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朝末年从西方传入、由少数知识精英最先接受并倡导的民主思想，经历了新旧两次民主革命发展之后，最终形成了超越国情的民主政治理论。
一方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民主政治还缺乏内生土壤的情况下，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念当成了通向大同世界的政治工具，不仅提出了系统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并产生了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资产阶级政纲和宪法的出现，本身就有复制西方民主政制之嫌，再把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结合到一起，就产生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马克思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他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现实诉求的民主政治理论。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相比较，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开倡导唯物主义历史观，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提供了理论支撑。共产党人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既然唯物主义历史观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那么人民群众就不仅是历史的主体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也是共产党最牢固的社会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把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中国民主和建立在这种民主基础上的国家政权的理论基础，为共和国的民主政治确立了理论根据，从而在历史观上显示了中国民主理论的先进性。第二，明确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认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共产党人确立了自己的民主理论原则，并且按照这些原则建立起了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毛泽东强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由此从理论上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定义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4]。这样的政治制度不仅要求设立人民的代表机构，而且明确指出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明确了人民群众和国家公职人员的主仆关系，从而在国家制度建构上显示了中国民主理论的先进性。第三，深刻揭露了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局限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因而是少数人的民主。正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所以，不管这种民主形式上有多么完备，始终掩盖不了其剥削阶级的阶级本质，建立在这种民主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无论如何也只能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与之相反，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不管形式上有多大的缺陷，理论上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理论上是一种平等关系，这又在人际关系上突显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先进性。问题在于，理论上的先进性并不意味着现实的进步性。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水平只能取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国民的生存方式。梁启超和孙中山不约而同地将民主求之不得归因于落后的国民素质。这种观点其实并没有揭示问题的本质。历史证明，中国民主政治长期求之不得，根本原因并不是国民素质太低，而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太落后，少数知识精英的认识太过于超前，以至于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一些知识分子把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揉和在一起，产生了更加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最终导致中国民主政治理论出现了脱离国情的高度，并与民主政治实践形成了强烈反差。中国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不平衡的事实表明，民主政治理论上的高度需要有政治主体——社会公众的实践作支撑，没有大多数国民的政治自觉，理论上的高度就很难成为政治现实。
二、中国民主政治理论超前，实践却严重滞后。
落后的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主政治主体发育不成熟。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实践滞后的第一个基本事实。中国政治是中国人的政治，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是中国农民。我们说中国民主政治的主体发育不成熟，主要是指中国农民的主体意识不成熟。小规模的个体手工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依靠自然和依附强权的生存方式。这种落后的生存方式又决定了中国农民习惯于顺从的臣民意识。只要这种小规模的手工农业生产方式不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公民意识和政治自觉就不可能很快生长起来。即使是那些已经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至今也并没有彻底改变长期形成的小生产者习惯意识。大量事实表明，遭遇侵权的农民工能够主动为自己主张权利的仍然很少。可见，传统中国农民这种既需要依赖自然，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的小生产者的生存方式，只能产生依附观念和臣民意识。“找关系”、“走后门”这种小生产者的习惯生存方式至今仍然普遍存在，依法为自己主张权利还没有成为国民的普遍共识。从我国农村目前广泛实行的村民自治的实际情况看，大多数农民并不具备成熟的公民意识和政治自觉。村民自治的实践表明，目前的村民选举实际上还是一种由政府或者宗族势力主导的治理行为，仍然是少数人为多数人主张权利，广大农民尤其是落后和偏远地区的农民只是处于被民主的尴尬境地。改变这种状况有赖于农村的城市化，有赖于农业的产业化，有赖于农村教育的发展和农民素质的提高。第二，国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不足。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实践滞后的第二个基本事实。我们说国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广度不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意思：一是参与主体的范围不够广，有些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还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近一百年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看，国民参与社会政治变革的广泛性始终不足。辛亥革命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不够强大，而且明显是农民缺位。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有农民的广泛参与，但那是由于土地政策的吸引，与土地无关的社会政治生活对农民几乎没有吸引力。就是目前普遍实行的村民选举，行政权力干预甚至主导选举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村民自己组织、自主参与的选举仍然少见。二是参与的领域不够广，国民表达自己意志的渠道还不畅，尤其是普通民众的意愿还很难广泛进入决策、管理、选举和监督各个领域。我们说国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不足，除国人的公民意识发育不成熟外，还包括国民不能深度关注社会政治生活，不能直接参与重要政治人物的选举和监督，不能有效监督重大公共政策的实施，等等。国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不足是中国民主政治实践滞后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国政治理论与实践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征。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重点是培育国民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推动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第三，民主在操作层面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和程序安排。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实践滞后的第三个基本事实。民主政治理论要付诸实践，不仅要有科学的制度设计，还需要有完善的法律规范和程序安排。如前所述，中国民主政治理论上很先进，实践却严重滞后，尤其是在操作层面弹性太大、规范不足。首先，权力委托没有完善的法律规范和程序安排。民主实践在权力委托环节就是选举，选举制度不科学，法律不完善，程序不严密。无论是党委选举、人大选举，还是村委会和居委会选举，在操作层面上都存在规范不足的问题。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完善的选举法，行政权力干预选举的现象还广泛存在，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不到充分的法律保障。其次，权力运行缺乏明确的责任机制。一方面，权力主体的责任承诺还没有制度化。权力是一种公共资源，接受这种公共资源应该有相应的责任承诺，并且将这种承诺制度化。可是，至今我们仍然看不到领导干部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有面对公众的责任承诺，更不见将这种承诺制度化。另一方面，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时候要兑现自己的承诺，并接受公众的监督。权力主体是否兑现自己的承诺，必须接受公众规范化、程序化的监督，对失职渎职行为要能够追究责任。没有监督，承诺就没有意义；没有责任追究，承诺就可能是一句空话。只有对权力运行实行规范化、程序化的监督，依法行政才会成为公职人员的自觉行动，而不只是老百姓的一种美好期待。由于缺乏责任承诺，目前也就不存在兑现承诺的问题。再次，权力监督主体多元化且刚性不足。我国目前监督和制约权力的机构不少，党委有纪律检查机构，政府有行政监察审计机构，司法系统有反贪局，人大也履行监督和质询职能。这些监督机构各自独立，并没有一个机构发挥统领作用，更没有一个像香港廉政公署一样超越行政权力的监督机构，并且都是行政授权，监督和约束权力难免规范不足，遇到部门利益冲突，还会互相扯皮、推卸责任。此外，公众参与监督公共权力的渠道不畅，往往导致专门的监督机构在重大腐败案件面前因缺乏后援而显得苍白无力。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政治进步的决定力量，没有人民群众的自主参与，政治进步就是一句空话。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国民的生存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自觉正在广泛生长，主张政治权利的已经不再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开始走上政治发展的前台，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距离正在日益缩小。可以预期，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截止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并继续以每年近1%的速度递增）和农业科学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传统农业（个体手工农业）人口正在迅速减少，传统农民那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和依靠自然、依附权力的生存方式也在发生相应变化，加快这种变化是中国民主政治实践发展的理性选择。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最大的难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精英与大众之间反差太大，中产阶级占社会总人口比率太少，这种状况必然给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运行和变革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方面，从郑观应到孙中山再到中国共产党人，几代知识精英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政治理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把这几个方面的思想揉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超越国情的民主政治理论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的政治认知水平以及由他们主导和决定的政治实践却还停留在依靠自然和依附权力的小生产者水平上。这样巨大的反差不仅会导致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定位极其困难、运行很难规范、创新遭遇种种阻力，最终必然导致公共权力难以受到监督和制约。
第一，理论与实践、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定位的难度极大。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定位应该与大多数国民的意愿和政治认知水平相适应，这样的制度定位有利于社会政治稳定。但是，制度选择往往是政治家的事情，政治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做选择。精英与大众的政治认知水平差距越大，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差距就越大，政治制度定位的难度就越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初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按照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政治理想来确定的。然而，按照政治家的政治理想确定的政治制度要确保社会政治稳定，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这一制度与大多数国人的政治认知水平相适应并设定了完备的制度运行程序。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设定明显偏向知识精英的政治理想（第一代领导人本身就是一批知识精英），不仅大多数国民没有达到知识精英和政治领袖的认知水平，不具备自己当家作主的能力，也没有设定完备的、能够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运行程序。显而易见，这种偏向知识精英的政治制度定位并没有取得大多数国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之前30年政治运动不断，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国家虽然集中精力在搞经济建设，但还不时出现各种政治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制度定位过于理想化，而民主政治实践又太落后，没有找到理论与实践、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平衡点，不仅国人的政治认知水平与制度定位有差距，而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程序也不规范。由于中国政治理论与实践、精英与大众的差距太大，中国政治制度定位的难度必然很大。如果迁就极少数知识精英，将政治制度定位太过超前或者太过理想化，大多数国民跟不上，这种制度定位必然脱离实际，制度运行程序设计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制度的可操作性必然大打折扣。如果迁就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多数国民，政治制度定位太落后于时代，不仅会泯灭知识精英的政治理想，也将落后于世界政治发展的时代潮流，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如果既想迁就知识精英，又想迁就大众，将政治制度形式上设计得很前卫，实际上制度运行却很落后，那么整个制度就会失信于民，执政党和政府的诚信就会受到挑战。也就是说，政治制度定位的任何偏差都可能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第二，制度构想过于理想化必然导致公共权力运行规范不足。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曾经设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劳动人民的政权，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是这一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让人民监督政府，让每一个人都负责任，是他们制度选择的初衷。应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制度构想的愿望十分美好，也令人向往。这种理想化的制度构想，客观上大大超出了中国老百姓的预期，以至于他们还不具备自己当家作主的能力，没有做好当家作主的准备，甚至还没有想到要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正是这种理想化的制度设计，从起点上就扼杀了规范制度运行的必要性。同时，过于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必然对公共权力运行提出很高的要求。然而，我国政治发展实际水平又相对滞后，政治文明积累严重不足。这就决定了我国政治制度运行过程中的规范化水平不可能太高，有些方面的规范甚至严重不足。从我国政治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显得规范不足。一是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为边界不清晰，政府干预市场微观运作的行为还没有完全消除。比如说，“找市场不如找市长”仍然是中国企业经营者的普遍信条。二是权力还没有真正成为一种公共资源，以权谋私的现象还时有发生。比如说，掌握重大权力的政府机构仍然是产生腐败的重灾区，与行政权力相对应的责任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三是机构设置不科学，职责划分不明确。比如说，不同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还不清晰，职能交叉重复、互相扯皮或者互相推诿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四是老百姓为自己主张权利还非常不容易，各类侵权行为还经常发生。大量事实表明，我们虽然有理想化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却没有规范化的民主政治程序安排。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与其相信目前难以实现的民主理想，还不如享受一点实实在在的参政议政权利。第三，公共权力得不到制约和规范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制度创新必然遇到强大阻力。大量事实表明，目前中国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抓起来的腐败分子都是因为他们太放肆、太过分、民愤太大。也就是说，只要小心一点，不过分腐败，以权谋私就没有风险。老百姓的这些看法表明，腐败现象已经相当普遍，而且成本很低。造成这种局面直接的原因是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规范不足，以至于在执政党和政府里面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正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成了中国政治制度创新最强大的阻力。这些年，社会各界都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多次表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可是，民主发展的实际进程却十分缓慢，尤其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是不见有效的制度出台，根本原因就在于既得利益群体产生的无形阻力。首先，制度创新的基本要求是还原权力的公共本质。还原权力的公共本质意味着切断权力与利益的联系，意味着当权者重视的不再是利益，而是责任。这样的制度创新必然招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其次，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实现权力制衡。权力如果能够实现相互制衡，权力腐败现象就不会发生，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也会逐步瓦解。所以，阻止制度创新是既得利益者回避制度约束、降低腐败成本、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本能反映。再次，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是规范权力运行。权力如果得以规范，权力出轨的可能性就不大，以权谋私就很难。因此，维护既得利益，首先就必须维护不规范的权力运行现状，必须竭力阻止制度创新。理论与实践、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距太大是目前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突出现实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降低政治风险，必须缩小理论与实践、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距，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制度定位的平衡点。在知识精英的政治理论与人民大众的政治实践存在巨大反差的情况下，避免政治风险有赖于政治家的执政水平，有赖于他们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政治平衡能力。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执政党和政府公职人员能不能最终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是能否保持中国社会政治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总之，今天的中国政治是昨天中国政治的发展和延续，今天的中国政治又是世界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昨天中国政治的发展和延续，自然经济和宗法政治的惯性不可能立即消失，今天的中国仍然而且必然带着自身的民族特色。作为世界政治的一个部分，中国已经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进步成果已经毫无遮拦地摆在我们面前。正是这种开放的时代特征决定了现代中国政治不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不能不考虑世界政治对中国政治的深刻影响。中国民主政治稳步发展的前提是经济的稳步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目标是还原权力的公共本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是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壮大中产阶级队伍，培育市民文化和法制环境，提高国民的政治自觉。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策略是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合理分配教育资源，缩小精英与大众、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在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时空坐标上动态把握中国政治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作者：吴鹏 单位：深圳培训调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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