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学术独立与经世致用之间
虽然同在“政治学原理”的名义下，但不同的著作的实质可能完全不同。在大量涌现的著作中，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以及后来更加完善的《政治学》以及《新政治学大纲》是独特的[17]，质言之，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为核心构建出的政治学原理。虽然在民国时期的学人可能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精确定义的自觉[18]，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贯穿其中的，这包括：唯物辩证法、阶级论、政党本质、国家本质、国家发展阶段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等。在具体探讨邓初民的理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在民国的生存状况。邓初民并不是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的人。“自20世纪20年代起，已有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构造新型的政治学，如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分别在上海大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社会科学概论》、《政治学》、《政治学概论》。”[19]作为一种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在一开始似乎并未遭到阻碍，国民党内部服膺马克思主义的也不乏其人。恽代英所著的《政治学概论》，更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融合，使之“合于本党同志研究之用”[20]，此书由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于1926年9月出版。大革命失败之后，状况自然发生了改变。1929年，四•一二后流亡日本的高尔松（高希圣）回到上海，出版了《现代政治学》直接指出“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一定的阶级榨取并支配其他阶级的场合，不合于支配阶级意识的科学终是被抑压，反之有利于支配阶级的科学———这其实不值得名为科学的———则不恤用各种的手段加以助成和奖励。”并进一步直斥当时普遍流行的政治学没有科学实质[21]。不过，在压制之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的零星或系统的论述似乎并未断绝。就“政治学原理”而言，虽然在授课与著书中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从未动摇过，但是在1929年开始的“政治学原理”发展中，还是出现了邓初民、高希圣、傅宇芳、周绍张、高振青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论著[22]。同时，在一些官方政治学家那里，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学的一种流派，亦得到一定的介绍。例如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萨孟武著、王世杰校，收入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的《现代政治思潮》中首先介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且理论精到、持论公允。在高校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相关课程亦未被完全禁止，例如1933年北大政治学系四年级学生即可选修陈启修开设的“马克斯学说研究”[23]。
二、邓初民的政治学
邓初民的三本政治学原理著作———《政治科学大纲》、《政治学》、《新政治学大纲》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论述得极其出色的著作。1929年之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面书籍在中国的翻译与著述并不多，而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更加稀少，作品质量也良莠不齐[33]。与此前瞿秋白、恽代英等的由讲义而成书的作品相比，邓初民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科学性、系统性的阐述上有了更加全面的规划。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础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而在此处，邓初民已经明确的把他的政治学建立在了这两大理论发现上：“新唯物论”和“经济背景深处”，这种对于基础的把握是邓初民构建体系的关键。邓初民所言的“（一）‘政治’与‘政治科学’在社会总体构造中的位置”是该书的第一章：“政治学的性质”，在这章中邓初民从宇宙、人生、社会这三个所有学问的“问题之一般”开始，逐步到社会进化、人类生活，再到法制政治，最后达到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之中的政治学。“（二）‘政治’与‘政治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则包括了该书的二到四章，包括了政治学的概念、研究方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其对政治学概念的定义为“以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方法达到从混沌的政治现象中抽出因果关系法则的目的之学，便是政治学。”[35]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则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三）政治科学是用什么方法处理各种政治现象”包括五到十章，论述了阶级、政党、民族、宪法、国家。其中国家一章篇幅几乎占据全书的一半。作为第一本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的著作，《政治科学大纲》的特点有二：一是着重于从根本问题出发对“政治学”概念本身的探究；二是偏重于对于国家的说明。1932年，邓初民以“田原”之名出版了第二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著作《政治学》，在序言中，他谈到了理论见解“今是昨非”之感。这种变动最主要的是对政治研究对象认识的变化：从以国家为主，将政府、政党等包于国家之中，转变为对政治现象的研究[36]。与《政治科学大纲》相比，这本书偏重于对近代政府的形式和政党的详细论述，并独立出了革命论一编。1947年，《新政治学大纲》出版，在“序”中邓初民说到：“政治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真理理论，而是丝毫不必掩饰的社会运动政治斗争的武器、政治的战略战术。”[37]此书总体结构与《政治学》基本相同，突出的区别是在于除了“绪论”以外的各编最后一章均是对中国的论述，与时政相结合的也更加密切。通过这三本书的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出邓初民自身理论的发展与体系的日趋完备。
在1920年代末思想“青黄不接”之时，邓初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的把握和构建的成就是令人惊叹的，这就使得我们试图去了解他的思想来源。在检视《政治科学大纲》一书后，我们可以试将影响其思想的理论来源归结如下：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及相关著作，如《家族、财产私有，及国家之起源》、《哲学之贫困》以及考茨基、摩尔甘等等[38]。其次是日本政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的重要中介之一，邓初民早年曾留学日本，也在彼处首次接触马克思主义[39]。《政治科学大纲》第一章“政治学的性质”的理论根据、引语以及图表都是参考了日本学者杉山荣著，李达、钱铁如译的《社会科学概论》。而日本曾经产生的关于国家理论的争论也是邓初民对当时中国状况判断与借鉴的重要参考[40]。再次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述，比如李达的《现代社会学》[41]。另外，像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等文，以及与邓初民相交甚好的恽代英的某些论著，虽然在本书中没有直接的涉及，但其影响也是存在的[42]。最后，也参考了国内其他流派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比如萨孟武《政治之基础知识》中对于苏维埃构成的论述等[43]。在这些理论资源的共同影响下，邓初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的建设才得以完成，而邓初民的著作又影响了此后直至建国后甚至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述。这种学术上的传承不仅受个人天资、学养、机遇的影响，更受制或受益于整个社会环境。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学术史式的研究中最为困难的环节。邓初民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原理以及1930年代前后的政治社会状况之关联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作者：束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