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近现代教学论的发展与引进西方的教学论分不开，但在研究当下中国的教学问题时，“那种认为中国古代缺乏系统的教学原理的观点”，完全照搬西方教学论的思想、或打算在教学实践研究中丢掉“历史包袱”和“理论负担”、一味“创新立异”的“雄心壮志”，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古代教学思想在学校教育类型逐渐多样化、层次结构日益复杂化的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教学论体系。”[9]“我国教学论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先秦诸子百家之言、《学记》和‘朱子读书法’等等之中所蕴藏的教学论思想，有许多是非常精辟的，至今仍放射出智慧的光辉。”[10]因此，如果刻意忽视或脱离这些传统教学思想，便难以真正掌握并有效解决当下的教学实践问题。研究教学实践的过程，也是与传统教学论思想不断“对话”的过程。
教学论史作为“教学思想的历史”，在发展历程中，任何一类教学论学说都不是某个研究者的“自圆其说”，而是同一时代或不同历史时期教学论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其基础则是理解和掌握历史上已有的教学思想。对教学现象或问题的研究如果脱离教学论已有的历史经验和研究成果，就会因为缺乏教学论史的根基，而误将某种教学理论视为能够解答所有教学问题的绝对真理，甚至把一些早已被时代和实践所抛弃的学说，当作新颖的教学论知识。因此，在研究教学问题时，以“教学思想的历史”中“历史性的教学思想”为背景或参照系，便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就当代中国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发展而言，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中国教学论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教学论研究的科学化发展绝不是、也不可能是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对多元的历史传统和外来文化，做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历史选择与文化重构。因此，应正确认识到“教学思想的历史”中内在的历史根据和源头活水，这种意识就是教学论研究者的历史自觉。
就教学论中的专业概念和术语而言，某一“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尽管人们会分析、使用各种教学论概念，但对于专业性的教学论研究者和普通的教学研究者是不同的。在前者眼中，这些概念中积淀着丰富的教学论史，是教学论研究的基本元素；而对后者来说，教学论概念仅仅是教学研究中的词条而已。以对“教学”的界定为例，在普通的教学研究中，只是一个确定的“定义”和“结论”；在专业性的教学论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是在古今中外的视野与比较中思考和把握这一概念，“教学”既不是给定的“定义”也并非固化的“结论”，由此才成为各个时代研究者批判反思和创新发展的对象，从而提出了各种富有时代精神和文化气息的“教学”定义。人们在阅读缺乏专业性的“教学论”著作时，通常会发现一种惊人的相似性，即其论点是“独到的”，论据却是“教条的”，论证则是“独白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作者不了解教学思想的历史，缺少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坚实的研究基础。因此，深入理解并正确把握“历史性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思想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从而将教学论史作为教学论研究的基石，就显得特别重要。
二、教学论研究实践转向的历史自觉
以历史自觉的方式转向并回归教学实践，是以掌握已有的教学思想和理论为前提。在教学论研究中，“理论”并不是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由历史性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所升华而构成的思想体系。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提出了一种共同的说法，即“实践渗透理论”、“实践负载理论”、“没有中性的实践”、“实践总是被理论‘污染’”等[11]。这就是说，教学论研究者怎样认识教学实践、看到怎样的教学实践、如何要求教学实践、期待怎样的教学实践、将把当下实然的教学实践变成何种可能的教学实践、如何评价变革后的教学实践，都离不开教学论史中已有的教学理论。因此，研究者在研究和变革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应该明白，正在从事的实践探索“渗透”和“负载”着什么样的教学理论？是一种拥有深厚文化历史积淀的理论，还是某种“时髦”的、或“过时”的甚至“偏狭”的教学理论？
教学作为一种培育人的生命成长与发展的特殊交往活动，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推移不断生成。[12]当下的教学实践固然是历史的积淀，但对于缺乏历史自觉的研究者来说，当下的教学实践可能只有未来没有过去，或者只明白教学有历史，但是教学的历史在他们头脑中仅是一个概念，与当下的教学实践并没有联系。这种研究者发展到了极致，便成为关注于“当下”教学实践的“教学专家”，而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的教学论研究者。教学论研究毕竟不是局限于“当下”教学实践的研究，当然也不是专注于“过去”教学实践或教学理论的研究，而是作为历史和现实连续体的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的研究。“历史”和“当下”在教学论研究中并非截然对立，因为教学论“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13]教学论如果缺乏“教学思想的历史”，其本身便难以成立，研究者不仅无从了解教学论的过去，更无法在前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教学论建设和发展的水平，从而有效推进实践研究。
研究者主要是通过教学经验与教学理论两种方式观察、理解和探究教学实践。教学经验作为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的中介，教学理论是对教学经验的提升，通过教学理论探索教学实践，两者之间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的存在，教学理论研究才能超越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从而全面地洞察教学实践、深层地反思教学实践、理性地剖析教学实践、有效地引导和变革教学实践。因此，当前人们对教学论研究“脱离实践”的批评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人们通常忽视了教学论研究到底以何种方式“面向”并“回归”实践，换言之，究竟是以教学经验的方式还是以教学理论的方式转向实践。部分研究者甚至对教学实践研究持有一种误解，即以探究教学实践之名，往往只局限在“经验”或“表象”，而非教学论的层次上提出、思考和解答教学问题，并冠之以“叙事研究”或“行动研究”的名号。这种缺乏批判反思的“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缺少深厚的教学理论基础和扎实的教学理论探究，把教学实践研究变成“调研（实验）数据的堆砌”或“教学（经验）案例的总和”，[14]因而无法对教学实践做出应有的理论把握与提升，将实践与理论、现状与历史相对立，刻意限定研究的视野与范畴，就“实践”论“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