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梅森政治小说话语建构
从周梅森目前业已推出的十余部长篇政治小说来看，其对时代政治生活的观察与书写是相当广泛的。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视角、方位来审视当下中国的政治进程，视野开阔，目光犀利，无论是歌颂改革，还是倡导反腐败，抑或思考政治改革的深层次问题，都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总的说来，周梅森政治小说既承载了主流文化的精神，又彰显着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体现了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完美结合。
主流话语的建构无疑是周梅森政治小说的思想内核，也是周梅森政治小说作为主流文学的突出价值所在。“从哲学文化学角度讲，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属于主体文化，又称主文化。它的最大特征是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是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代表。”自觉地弘扬主流文化精神，积极展开国家政治生活的宏大叙事，是周梅森政治小说的主导性写作立场。在周梅森政治小说的描述中，改革开放时代的重大政治决策或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得到了有力的张扬与深刻的表现。《人间正道》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这样的执政理念：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谋福利，勇于担当，大胆开拓创新，改变贫困落后的经济面貌，使老百姓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是和平建设时期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执政者获得人民群众信任与拥护的根本保证。《至高利益》的主旨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至高无上，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总纲。相形之下，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片面追求个人政绩的做法，不仅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是比个人贪污腐化更严重的政治腐败。正如小说中的西川省峡江市委书记李东方严正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任何政绩都必须建立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基点上，离开了这一基点，事情就会起变化，有些政绩就不那么可靠了，就值得怀疑了，说不定就是对老百姓的祸害。”尤其是“当政绩强调到极端，必然要走到反面甚至走到背叛的道路上，背叛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主沉浮》与《我本英雄》以汉江省省长赵安邦从一个乡镇干部成长为省长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书写了中国大地25年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通过汉江省尤其是宁州市所取得的显著成就，雄辩地证明了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争论”思想的伟大意义，也通过文山钢铁公司投资建设的教训表明了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性与正确性。在《国家公诉》中的长山市女检察长叶子菁身上，所体现的则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与坚定信念。
与构建主流话语相一致，周梅森政治小说塑造了一大批无愧时代的政治家、改革家或人民公仆形象，如目光长远、真抓实干、把握历史机遇与作风强硬的吴明雄（《人间正道》）；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与对腐败分子决不姑息养奸的刘重天（《绝对权力》）；以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坚持科学发展观、敢于纠正省委主要领导重大决策失误的李东方（《至高利益》）；充满政治朝气、但在复杂政治斗争中不得不迁就官场“平衡”规则的高长河（《中国制造》）；明察秋毫、意志坚强、不惧权贵与高举反腐正义之剑的叶子菁（《国家公诉》）等等，他们是新时代的楷模，也寄托了周梅森对政治生活与政治改革的理想。这些英雄形象，虽然还不能像《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那样为读者所熟知，但无疑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闪烁着夺目的艺术光芒。
在建构主流话语的同时，周梅森政治小说还充分调动作家主体意识，大胆暴露生活矛盾，在对国家政治生活与改革大计的透视中融入了个人的积极思考，凸显了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由此也丰富了主流文化精神的内涵，体现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结合与互补。就这一点而言，周梅森政治小说远远超越了合作化小说等十七年主流文学被动图解主流观念的写作模式，也超越了新时期初期主流文学简单的“拟权威话语”写作模式。这一点，仅从周梅森政治小说对政治腐败现象的深刻批判中就可看出。周梅森对政治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但在政治小说中却不满足于对腐败现象的一般性暴露与平庸分析，而坚持深入细致地弄清腐败现象的各种表现形态及其政治危害，并从制度缺陷等方面展开对腐败根源的探求。周梅森如此展示了当下中国政治领域的腐败“奇观”：一为集体腐败。如《中国制造》中的烈山县委与《我本英雄》中的古龙县委即为典型。这种腐败虽属少数，但性质恶劣。二为“被”腐败。如《中国制造》中的烈山县委副书记、县长赵成全与《我本英雄》中的古龙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林，由于身处腐败群体中，难以洁身自好。这种腐败引人深思。三为不作为。即只顾评头论足，说三道四，或遇到问题绕道走，甚至对实干者从背后打黑枪，放暗箭。《人间正道》中的市委副书记肖道清正是这样的典型。周梅森通过作品人物总结说，“不干事就是最大的腐败。”四为瞎干事。亦即片面追求个人政绩，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不顾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周梅森看来，这种腐败不仅是最为严重的政治腐败，而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乃至隐蔽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腐败心理已经成为许多领导干部的集体无意识。比如，《至高利益》中盲目投资300亿元建工业新区原峡江市委书记、现任西川省委常委、副省长赵启功，《我本英雄》中在省长赵安邦看来“只要能爬上去，哪怕踩断老百姓的脊梁，踩碎老百姓的脑袋也在所不惜”、惯于欺上瞒下与弄虚作假的银山市委书记章桂春，就是这种腐败现象的恶劣代表。而《我本英雄》中年轻有为、奋发向上的文山市委书记石亚南、市长方正刚同样没有摆脱这种政治无意识，因为“政绩”毕竟关系他们的升迁。至于《至高利益》中的现任西川省委书记钟明仁，以前也因为追求政绩而投入庞大资金，搞了贻害无穷、被百姓视为“垃圾园”的国际工业园，身为高级干部也未能幸免于片面政绩观的毒害。
周梅森还将西方文化的原罪观念引入到其政治小说中，从反现代性角度来审视现代性的流弊。在《我主沉浮》与《我本英雄》中，他没有回避改革与改革者的“原罪”以及资本的“原罪”。在《梦想与疯狂》中，他更是集中火力控诉了资本的“原罪”，并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博弈，揭示了资本营作时代的生存景观：在资本时代，利益已经成了最大法则，道德、理想与信仰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甚至权力也无法与利益相抗衡。评论家贺绍俊指出：“周梅森并不是坚持过去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而是充分利用社会转型带来的新的因素，将宏大叙事与民间精神结合起来，从而使受到冷遇的宏大叙事获得新生。”这一判断是令人信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