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会议上，如何界定两国海军实力的比例成为美日争斗的焦点。美国为弥补在太平洋上海军基地的不足，强调通过保持己方海军对日本海军在舰队实力上的战略优势来压制日本的扩张势头。据美国海军作战部战争计划处在所制订的“跨洋对日作战计划”中推定：战争时期，海军应出动主力舰队攻击日本的近海以切断其海上交通，通过经济封锁击败日本迫使其屈服。为此，海军在舰队实力上必须保持对日本海军10比7以上的优势。
早在一战前，秋山真之就指出，日本海军平时必须维持美国兵力70%的实力，在与其交战时也才能获得50%的胜算。佐藤铁太郎也认为，进攻一方的舰队必须对防御一方的舰队多出50%以上的优势兵力才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而防守一方的舰队则必须达到进攻一方舰队70%以上的兵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战后，鉴于美国以“世界第一”（Second to None）为目标的海军扩军计划，日本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在内阁会议上鼓吹，“从海军军备的角度着眼，美国应该被视为日本帝国的第一假想敌”，并强调对美战备的必要性。
华盛顿会议开幕后，美国就海军实力比例问题向日本发难。1921年11月12日，美国国务卿休斯提出了裁减海军军备的具体方案，主张美日两国大幅裁减主力舰，并向大会建议美、英、日三大海军强国在达成协定后10年内主力舰更新标准的上限分别为50万吨、50万吨、30万吨。日本代表团表示坚决反对，认为是对日本“不平等的束缚”，完全是“美国站在霸主的地位上对日本所施行的威胁行径”。16日，日方代表向会议提交了针对休斯提议的修正案，坚持日美海军比率至少为7：10；日本在航空母舰拥有量上与美英持平。
会议期间，美国海军情报机关破译了日本的密码，美方对日方往来电报内容了如指掌，对日反驳能做到有的放矢，日本逐渐陷入了被动的境地，立场开始松动，首相高桥是清于11月28日向日本代表团发出训令并指示其可以接受美方的比例，但前提条件是“裁减太平洋防务或至少确保维持现状”，保持与美国的均势⑧。从高桥内阁的训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战略考虑，即通过制约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军事部署来削弱美国海军的战力，从而扭转日本海军因在主力舰问题上对美国做出让步所形成的不利态势。
1921年12月1—2日，美英日展开新一轮谈判。根据政府的训令，日方代表加藤宽治在谈判中仍坚持海军主力舰占七成的比例。但是，休斯对于比例问题毫不让步，贝尔福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发言表态支持美国的提案，从而导致加藤陷入了“不利的境地”。在美英的联合攻势下，日本被迫做出让步。15日，美日就主力舰比例与维持太平洋岛屿防务现状达成妥协，日本接受美方提出的主力舰10：6的比率，双方一致同意除日本本土及夏威夷群岛外，两国维持在太平洋海域岛屿属地的军事要塞及海军基地的现状。1921年12月13日至1922年2月6日，与会的各国签署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四国条约）及其补充条约、《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五国条约），明确了五国主力舰总吨位限额并规定美、英、日在太平洋上的岛屿要塞维持现状，同时将日本的“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限定为库页岛南部、日据台（湾）澎（湖）列岛以及由日本委任统治的太平洋诸岛。
华盛顿会议对在一战后的美日双方的海权竞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日本军部认为华盛顿会议的决定对日本的安全与在大陆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从而激起了对美国的极端仇视。加藤宽治就对华盛顿条约对日本的压制耿耿于怀，甚至公开宣称“对美国的战争始于今日，日本一定要对此进行报复”。这表明华盛顿会议埋下了日美争夺太平洋霸权的种子。
三、华盛顿体制下的美日海权竞争
华盛顿体制的确立在表面上缓和了美日冲突，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在海权竞争中的结构性矛盾。20世纪20年代，日本在华盛顿体制的框架内对美国奉行软硬兼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日本政府在外交上放软身段，通过采取“币原外交”对美国奉行有限的协调方针。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强化对美国作为头号假想敌的战备，并以武力为后盾与美国展开竞争。日本海军根据1923年度《帝国国防方针》所提出的日美战争是“大势所趋”的战略构想，积极开展扩军备战。
华盛顿会议未能解决辅助舰比例问题。会后，美日竞相投入了建造辅助舰的军备竞赛当中。1924年，美国决定建造8艘万吨级巡洋舰，国会批准拨款完成1916年军备计划中规定的9艘潜艇的建造工作。按照该计划，截止到1926年，美国拥有的巡洋舰总数将达到40艘，总吨位达334 560吨。此外，尚有2艘万吨级巡洋舰在建，获得建造批准的巡洋舰则为6艘。日本海军也不甘人后。1924年，海军当局根据军令部“通过增加辅助舰以期巩固国防”的战略出台了辅助舰的扩军方案，预期计划的主力舰达31.5万吨、航空母舰8.1万吨，日本海军各型舰艇的总吨位将达到1 120 840吨。如此一来，海军军控问题再度构成了华盛顿体制下美日海权竞争的主要内容。
1927年2月10日，美国总统柯立芝建议召开日内瓦海军会议，商讨限制辅助舰的军控问题。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任命海军大将斋藤实、驻法大使石井菊次郎为全权代表率团出席会议。6月20日到8月4日，美英日三国在日内瓦举行海军裁军会议。会上，美国将华盛顿会议上的主力舰比率标准套用到辅助舰上，日本则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教训强烈反对美方提出的辅助舰比率标准。4月19日，日本向美英提出，日美万吨级的重型巡洋舰的比率为10：7，潜艇维持现有的数量。美国强烈反对日方提出的标准，他认为日本对美国70%的比例将导致两国海军实力对比的失衡。他甚至提请日本注意：美国不会在可能成为交战海域的西太平洋给予日本以任何优势。斋藤实则提出日本的方案进行反制，要求辅助舰达到为英美70%的标准。恰在此时，美国与英国在巡洋舰型号问题上意见相左，导致会议宣告无限期休会。
日内瓦会议后，日本海军加快建造辅助舰，从而促使美国再次召开国际裁军会议以遏制日本。1930年1月21日，英、美、日、意、法等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缔约国，在伦敦举行旨在限制海军军备的国际裁军会议。会前，美日双方都进行了精心的准备。1929年6月，日本方面为出席会议的代表团确定了坚持辅助舰的总比率为美国的70%等三大原则。为了避免重蹈日内瓦会议的覆辙，美英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双边会议并就联手遏制日本达成了共识。国务卿史汀生在会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时明确拒绝了日方所主张的辅助舰70%的比例，强调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的主力舰比率60%的标准适用于全部军舰，从而表明了美国对日的强硬立场。
会上，美、英与日本针锋相对。美国在英国的支持下要求日本将拥有海军辅助舰和大型巡洋舰的吨位比例保持在美国同等舰艇60%的水平，而日本则要求享有对美国70%的比例，双方互不相让，谈判呈现胶着状态。美国代表史汀生警告若槻，如果日本不接受美国60%的标准，美国将继续扩充海军。不仅如此，美、英还暗示，如果日本不遵守华盛顿会议制订的战舰比例，美、英两国将组成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以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式迫使日本就范。加藤宽治等海军强硬派对美、英深表不满，要求坚决抵制华盛顿和伦敦方面提出的海军裁军方案。
鉴于日本的强硬立场，美国稍作让步，提出了日本辅助舰占美方61.1%的比率，但又被日本拒绝。后经反复磋商，双方均做出让步：日本接受了美方提出的69%的比例。1930年3月13日，两国在美方提出的最后妥协草案的基础上缔结“里德一松平协议”，规定日本对美国的辅助舰总吨位的比率为69.75%，重型巡洋舰为60.22%，轻型巡洋舰为70%，驱逐舰为70.33%，潜艇总排水量为5.27万吨并与美国持平。5月20日，根据滨口的指示，日方代表团在会议上签署《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即伦敦海军条约），在法律上确认了“里德一松平协议”的相关裁军条款。
伦敦海军公约的签署标志着一战后美国在华盛顿体制内遏制日本的努力获得成功，美国感到满意。日本则认为公约是“美国压迫日本”的产物而将其视为“屈辱的条约”，对于日本海军而言，其最关注的要务就怎样从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所形成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这样一来，从凡尔赛会议到伦敦海军会议，经过十余年在外交上的折冲樽俎，日本认为凭借对美协调的手段无法满足自己在亚太地区殖民扩张的利益诉求，决计改弦更张，用武力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将美国挤出东亚大陆，从而完全掌握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打开了激进的军事扩张的新局面”。日本公然以武力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行径预示着美日的海权竞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此后，日本于1935年废除《五国限制海军军备条约》，1936年退出第二次伦敦裁军会议，重启并升级与美国的建造军舰竞赛，直至偷袭珍珠港，从而最终走上了太平洋战争之路。可见，美日在太平洋的海权角逐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