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城市往往先在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经济发达地区产生，这些地区的城市不仅规模大，而且数量多。而在一些自然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就不太容易产生城市，即使有城市产生，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较，城市的规模和数量都有差距。由此便产生了优位经济效益。所谓“优位经济”（Locationeconomies），是指优越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额外”经济效益［1］。
一、城市类型的划分
城市从定义到类型划分的标准与方法有很多，但大体基本相似或接近。我国也有自己的城市划分方法（见表1）。此外，国际上还有一些著名的城市，这些城市有的从规模上不是大都市，但其作用独特，如会议之都日内瓦、音乐之都维也纳，一些国际机构驻地如布鲁塞尔、瑞士洛桑等。我国也有诸如北戴河、庐山等地，都是著名的旅游避暑胜地和一些重要会议召开的地点。
二、城市的发展与优位效益
纵观世界上几大文明发祥地，都是濒海沿江型，一般位于大江大河或其入海口，例如古埃及文明在尼罗河三角洲；古印度文明在恒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在底格里斯河流域；中华文明在黄河与长江流域。时至今日，世界上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地区，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位于濒海沿江地区，例如，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东京、名古屋、新德里、香港、上海等大都市，都是沿江河湖海地区。［2］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濒海沿江的地区具有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地形平坦、用水充足等优势，从而吸引了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的不断聚集，城市因此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我国广袤的国土通常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大地理区。国家对此也有明确界定（见表2）。在我国的主要经济区“长三角”，由于有上海、南京、杭州等大的经济中心辐射带动作用的存在，在“珠三角”地区有香港、广州、深圳等大的经济中心影响，城市发展得都比较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3］而在原有基础相差不多的厦门、福州、汕头地区，由于缺少比较大的经济中心影响，加之台海局势的政治因素，城市发展远不及前面两个地区，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差距。2005年，我国沿海东部地区的城市密度分别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1.8倍、9.9倍；城镇人口密度分别是其2.6倍、13.5倍；区域人均GDP分别是2.1倍、2.7倍；城市人均GDP分别是其4.0倍、22.7倍。［4］这就是地理优位效益的例证。我国东部地区的地均城市客运量是西部地区的8.8倍、地均城市货运量是西部地区的10.9倍，亦即前者的交通条件10倍地优于后者，从而才能使经济效益和人口密度也相差近10倍［5］。这就是交通优位效益的例证。交通优位效益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侧重。根据克里斯塔勒的理论，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市场原则最占优势；而在新开发地区，移民拓荒沿交通线推进，则交通原则会占上风。由于高速公路、铁路、高速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兴建，极大地改善了交通出行条件，迅速崛起了一些城市，如鹰潭、怀化等城市。吉林省梅河口市是全国49个铁路大型编组站之一，原为海龙县城，后升格为县级市，其地理位置优于毗邻的地级城市辽源市，甚至优于其行政隶属的地级城市通化市，近年来被吉林省政府确定为发展成中等城市的目标。有些城市的产生，是依赖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在有铁矿石、煤炭的地方就容易形成钢铁城市，如鞍山、包头、唐山；在有石油的地方，就容易形成石油化工业城市，如大庆、辽阳、东营、克拉玛依；而产棉区、产丝区则往往出现纺织业城市，如西安、苏州、郑州等。这些都是资源效益的例证。
三、资源型城市主导功能的变化
城市的发展与形成是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的情况，以及政治、经济、人文历史等诸多因素形成的。随着资源的枯竭，将导致城市主导功能的改变；随着主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变，城市的性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6］一些资源型的城市，如辽宁省的抚顺市、阜新市，吉林省的辽源市、白山市；黑龙江省的鸡西、鹤岗、双鸭山等城市，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其它产业的不断壮大，煤炭已经淡出其主要地位。其中辽宁省抚顺市就曾提出“油头、化身、轻纺尾”的城市发展思路。黑龙江省大庆市在维持石油稳产的同时，也在全力发展接续产业。随着林业资源的不断减少和枯竭，伊春市自2003年以来，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在生态建设、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创业富民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吉林省辽源市也转型为以发展轻工业为主；白山市也把突出绿色转型作为主旋律，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切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狠抓改革攻坚、扩大对外开放、统筹推进四化、建设生态文明、强化民生保障、推进依法行政，全力建设吉林东部绿色转型发展先行区。而这两个城市都曾经是“因煤立市”。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上海20世纪30年代就是世界第6大城市，40年代成为世界第3大城市，后当了30多年的世界第三，曾一度是世界第二大城市。由于我国建国初期实行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方针，而外国城市发展很快，近半个世纪，东京已发展成世界城市的巨无霸，而上海排名却逐年下滑。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根据城市发展方针的调整，上海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最新资料显示，目前上海的城市人口排名为全球第七。
四、中心城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心城市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心。作为中心城市，无论层级高低，大多数都是综合性的，企业集聚度也相对较高。中心城市的主导产业主要是输出产业，其产品主要是向域外销售，对于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无法替代的“领头羊”作用。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甚至会影响到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所在地区的“城市首位度”关系密切。所以，每个省区的首位城市对所在地区的经济影响是巨大的，甚至直接影响到本地区的经济排名。在全国的GDP排名靠前的省份中，其首位城市（多是副省级省会城市或计划单列市）的增幅更是明显，且都是拥有2个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89例如浙江省有杭州市和宁波市；广东省有广州市和深圳市；山东省有济南市和青岛市；辽宁省有沈阳市和大连市。除此之外，这些省份还拥有一些排名靠前的地级城市。［7］从表3可以看出，2007—2009年，长春市的GDP增加了846亿元，而白山、白城、辽源三市总共增加了413亿元，相当于白山市的5.64倍多、白城市的6.13倍多、辽源市的6.77倍多，按2009年的标准，相当于白山、白城、辽源三市总和的约2.05倍多。2009—2014年，长春市的GDP增加了2463亿元，而白山、白城、辽源三市总共增加了1145.21亿元，按2014年的标准，相当于白山市的6.66倍多、白城市的6.94倍多、辽源市的7.24倍多，白山、白城、辽源三市总和的约2.08倍多。这些数据显示出首位城市强劲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所在地区的其他城市。当然，上述城市也是本地区经济较为靠后的地区，这更说明了首位城市对于所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的重要程度。五、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影响分析一是城区面积快速扩张。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015年9月21日报道，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巡视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接受澎湃新闻网采访时透露，在国务院一个关于全国城镇体系的规划中，一个涉及12个省会城市和144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许多城市的第一经济效益（GDP（GNP）/城市建成区）与城市第二经济效益GDP（GNP）/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平方公里）都不高，这说明城市扩张的速度过快。某一个西部省会城市提出建3个新区、5个新城，总面积是现有建成区面积的7.8倍。郭仁忠指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34亿，这是严重的失控。”二是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造成产能过剩。平板玻璃、电解铝、船舶制造、光伏产业、风电、石化产业等都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些行业的前景令人堪忧。三是缺乏城市体系发展的统筹发展战略。城市体系发展缺乏统筹性，各自为政，不够协调，有一些省份的城市体系发育不良，梯度性差，如湖北省只有武汉一个特大城市、四川省只有成都一个特大城市。［8］有些地区性的城市定位不够切合实际，按照中心城市的标准来衡量，有的城市还没有起到中心城市应有的作用。比如各省区的高等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省会城市或第二大城市，有相当多的地级城市甚至没有一所高等学校，远不能称其为教育文化中心。四是偏重于近期和短期利益，缺少长远规划。近年来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改变了原有的城市面貌，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房地产业在为国家积累了大量建设资金的同时，在拆迁、征地和补偿方面，也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矛盾，高房价已经成为全民之痛，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以及专家学者，人人都在关注这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计。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深层次的，涉及利益主体各方的博弈。但所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都源自于城市化这个发动机，以及由产业结构转换而引发的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在一些地方，过度无序扩张，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由于旧城区改造难度大、成本高，工作中避重就轻，追求短期利益和效果，在许多地方形成了数量不等的“城中村”，给城市发展和管理留下了难题和隐患。五是GDP至上的理念要逐步改变。由于受政绩考核标准的影响，一些地方忽视了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的关系，破坏了环境；忽视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导致一些错误的做法和政策出台。我们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不断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五、结论
城市化是一个由社会、经济、自然等部门组成的复杂庞大的系统。系统具有相关性、独立性、整体性和统一性。当系统的独立性占主导地位时统一性和协调性就遭到破坏。［9］城市的类型和功能的建设与发展，要充分结合城市体系建设的发展需要，不能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盲目发展。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城市化的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进程，不是一早一夕能实现的。我们要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的城市化进程的规律，把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六个一体化”，即“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就业市场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作为奋斗的目标。
作者：马凤鸣 单位：吉林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