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恰好就是弗雷格的工作。弗雷格要求区分以下两类问题：得到一个判断内容的方式与这个判断得以辩护的方式。康德显然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了。分析、综合、先天、后天的区分，在弗雷格看来，“无关于判断内容，而是相关于做出这一判断的辩护”。因此，问题就变成了“去寻找命题的证明”，如果在证明的过程中，“我们只依靠逻辑法则和定义，那么，这一真理就是分析的”，反之，则是综合的。按照卡茨的说法，“这一分析性概念把涵义包含从容纳‘房屋中的横梁’扩展到容纳‘种子中的植物’”。可以说，这是对康德所谓“隐蔽地包含”的一个精确说明。然而，这一扩展马上就带来一个问题：康德那里经典先天综合命题7+5=12成了分析命题！在精确定义“7”、“5”、“12”和“+”这些概念之后，7+5=12这个判断完全满足弗雷格的“分析”概念。弗雷格同情康德，他原本只希望改良康德的分析概念。在《算术基础》第89节，他提请读者注意，“我跟他（指康德——译者注）之间的一致程度，远超过跟他不一致的程度……我认为，当康德区分出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时，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弗雷格自己跟康德一样，也认为几何学命题具有先天综合的性质，但是，他对康德分析概念的澄清，已经极大地动摇了康德在形而上学与数学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
在弗雷格分析概念的鼓动下，人们不再相信康德所做出的分析与综合二分对“先天”范畴的有效性。仅以主谓判断为例，主词隐蔽地包含谓词，可以隐蔽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如果缺乏足缺的逻辑训练，我们将看不出这一包含，就像康德没有看到“7+5”包含了“12”一样。如果在先天范畴中，没有综合的地位，那么，先天性与分析性就是同一的，同时，综合就不得不退守于后天之中。将先天性与分析性同一，将后天性与综合性同一，这就又回到了休谟分叉。逻辑实证主义者，是这一思路的代表。卡尔纳普将有意义的陈述分成三类：第一类“其真实只是由于它们的形式”，这一类与康德的“分析判断”相似，包括逻辑和数学公式；第二类是第一类的否定，它们自相矛盾，“因而根据自身的形式便是假的”；第三类是经验陈述，“其真假的判定在于记录句子”。前两类近似于休谟的“观念间的关系”，后一类近似于休谟的“实际的事情”。逻辑经验主义者实际上复活了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任何命题，如果不是这三类命题中的任何一类，那它就没有意义。
当然，我们也意识到，逻辑和数学毕竟是不同的。数学有超出逻辑的内容。对于这一部分内容，其真为什么不是先天综合的呢？卡尔纳普的回答是，它们根据约定为真。尤其对于数学公理而言，它们是我们接受现有数学构架时已经接受了的。比如，“如果有人接受了数的构架，那么他必定要承认”以下陈述都是“真的陈述”：
“‘五’标示五。”
“五是一个数。”
“‘五’标示一个数。”
而语言构架的选择，“最终将决定于它们作为工具的效率和决定于所取得的成就与所需要的努力的总量与复杂性的比率”。这就意味着，不是康德所谓的先天直观决定着数学公理，而是实用效果决定着数学公理。
（二）没有综合与分析之别或者没有先天与后天之别
逻辑经验主义者说，在先天范畴里不存在分析与综合二分（因此没有先天综合），蒯因将这一论点推广为一个普遍结论：一般地看，分析与综合的区分也并不成立。
分析命题有两类，一类是直接的逻辑真命题，如，“没有一个不结婚的男人是结婚的”；另一类是可以通过同义词替换变成一个逻辑真命题的命题，如，“没有一个单身汉是结婚的”。通过用“不结婚的男人”来替换“单身汉”，第二类命题就可以变成第一类命题。要在分析与综合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界，我们就应当有明确的根据表明，第二类是可以还原为第一类的。但是，这样的根据并不存在。
第二类命题被还原为第一类命题的根据在哪里呢？一个常见的回答是，通过定义替换。如果通过定义，例如，我们把“不结婚的男人”看成是“单身汉”的定义，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定义是需要以在先的同义性为前提的。如果两个表达式不同义，我们就不能用其中一个来定义另一个。于是，为了弄清楚什么叫分析，我们来考察同义性。什么是同义性呢？“用莱布尼茨的说法，就是保全真理的互相替换性”，即在一切语境中都可以相互替代而句子的真值不变。可是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这一要求不是同义的必要条件，很多同义的表达式达不到这一要求，比如，从“我知道他是一个不结婚的男子”，不一定能得到“我知道他是一个单身汉”；同时，这一要求也不是同义的充分条件。“有心脏的动物”跟“有肾脏的动物”可以保全真值地互替，却明显不同义。不仅在自然语言中，我们难以区分分析陈述，就算是在人工语言中，这一困难也同样存在。的确，人工语言有较为清晰的语义规则，但“语义规则”同样需要阐明。
最后一条路是，一个为真的陈述，如果其事实成分等于零，这样的陈述便是分析陈述，即，“一个分析陈述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都得到验证的那个极限场合。”这一条路跟前述各种途径的区别在于，前面的方法，是将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处理成意义问题，而这一条路却是要将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处理成意义证实问题。由于在后一条路这里，分析陈述的证实不需要求助于经验，因而，分析性就成了先天性，综合性则成为后天性。然而，在先天陈述与后天陈述之问，我们同样找不到一条清晰的边界。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能够被决定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改的。有人甚至提出修改逻辑的排中律来作为简化量子力学的方法”。而这样一种方法，在蒯因看来，跟开普勒取代托勒密、或者爱因斯坦取代牛顿、或者达尔文取代亚里士多德没有原则上的不同。
蒯因恰当地将其立场诠释为“更彻底的实用主义”。因为，虽然卡尔纳普在语言构架的选择上是实用主义的，但是，后者的“实用主义在分析的和综合的之间所想像的分界线上便停止了”。所谓的分析与综合，不过是整个信念之网中所占据的位置是靠中心还是靠边缘的区别。所有陈述，都只有程度之别，而没有种类之别。作为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是和自然科学问题同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