编校是业务流程再造中最薄弱的环节，距离真正实现“协同编辑”还有很大的距离。绝大多数出版机构在涉及具体的内容生产（写作）、三审三校等工作方面，基本仍以传统的方式进行。主要障碍有三个方面：①写作习惯，大多数作者还难以接受写作过程中的协同编校；②工作效率，就目前的软硬件情况而言，电子化编校工作的效率更低，差错率比纸质编校工作更高；③责任认定，与纸质编校不同，电子化编校痕迹的法律效力目前缺乏明确的标准，责任认定较为困难。未来在出版业务流程再造中，内容的协同编辑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出版业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过程中追求的一个目标。从目前已经成型的协同编辑系统来看，如北大方正的“协同编纂与动态出版系统”，主要采用云技术、基于XML结构化数据标准构建，为出版企业提供基于互联网环境的数字化生产加工平台。北大方正认为，该系统“可以满足出版商与作者、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等不同角色之间的协同与合作需要；实现了从结构化内容编辑加工、审核、校对，到产品策划和生成全流程的数字化。”[13]尽管目前采用协同编辑系统的出版机构还比较少，但毕竟这是出版融合发展中重要的一环。相信随着使用者和开发者之间不断沟通与反馈，系统开发迭代不断进行，最终会形成一个功能完善、界面友好、满足出版企业需求的协同编辑环境。关于业务流程再造方面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可从三个方面着手加强。①以点带面。先从某个部门入手，做试点培训。鼓励个人或小部门对新的数字化业务流程先行先试，并给予相应的激励或补偿机制。②从新编辑的培训入手。自2015年起，90后硕士毕业生开始大量进入出版业。互联网在1993年前后进入中国，90后的学习生涯完全是在互联网的伴随下完成的，这一代人也被称作DigitalNatives（数字原住民）。[14]相信这些在互联网环境中长大的新人对新技术有天然的亲近感，对新技术的排斥也最少。③从作者培养的角度着手。近一两年，80后甚至85后作者开始进入教育出版作者队伍。这个年龄群的作者同样也是对互联网等新技术敏感的群体，他们也是业务流程再造合适的参与人选。
5产品的营销与传播
美国著名地质学家和教育家ParkeAthertonDickey（1910—1995）在谈及石油勘探时，曾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我们通常能在新油区用老思路找到油。有时，我们也会在老油区用新思路找到油，但是我们很少能在老油区用老思路找到油。”[15]作为出版业“老油区”，传统出版物仍会长期存在。但在出版融合发展的新业态下，传统出版物的营销与传播必然要采用一些新思路，不能固守老的营销传播手段裹足不前。另一方面，出版融合新业态下产品形态是多样的，既有纸质实物产品，也有各种虚拟形态的产品，如电子书、数字化教育资源、数据库产品、网络出版物等，这些新形态出版物是出版业的“新油区”。对于虚拟形态的新产品，固然可以借鉴既有的营销方式，但更要认识到，读者对新形态产品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模式与纸质产品已有显著的区别，编辑应当“能够将消费心理学与数字营销手段结合起来开展精准营销，提升营销效率。”[16]综合分析当前各种新的营销手段和平台特点，建议在出版融合发展新业态下，对编辑的相关培训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1）掌握常规的新兴营销平台使用方法，如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的运用，以及垂直专业论坛等。尽管微博现在式微，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微信作为自媒体目前的老大，影响力仍在持续上升；专业论坛则长于对某一细分领域的产品进行深度、精准的营销。（2）充分发挥二维码在营销和传播中的作用，提高二维码的应用水平。二维码在我国的应用始于上世纪末。因具有可容纳信息量大、易于识别、制作及管理成本低廉、安全性高等优点，二维码是一种特别优秀的信息存储、识别和管理工具，完全可能成为传统出版物与新兴出版物有机融合的好工具。目前已有不少图书使用二维码，但多用于图文宣传、作者简介、网站链接等，远未穷尽二维码强大的功能。（3）高度重视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的数字化手段对客户需求和客户心理进行分析，能够实现高水平的客户管理。此外，通过对读者阅读行为的大数据分析，可以实现对出版物的精准营销，从而提高营销与传播的效率。[17]（4）重视跟踪新兴的知识传播平台与手段。进入2010年代以来，慕课、SPOC等新兴在线教育形式异军突起，在线教育迅速成为教育出版领域关注的新热点。教育部也于2015年4月发布《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从政策层面明确支持这一新兴在线教育形态的发展。[18]由于慕课面向教育的特性，其天然成为传统教育出版物与新兴教育出版物（如视频课程、各种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内容承载与传播平台。此外，慕课直接面向终端用户，因此，出版社也完全可以借助慕课平台向用户提供各类支持与服务。
6团队协作与项目管理
传统出版业态下，出版工作围绕编—印—发进行，编辑承担的工作相对单一，以选题组织和编校工作为主，整个出版工作流程中各岗位的分工也相对固定。往往一个流程结束后，移交到下一个流程，更像流水作业。但是出版融合发展业态下，产品通常不是单一的纸质形态，编辑工作涉及的领域也大大拓展，包括选题组织、审校工作、版式设计、装帧设计、产品形态设计（涵盖纸、配套数字化资源、在线教育与学习支持方案等）、线上线下的营销方案等。这些工作往往交织并发，涉及的部门和人员也大为增加。这种情况下，编辑的工作状态更像一位项目经理，需要协调各方面关系，组织各方面资源，才能完成一个优秀的出版物的生产。从项目管理理论出发，结合教育出版的实际特点，建议对编辑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培训。（1）团队建设。出版融合发展新业态下，编辑单打独斗很难实现优秀的业绩，必须构建合理的编辑出版团队。团队要有分工，如组稿、文案、营销等，要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2）进度管控。对教育出版来说，进度管控尤为重要，因为产品是教材，面对的用户是教师和学生，其使用时间是刚性的。若出版进度管控不好，教材未能按期出版而影响院校使用，对教师是教学事故，对出版社则是恶劣而难以挽回的影响。（3）质量管理。质量是出版物的生命。教材承担着教书育人的任务，因此教育出版更应重视产品的质量。教育出版物的质量应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内容质量。好教材是写出来的，而不是编辑出来的。内容质量是决定教材品质的内因，是根本。组稿编辑在内容质量管理方面责无旁贷。二是编校质量。编校质量近年来受到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格外关注，尤其是教材教辅产品。编校质量管理是文案编辑的核心任务。三是支持与服务质量。对教育出版而言，教材售后的支持与服务非常重要，涉及对课堂教学、测试和考试、学生在线学习等方面的支持与服务。这方面的工作对于教育出版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4）成本管理。如前文所述，在融合出版发展业态下，教材不再是单一的纸质产品，还涉及多种形态的虚拟产品。这些虚拟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往往需要不菲的支出。对于编辑来说，需要对产品的成本和营利能力进行全面的评价。各种产品形态高度完备固然是好，但也会导致投入过高，盈利困难。因此，考虑到各方面的投入产出情况，有时追求“次优”的产品形态配备可能反而是“最优”的结果。
7人才队伍建设
数字化技术侵入出版已经多年，出版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发展实际上也从未停顿。但时至今日，谈及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融合发展，仍有许多编辑感到焦虑和茫然。如何做，做什么，是令很多编辑常常感到困惑的问题。其实这种困惑的产生是正常的，编辑也无须为之过于焦虑。应当从两个方面看待上述问题。一方面，既有的编辑队伍历经多年的出版工作，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工作模式。新兴出版业态的来临，必然会对固有的工作模式产生影响或冲击，这对任何编辑来说都是考验。同时，新兴出版业态引入了不少新技术，编辑未必能很快掌握，面对陌生的技术和产品形态，难免产生焦虑。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出版工作历练，编辑在内容组织、作者资源建设、编审校方面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也是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正如前文所述，这些优势在出版融合发展业态下仍然是编辑的核心优势。基于此，在人才培养与人才体系构建上，提出以下建议：①引导编辑加强学习。对编辑在新技术和新业态方面进行适当的培训，待编辑了解了相关知识，对新技术不再陌生，焦虑甚至恐惧感自会淡去。②扬长避短。周艺平认为，做数字出版还是要专业人做专业事，纯粹的由传统的出版人去做转型工作，是做不好的，或者鲜有做好的。[10]不必强迫编辑对数字出版等新兴出版技术的掌握面面俱到，只需了解且不排斥新技术即可。编辑应继续发挥内容组织方面的优势，做好优质内容。③建立专门的新兴出版业务队伍。这个队伍应当了解一般出版业务流程，拥有一定的出版业务技能，了解本出版机构的产品特点，具有信息技术专业背景且对新技术敏感，能紧密跟踪新技术对出版业的影响以及在出版领域的最新应用。具备了上述条件，相信这支队伍就能够为编辑提供融合出版的合理解决方案。推动出版的融合发展还需重视一个不容忽视的中国特色，即“一把手工程”。负责出版业务的主要领导要亲自抓，亲自推动，组建专门的新兴出版业务支持与服务团队，并协调其与出版业务部门进行有效的协作。
8结论
出版融合发展新业态下，在编辑的培训与继续教育方面，出版社应重点加强编辑以下几方面的能力养成：内容的组织、产品形态设计、业务流程再造、产品的营销与传播、项目管理与团队协作。同时，应紧密结合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业务特点，适时调整编辑的培训与继续教育内容，并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新兴出版业务支持与服务队伍，以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传统出版并不会消失，但传统出版面临的压力是实在而巨大的。对于出版机构来说，若与新兴出版业务融合发展不力，未来的发展势必面临更大的困境。再次引用ParkeA.Dickey的一句话作为结尾：“过去很多次，我们都以为石油枯竭了，而事实一再证明，枯竭的只是我们的思维。”[15]面对出版融合发展的新业态，作为出版人，我们的思维也不能枯竭。
作者：郝黎明 赵云峰 杨永毅 单位：电子工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