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思想的提出，使得经济法学的研究领域泛起了阵阵涟漪。那么在生态经济之下，经济法的研究者对于经济法面临的新使命的探索就成为生态经济时代的先驱工作，经济法在生态经济时代的使命就是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生态正义的实现正是生态经济下经济法的新使命，也是生态正义下经济法追寻的价值目标。那么生态正义作为经济法的新的价值，能否评价生态经济之下的一切行为的准则，这需要探究经济法价值的产生和经济法的价值体系架构的基础。
二、经济法学旧的价值体系与使命
探寻经济法学的价值，要沿着经济法学的产生的历史沿革，明晰经济法产生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矛盾，抽取经济法在不同时代下的不同使命。经济法产生之初的历史使命与经济法诞生的时代，即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时代下经济法背负的社会责任息息相关。早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和殖民战争的指向都是巨大的物质利益。在思想领域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在三大思潮中根基稳固，信仰和追捧的范围更广、人数更多，国家和人们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进行了目标的设定，构建了行为过程和结果的评价体系，所有的一切行动都尊奉着经济利益的大方向。之所以能够让自由主义的思想大行其道，之所以殖民霸道的行为能所向披靡，原因是世界刚刚苏醒，生态资源还极大丰富，人们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满足。然而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促使人们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提出，使得政府走进了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领域，一系列的调节经济运行的政策法规出台，使得经济法自产生就被赋予了规范经济人行为和经济人关系的使命。经济法的这一使命仍然是在以发展市场经济，维护市场经济运行和追求物质财富的背景下履行的。宏观经济世界和微观市场领域的政府角色，就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执行者，政府的调节经济运行的行为需要法律的监督，及其执政效力的维护，经济法就成为市场经济始终维护的执政工具。“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当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用这样一段话引发了人们对于“经济人”的思考，而对于人的行为动机是源于经济和权力的效力和服从的论断，也成为企业管理和政府行为加以引用的有效工具。然而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理论的时间是18世纪末，“经济人”理论虽然在之后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基于对于丰富的物质资源的客观环境提出的经济理论，其理论基础终究是要随着物质资源的消耗而消散。
三、经济法学新价值内容的引入
近些年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频频爆发，天灾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是人祸，而人祸所反映出的本质是人类价值观念的扭曲和价值观的癌变。发达国家经历过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对于当今的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早就已经将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发展经济的界限，因此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环境的良好改善和呵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将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理念植入到我国的社会制度体系之下，引导和警示世人培育维护生态正义的价值理念，伸张生态正义的价值思想深入人心，达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目标和谐统一。经济法是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核心法律规范，通过经济法来实现生态正义理念的培育，更加符合经济法的社会角色，也更加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目标。价值一词本身是经济学领域的名词，自经济学领域诞生伊始，价值就随身携带了人们对于物质的渴求和期盼。当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无限膨胀再膨胀下去，结局就会将原本美好的愿望和诉求演变成了苛求和掠夺。而这种掠夺带着鞭笞生态环境的鲜血淋漓的鞭子，声声抽打震慑着人类的灵魂和价值观念。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欲求不断地被商品的生产者刺激再刺激着，这种社会现象继而引发了人们的消费领域的扩张和消费对象的爆炸，唯GDP发展的经济目标让人们的消费既盲目又远离生存意义，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危机相伴相进，经济发展与维护生态环境这两个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发生了激烈冲突。各个学科各个门类的研究都开始研究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方法和路径，比如生态学家通过发现生态规律来提醒执政者应该注意平衡经济发展与自然的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期待经济发展的步伐限定在自然能够容忍的限度之内，自然科学领域也纷纷推出了一系列的净化污水、净化雾霾的科学技术，法学家们通过环境法律法规规范人们的行为，让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能够得到法律的规治。然而事后的惩罚，不如事前的预防，经济法正是可以承担这个灾害发生前的预防责任的主角。众所周知，经济发展是经济法领域的研究者们一直保驾护航的大目标，然而这个大目标已经遭到了生态环境保护者的猛烈攻击。在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倡导下，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们通过提出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重新整合经济发展与人类生存环境保护的步调，希望能够促成两者协调一致。然而美好的愿望还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在生态经济下经济法需要尽快培育全新的经济法的价值体系来支持经济法在新时代之下的新功能。那就是在新的的价值生态经济视阈下生态正义与经济法的新使命体系下，为了平衡人类生存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生态秩序，发挥经济法应有的教育和警示的作用。
四、构建经济法学新价值体系的理论前提
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之下，往往是主流的经济学思想通过经济学家参政议政或者教学研究等方式影响国家领导人的经济决策，这些主流经济学思想也逐渐演变为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经过社会实践和一定的法律程序又上升为经济法律法规，可以说经济法就是不同时代主流经济思想的延展。沿着经济法的发展脉络，到了生态经济时代，经济法延续生态经济思想的思维方式，经济法的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应该在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发生。诚如上文分析得出的结论，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假设理论已经在生态经济下不合时宜，在生态经济下，经济法如果想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还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法律关系主体的确定，既然经济人不能作为经济法的法律关系主体，或者说承载经济法新价值的价值主体，那么谁能够作为经济法的法律关系主体？或者谁能作为经济法的新价值主体？那就是“生态经济人”。生态经济下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发生了改变。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人人都是“经济人”。传统的“经济人”假设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社会制度的构建潜移默化地发挥了不容质疑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制定上，体现在经济法评价机制的运行上，体现在各个经济实体的目标的设定上，也体现在民众自身的生活和工作自我价值的评判上，所有的现象，其本质皆为各个主体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和满足。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源的濒临枯竭，“经济人”假设理论提出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精神世界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经济人假设”理论在现在这个生态环境恶劣、物质资源匮乏、人们精神世界得到高度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如果说传统的“经济人”是市场经济下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那么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变迁，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必然要发生蜕变，那就是由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蜕变为生态经济下的“生态经济人”主体。
1.客观经济环境的变迁结果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个国家仍然是自然经济下农耕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状态，由于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目标的设定，使得人口只有10亿的需求，通过普通的生产工具就能够得到满足，生产力的低下虽然是人类的发展制约，但是对于生态环境自身却是一件好事，简单的劳动工具和较少的人口很难对生态环境造成大的伤害，因而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长期地保存下来，也因此无知的人类把这些自然资源想象成为无限无尽的资源，贪婪的掠取、肆意的浪费，这也是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理论提出的客观经济环境。如今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改变有目共睹，“经济人”假设理论引领的社会变革让人们获得了丰富的物质满足和精神世界的提升。然而工业革命也赋予了人类一把宰杀自然的屠刀，这把屠刀的不断挥动使得地球生态环境也变成了来自太空照片上的满目疮痍，生态资源的不断消耗和得不到恢复，使得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态危机，如果再放任现在的行为方式进行下去，灭亡，甚至是人类种族的灭亡是迟早的结果。人类如果想持续地生存发展下去，势必要再次进行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这次的社会变革的矛头指向就应该把“经济人”思想作为罪魁祸首，这一次社会变革也应该是经济法领域的指导思想的变革。现在的人类生存环境被雾霾、污水、辐射、污染所包围，再不顾一切地只追求物质利益显然是不明智的，而且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自然环境污染的切肤之痛唤醒了人们保护自然、保卫家园的危机意识，更多的人自愿自发地开始了节约能源，反对浪费的日常活动。所以，一个新的，能够引领新的社会发展的思想破茧而出，这就是低碳经济，或者说是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在生态经济思想之下，我国经济法的社会评价指标发生了转变，政府行为的评价、民众个人生活的评价都不再是唯GDP为目标，而是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既要保护好生态环境也要探寻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生态经济社会之下，生态经济思想之下，文章提出了将“生态经济人”作为经济法的法律关系主体，将生态经济运行中的法律关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将生态正义的实现作为生态经济时代下经济法的新使命。
2.时代发展的需要“生态经济人”不同于以往的“经济人”，“经济人”是市场经济下的主体假设，而“生态经济人”是生态经济下的理论延伸；“经济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资料的需求，“生态经济人”则是在寻求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自身生存发展，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不惜破坏生态平衡而追求物质利益满足，而后者则是在竭力维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追求生产和生活的安定。中国在经历了民族战争、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和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环境也饱受战争和社会变革的折磨，尾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接踵而至的生态危机，这些洪水、泥石流、沙尘暴、雾霾等表面上的自然现象，其本质是对人类涸泽而渔的掠夺行为的惩罚和报复。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不能也不可以再经历一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牺牲生态环境换来经济发展的老路，中国必须尽快探索出一条既不进一步损坏自然环境，又能持续发展的新路，这需要一次自上而下的思想风暴，而生态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完善，是承载这次风暴的理论车厢，“生态经济人”的思考是值得我国的研究者们进入深层次琢磨的。文章试图抛砖引玉，以期更多的经济研究者能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和飞跃。再强大的思想也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持和推进，经济法正是帮助生态正义思想向社会公众传播和颂扬的有效律法，经济法的法律精神和法律规则既符合正义理论的律动，也描摹出了生态正义思想在当代的精神内核。在经济法的宏观调控领域赋予了政府的执政之缨，政府是伸张生态正义的关键角色，只有政府主动并且倾心于生态正义思想，才能有政府斩断时代病根并大刀霍斧的推进生态正义变革的执政之为。在经济法的微观管理的空间内，政府依然别无推卸地担当了悉心呵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的理所应当的统帅。政府一边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一边还要提示各个市场参与主体要减少污染、反对浪费、重复利用、回馈自然。
五、经济法学新的时代使命
经济法学的新的价值是谋求生态经济社会之下的“生态经济人”这个主体之间相互的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也是生态正义的核心内涵，当今社会价值体系更新，生态正义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评价指标，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法律运行和法律评价的指标。追寻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实现人类社会的生态正义，就要探索出一种人类既能够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又能够及时回馈生态系统的体制，即限制+补偿的资源分配体制。
1.实现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以共享资源为前提许多年以前，经济法的研究者们还在探讨如何实现社会产品再分配的公平正义，即使是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还在乐此不疲地讨论如何将“蛋糕”做大，如何分“蛋糕”，在生态经济时代之下，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讨论的价值和必要了，在生态经济时代之下这个问题早已过时，或者可称之为“假问题”而非“真问题”。真问题是，社会产品生产多少我们的生态系统才能够负担的起，或者说生态资源能够满足多少社会产品的生产需求。形象地说就是，做蛋糕的原料还有多少，我们的蛋糕该做多大才能既不浪费资源，也能满足需要？也就是要限制蛋糕的尺寸问题。生态经济人要共享生态资源，生态经济人之间、生态经济人与生态系统的其他物种要和谐同处，共享生态资源是实现生态正义的前提。
2.实现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以人类的补偿为途径生态系统需要恢复，而系统恢复需要成本，由谁来承担这一成本，由谁来补偿？经济法在生态经济之下完成资源分配正义的另一个途径就是谁占用谁补偿。倡导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就是要建立一种人对生态系统的回报体制。为了实现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经济法为主体的社会体制需要以清偿债务的方式对生态系统进行补偿的制度。（1）利用国家税收的方式条件产业结构国家税收的方式限制那些过度开采生态资源的产业的发展。国家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经济法调节宏观调控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必要方式。可以通过设立新的环境税种，通过不同的税率鼓励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限制过度开采产业，禁止污染产业的进入。税收是通过强制的方式让社会成员将从生态资源中获取的利益回补给生态，当然不是直接的回补给自然界本身，而是通过国家政府的资金分配和利用来重造自然、重树环境。至于这种税收的纳税主体、课税对象、税目、税率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尽早地商讨出一个完整的结论。毕竟这一政府执政决策既会影响全部社会成员，又会对支撑经济社会的中流砥柱的经济主体利益造成巨大影响。同时那些资源消耗的大户将会承担大的税收成本，而资源消耗小的社会成员就会承担较少的税负，如此刺激社会资金积极投向少消耗的绿色行业，吸引更多的社会精英投身到绿色产业，以此来引导我国的产业机构的调整和升级。（2）利用生态保护基金的方式回馈生态如果说国家税收的方式是经济法通过强制的方式将保护生态，实现生态正义的思想落到实处的硬武器，那么通过生态保护基金的方式回馈生态则是伸张生态正义的经济法的软武器。设立生态保护基金用以清偿对生态系统的“债务”，能够极大地引导和鼓励社会中间力量参与到对生态系统的补偿和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维护工作中。生态保护基金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通过引导所有生产企业参与基金的方式，对于直接或间接地消耗资源的行为，都要回补社会，回馈自然。生态保护基金的方式虽然没有像国家税收的方式一样能够短时间内聚类生态保护资金，但是有益于社会的长远的良性发展、能够激发社会群体爱护自然、主动地保护自然、抛弃损害自然恶习的热情。关于生态保护基金的设立、生态保护基金的管理以及生态保护基金的监督和运用，仍然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的积极探索和全面的考量，力争使得生态保护基金能够满足经济法追寻生态正义的要求，并且使其最终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回补自然回馈社会的良效。为了人类自身的种族延续和文明发展，我们需要对生态系统进行补偿，这种补偿是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的价值取向。经济法伸张的生态正义是以人为本，这是充分保证其他物种的平等生存权利的前提下提出的生态正义问题。现代金融手段发展日趋成熟，更加完善，生态保护基金的设立从技术和法律的层面并无难以解决的问题，关键在于执政者是否有推行生态保护基金的决心和毅力，而这种决心和毅力则来自于执行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态价值观，准确地说是生态正义价值观，价值观念的影响促使执行人对执政主体发挥催化的合力，并使得这个生态正义的价值观念能够成为执政团体的价值观念，最终左右执政主体的执政行为。
六、结论
思想是行为的灵魂，生态正义的价值观是实现生态正义行为的指针。执政者统领时代思想，革新执政者的价值观更是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中国社会以及全世界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以牺牲生态系统为代价的人类发展，我们也应该知道人类新的生态价值观的培育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生态经济下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形成和传承依靠健全的社会制度的支撑，也依赖于经济法制理念的变革和进步。生态正义作为生态经济之下经济法学的价值目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阔的现实意义。
作者：董岩 时光 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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