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化根基性的记录
中国散文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从中国文化最根基性的方面，记录了中国的历史和普通人的生活与感情，所以散文与现实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我们知道，中国有强大的诗歌写作传统，在文学长河中，诗歌一直被视为最高级的文学样式。但事实上，自唐代举行科举考试后，人们越来越重视文章，散文的作用越来越大。及至到了“桐城派”，散文更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风。所以，从整个历史的演进来看，“文”对中国文化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大，它比诗歌更全面地影响着当代文化，直至今天，散文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的日常生活。散文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雅”的方面看，它和诗构成了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诗文文化”传统。由于长期浸淫于“诗文文化”中，中国古代的文人一般都能诗能文，这不仅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能力，也是他们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标志。因为诗文已经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渗透进他们的精神和血脉之中。可以说，中国最早的全部文学，就是诗歌和散文。它们经由历代封建文人士大夫之手而逐步完善成熟，特别在散文领域，名家大师辈出，不胜枚举。二是从“俗”的方面看，散文的门槛较低，书写较自由随意，由于贴近现实生活，最适宜表达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感情，所以从古至今，在诸种文学体裁中，散文的产量最多，影响最大，拥有的读者也最为广泛。散文不但最贴近日常生活，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它还是中华民族情感的结晶。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散文，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感情结构和心理结构。赵与时《退宾录》载：“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坠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坠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1]这里的《出师表》、《陈情表》、《祭十二郎文》，都是我们民族散文的瑰宝，在这里面就有着我们民族情感的密码。可见，散文这种文学形式在整个中国文化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作为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方式，和中国人的生命活动密切联系。它凝结着中国人的思想价值、文化理想，渗透进了中华民族浓厚的情感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中国散文就不仅仅是研究一种文字的写作，而是探究一种深植于文化中的大爱和人文情怀。比如朱自清的名篇《背影》，作者采用长镜头聚焦的方法，集中浓缩了父亲的“背影”。这个“背影”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情感的原型，一个民族的文化代码。《背影》感人的秘密，不在于它的文字，而在于感情与文字之间，有一个文化结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感情沉淀。正由于《背影》中父子的感情都浓缩在这个情感原型中，这样“背影”也就成了一个“有意味的形式”，成了一个苏珊•朗格所说的“生命的投射”。像《背影》这样蕴含着民族的感情密码的作品，在中国散文史上还有许多。因此，我们的散文研究，要尽量透过散文作品的表层文字，挖掘出深藏于文字背后的民族情感原型和精神原型，使其更好地融入到当代文化建设中。除了上述两方面，中国散文还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国散文里充满着一种东方式的智慧，这种智慧有两个特征。一是以寓言为广，即《庄子•天下篇》所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从《庄子》文本看，庄子实际上就是借助丰富的想象，通过对人、事、物进行形象化的描述，来表达自己对宇宙自然的认知，以及对生于其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的把握和对于人生的感悟体验。如《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就相当典型地体现出庄子这种诗性智慧写作的特色，那就是通过庖丁高超的解牛技巧来隐喻某种生存之道。二是倾心于“平常心是道”的禅风，即“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直觉思维方式。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始得西山宴游记》，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都是颇具“禅味”的散文小品。可见，禅宗不仅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对于中国散文尤其是其中的散文小品的渗透，使我国的散文呈现出了一种绝不同于西方散文的诗性智慧。综上可见，中国散文在漫长的发展建构中，已逐步形成了一套包括民族感情、智慧和精神在内的富于中国特色的“散文文化”。这种“散文文化”既是一种文学的写作，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文本体制，更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散文既是现代人感情和心灵的栖息地，同时也担负着守护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高地的使命。
二、文化生命理想和文化人格
文化生命理想是在文化的框架中更符合现代文化精神和现代人格的一种文化建设。它既重视人的生命体验的价值取向，也具有比较清醒的层级文化价值目标，即重建中华文化价值体系和实现全人类文化价值的终极目标。因此，它既是个人的、民族的，也是人类的终极关怀，是复杂文化心理内容的核中之核。因为现代社会文明越是发达，人的生命的文化那一部分就越重要。我们看到，中国现代散文作家都明确地以文学与文化的建设为基点，并以各自不同的创作追求与创作实绩标示出作家不同的文化生命理想。鲁迅杂文以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犀利与辛辣，构成了他独具一格的文化生命理想，它一方面呈现了生命价值被现代文明所深度污染的各种异化的生存形式，一方面又体现了鲁迅对于知识分子怎样担当历史使命的独特理解。周作人在寻求社会文化建设的理想框架时，更多钟情于对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的想象与依持，突出作家自我本真原初的人生体验。他不是从当前现实需求的逼迫出发，而是从非实用的更加内在的基因传承的高度，去把握人们当前精神上急需解决的问题。何其芳的散文在象征人生里往往表现自我的“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的文化追求。炽热地爱恋人生、清醒地理解人生的梁遇春的散文始终追求着一个可以理解的人类生存，他以“快谈、纵谈、放谈”的方式探求着“建在理智上面的天真的”生活艺术。李广田的散文则以叙事的方式传达了他关于“人的改造”的本质和意义。这些散文家的创作广泛联系着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其潜在的文化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散文不仅揭示了新旧文学转换的重要意义，而且代表了新型社会文化的基本精神追求，反映出现代知识分子相对成熟的文化生命理想。与文化生命理想相联系的，是对于中国散文与民族文化人格的塑造。一部中华民族散文史，其实就是一部民族文化性格的演变史。所以，散文创作和研究的一个任务，便是通过对中国散文的文化诠释，去把握传统散文中文化人格的延续性与变动性，不仅再现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的内心冲突，同时还要通过文化人格的发掘，去再现一种灵性与浪漫，去探测一种社会文化心理和生命价值取向。在这方面，《史记》堪称典范。在当代散文家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一个王朝的背影》、《风雨天一阁》等散文中，塑造了三种不同的文化人格类型：一是追求自由独立但又多少有些神秘乖戾的文化人格；二是强健开放、积极进取的文化人格；三是具有圣洁和崇高的文化良知的文化人格。由于余秋雨将文化人格的建构和升华作为他的文化散文创作的一个中心，而这种文化人格的建构又以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作参照，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认知和情感体悟为依托，在此基础上，再配之以诗性的生命激情和文化想象，此外，还有一套属于“余秋雨式”的个体的话语，这样，余秋雨文化散文中的文化人格的建构自然便比以往散文中那种纯粹从政治层面或道德层面的人格建构要开阔得多，也复杂和深刻得多。在如何塑造理想的文化人格方面，当代不少散文家都做过努力。除了余秋雨之外，王充闾、梁衡的散文也值得一提。王充闾在《渴望超越》中认为散文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他的文化散文《两个李白》、《用破一生心》，在剖析展示李白、曾国藩复杂人格的同时，也肯定了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对于塑造理想文化人格的作用。梁衡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从多个角度描写了周恩来既“大无”又“大有”的伟大文化人格，这种理想的文化人格是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理性思辨精神与生命文化感悟的完美融合。显然，这样的理想文化人格正是当前深受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冲击的社会现实所缺乏的，也是当代的文化建设所迫切需要的。可见，在消解了深度模式的当下，文化散文以其启蒙现代性的思想价值取向和对独立人格与理想精神的探求，不仅奠定了其不可取代的文学史价值，也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养料。
三、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与当代文化建设
庄子的散文，汪洋姿肆，想象超拔，激越宏丽，巧譬善喻，生动形象。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说，庄子属于“文辞之美富者”。[2]闻一多则认为庄子堪称先秦诸子中最杰出的文学家：“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学，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足够你欣赏的，采撷的”。[3]《庄子》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是先秦散文成熟的标志，而且开创了中国审美文化的范式。如果说庄子是中国抒情散文第一家，那么司马迁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抒情散文第二大家。过去的研究较多地注重司马迁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充分肯定其对于中国史学的开创性意义，相对来说，对司马在散文艺术方面的贡献则有所忽略。其实，司马迁既是一个史学家，也是一个内心世界极其丰富，感情极其充沛的大散文家。司马迁写史，以雅洁为世人所称道，班氏父子称其具备“良史”之才。可贵的是，司马迁并未因雅洁而丧失散文审美和感情的力量。读他的《报任安书》，你会感到他的文字“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4]他“直写胸臆，发挥又发挥，唯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5]司马迁可谓“极尽文章的能手”，他的爱憎感情，常常借助叙述语言托出。他的文辞，笔力劲拔，在悲痛之处如火如荼，在悲哀之处又异常凄绝，这些抒情特色，在被称为战国四君子传的《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春申君列传》、《魏公子列传》中都有着十分突出的体现。中国古代散文的抒情审美传统，在陶渊明、柳宗元、苏轼、袁宏道、张岱等杰出散文家中也有着出色的表现。陶渊明的文章语言朴素而优美。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花源：“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中的风光则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6]在这里，“世外桃源”的宁静淳朴，乡村景象的描绘，抒情的笔调，优美的文辞与田园诗般的意境可以说是水乳交融，达到了和谐统一的境界。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既是艺术成就很高的山水散文，也是优美漂亮的抒情审美散文。他的散文没有学究气，且极富个性色彩，往往借助景物书写胸中的不平，这使得他的山水散文有了人的性格。在文笔方面，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多用短句，文字简洁生动，节奏明快而富于变化，而且常用虚实结合方法谋篇布局，从而使文章妙意横生。苏轼的散文品类众多，既有《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议论性散文，又有《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等山水游记。苏轼的散文常熔议论、描写、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勇于创新，不拘常格，在文风上则是随笔挥洒，不加雕饰，因物赋形，行云流水，深得《庄子》真传。至于晚明的袁宏道，虽然他的散文多以尺牍为主，且注重游玩时的趣味，但他注重散文中的个性自我，强调散文需真实，感情需从胸臆中流出，这样他的散文一方面具有“短而隽异”的特点，一方面又贴近人的性灵，这是袁中郎在古典抒情散文方面的贡献。而晚明另一位杰出散文家张岱的散文，更具鲜活灵动的艺术情韵。他的《湖心亭看雪》，以传神生动的量词描写西湖的雪景和人物，展示了山水的生命脉搏，其散文静中有动，冷中有暖，抒情中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实乃抒情写景的大家。以上所列举的中国古典抒情散文大家，他们的散文有着共同的特征。其一是他们的散文与以唐宋诗词为代表的中国诗词，共同构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诗文文化”，这种“诗文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诗性精神，可以说是一种诗、思、史三位一体，融会贯通的审美范式。其二是中国古典散文特别推崇崇高和谐，优美雅洁，强调散文的精神性、感情性和心灵性。其三是中国古典散文十分讲究文笔修辞，炼句炼字，以及语言的弹性，所以古典散文基本上都是“美文”。上述几方面正是中国古典散文所特有的内在审美性，这种审美性不仅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而且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当代文化建设，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当前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正处于转型期，而转型期的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构一种适合时代要求，能有效提高国民精神和审美感知的审美文化。而中国古典散文的审美范式，正好可以纳入当代文化的审美建构框架中。当前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是低俗文化、娱乐文化泛滥，高格调，高品位，既能给人以思想滋养，又能提升当代人的审美情趣的优美文化太少。在过度追求物质享受和平面文化的同时，人的审美感知日渐迟钝和粗糙，感情和心灵也越来越沙化，正由于优美文化在粗坯文化面前相继沦陷，当代文化建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审美的介入和支持。笔者认为，所谓审美文化，指的是从文化的本质上，认定文化就是审美的。审美既是文化的起点，也是文化的终点，是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旗帜。因为文化建设如果没有审美的介入和渗透，则这种文化建设只能停留于方针和政策的显层次上，或者只是一些了无生气、冰冷僵硬的统计学上的数字和建筑物的堆砌组合。而有了审美文化的滋润，文化建设便不仅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情有味，而且可以使国民的审美感知变得精致敏感，从而提高他们分辨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的能力，并由此迈向良性健康的审美之途，进入一种安详和谐、宁静澄澈的真善美的境界。而在当代审美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散文的确可以大显身手，充分发挥其审美上的优势。且不论灿若星河的古典散文，仅就现代散文来说，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不知影响了多少读者，陶冶了多少人的心灵。当代台湾散文家龙应台的《目送》，自2009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短短两年间就重印十多次，累计印数达到五十多万册。《目送》与《背影》一样写的是亲情题材，但因作者抓住了人类共有的普遍情感和价值观，加之情思内敛，文字优美，文化与审美达到了高度统一，因此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可惜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化建设中，往往忽视了散文的审美价值，没有很好地去挖掘散文这一块富矿，更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如果我们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高度重视审美文化的建构，同时注重挖掘散文的思想和审美资源，则我们的当代文化建设有可能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四、互联网时代的散文价值
前面说过，散文是最具日常性和平民性的文体，它从中国文化最根基的方面，真实记录了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情感。散文的这一文化特性，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更不可小视。当前，随着网络发展的日新月异，文学已迅速进入了“全民写作”时代，散文创作更是如此。目前上百家文学网站多已开设“散文随笔”栏目，加上专门的散文网站，每天发表的散文数以万计，一年发表的散文主题帖过亿，而以前一家传统的纸质刊物一期最多发表十几篇散文。网络写作给散文的观念、形式、内容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它使原来基本上由少数精英掌握话语权的散文一跃成为一种普及的、大众的、草根的，人民都能参与，都可以各抒己见、表达个性自我的文学。大批文学爱好者通过互联网博客和手机微信，有了尝试写作的机会和施展才华的舞台，其传播的迅捷和广泛也使它有了比传统媒体更大的影响力。网络的实时更新和交互性，同时充分调动了创作者和阅读者的热情与积极性，形成“全民写作”和“全民阅读”共生共荣的现象。散文在全民写作时代如鱼得水。由此可见，网络的发展和博客的出现，确实为散文的全民写作提供了空前的便捷和巨大的动力。不同的写作者以五花八门、无拘无束的言说，使散文拥有了丰富斑驳的精神与文化。他们对人生、社会、时代、现实的感悟表达，不仅将散文刻录个体性灵的优势张扬到极致，而且无形中构建了一个众声喧哗的现场。因此研究网络散文与生态散文的兴起，以及全民写作与社会文化生态的和谐问题，已摆在了散文工作者面前。就网络散文和全民写作这方面看，我认为散文对当代文化建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自我和谐和和谐社会生态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就自我和谐方面来说，一个和谐社会既要讲社会生态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讲人与自我的和谐，只有作为社会一份子的每一个人做到自我和谐，这个社会才能变得美好和谐；而只有自觉主动地参与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之中，我们每个人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与和谐。那么，在建设和谐社会大语境下，网络时代的全民写作何为？笔者认为，要做好这一课题，首先应从道德角度完善创作主体的人格修养。和谐社会的构想有着很高的道德追求，而散文从内在价值来说，正是一种追求精神质量，讲究感情纯度，推崇生命和谐的文体。现代散文家梁遇春曾在《小品文选•序》中说：“小品文的妙处也全在于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妙的性格的作者的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7]这十分明确地揭示出实现散文的内在价值的途径，就是作家的自我和谐。梁遇春的散文创作主体是自我和谐的，所以他的散文小品有一种道德感召力。汪曾祺也是自我和谐的，所以他的散文顺应人情，重视常识，讲究中庸之道，体现了儒家仁民爱物的现世精神，不仅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在建构和谐社会的当代文化建设中体现出它的作用和价值。当今，随着和谐社会思想的深入人心和当代人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有理由要求散文作者尤其是网络散文作者提高自身的道德和精神境界，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备良性文化的自觉和人文主义的关怀，从而使网络散文写作参与到不同层次的文化建设，参与到当代的精神与价值的对话中，这是从自我和谐方面说。而从社会文化生态和谐方面说，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建构一个讲信仰道德，有理想有梦想的公平正义的美好社会，和谐社会的语境为散文创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机遇，并昭示着散文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散文一方面应以自身的文体优势主动融进这一语境，一方面又要发挥其“人民的文体”的作用，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社会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提供精神的支援，展示其应有的价值。网络散文写作如何在当代和谐文化建设中提供优质的感情和精神支持，发挥更大的作用？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重视网络文化写作的经典化。当今的网络散文写作成为全民散文写作已是事实，但在表面繁花似锦，在车载斗量的网络散文的背后，却是精英散文家的不在场和经典性散文的缺失。而散文要对广大民众的精神和审美取向进行有效引领，要更有效地参与到当代文化建议中，关键是要在全民写作中发现和凝炼网络散文的经典。因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散文写作，要有经典作为创作的坐标；另一方面，经典能提升散文的内在价值，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阅读、欣赏散文，从而在潜移默化中陶冶当代人的性情，提高他们的审美品味和文化趣味。所以，当前的散文研究者既要看到散文全民写作的积极意义，又应重视这种写作的经典化问题。散文是一门“慢”的艺术，它不是冲刺，不是马拉松，而是心闲气定的散步。在今天这样一个走得太快、心浮气躁的时代，散文这种以“慢”为特征的文体，能起到别的文体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它在滋润人的感情，净化人的灵魂，在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高地的守护等方面，的确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不少人预言，21世纪的文学，散文将成为主流，对此笔者深信不疑。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发现散文的价值，发掘古典优秀散文的艺术特质，为当代散文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和美学借鉴，同时抵抗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各种虚浮的泡癎，不负责任的消解、颠覆高雅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低俗化的东西，重新建构社会的理想和信仰，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和精神文明，这是我们研究散文的意义所在。
作者：陈剑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