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洋派学人”对俄国革命的认识
由于中国与俄国毗邻，再加上马克思主义最初的实践是在俄国，《太平洋》杂志一直特别关注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且这种关注在创刊过程中是层层深入的。在创刊初期，一卷中有多篇文章论述俄国的国内外情势，学人们十分看好俄国二月革命中的共和党，对它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沧海在一卷三号的“海外大事评林”中，将二月革命和美国对德宣战这两件事看作是“廿纪世界之大变化”，认为二月革命对世界民主革命运动影响很大，“要之今日俄人之革命，其影响于民主主义者必甚大，必足为廿纪世界之政史增一色彩。必足以坚共和之信仰，而寒帝政之魂胆，此吾人之所可信者也”[2]。皓白则将俄国二月革命认为是民主主义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功，“民权自由与民族独立之两大主义，已直接间接实现于俄之本部及芬兰波兰等处”[3]。沧海还善意地提醒俄国的共和派要借鉴以往革命教训，调和共和党与其反对党之间的矛盾，不要斗争得过于激烈，因为反对党力量强大，“盖数百年传来之特别势力，决不能一旦归于消灭，此诚共和派所不可不察之也”[2]。周春岳也详细地解释了调和与二月革命的关系，要求“急缓二派之新者通力合作”[4]。原来担心日俄合作加紧侵略中国的周鲠生，在分析了俄国政治力量后，也非常期待二月革命了，因为不管哪个党执政，“日俄新协约之前途，因俄国之革命而丧失其光明”[5]，都对中国没有什么损失。逐渐地，这种对二月革命的期待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出现变化。民国杂志中，《太平洋》是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8天以后，也就是11月15日，沧海就在《太平洋》上发表了《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一文。和同时期的其它杂志相比较，《新青年》在十月革命爆发以后停刊了一段时间，才于1918年11月15日出版的第五卷五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的《Bolshevism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这两篇文章成了中国最早的赞同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东方杂志》在1917年12月15日发表高劳的《革命后之俄国政情》，比《太平洋》晚了1个月；《晨报》副刊（第七版）在1919年5月5日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中大量地介绍翻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诚然，《太平洋》是同期杂志中最早以政论方式关注并讨论十月革命的，但是，它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和其它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存在差异。我们来看沧海的《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这篇文章。首先从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出，他称十月革命为“政变”，是站在拥护二月革命及临时政府的立场上的；其次，他在文中称布尔什维克为“极端社会主义者”，说“雷林（指列宁。引者）氏持兵士工人代表为傀儡，肆其煽惑，克氏（指克林斯基。引者）几不安于其位”[6]；再次，他援引俄国的例子向中国的党政派及军阀官僚进行忠告，要爱国人士投身于教育或工商事业以奠定政治活动的根基，军阀官僚不要过分地压迫剥削人民，以免引起民众大规模的反抗，避免重蹈法兰西革命的覆辙，酿成杀人流血的惨剧。虽然俄国革命的进程不会因学人力主调和而有所改变，但面对近邻俄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学人不能不感到愕然、困惑以至恐惧。在这里，“平洋派学人”并没有从另一方面看到俄国社会主义力量的新生，更没有自觉意识到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
学人们并非对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无所知。高一涵根据俄国的新宪法，解释俄国的社会性质，为其正身。他从俄国的政治组织是劳兵农的组织来论证俄国“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决不是无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是一个共和政体，决不是什么独裁政体”[7]，所以俄国实行社会主义是很平常的事情。另外，他反对部分中国人和日本人称“布尔扎维”叫做“过激主义”，特别是中国人对“布尔扎维”的了解辗转于日本，这种间接性的了解已使“布尔扎维”失去本色，中国人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另外，高一涵给予马克思主义非常高的评价，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界定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在马克思前的社会党都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到了马克思变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安格尔斯Engels两个人用Communist一个字表明他们和空想派不同”[7]，遗憾的是，高一涵对马克思主义这种高度认同感只是他在研究俄国新宪法理论时得出的，至于俄国政权的真正性质，还要看具体的实施和操作，一纸宪法无法给国人强烈的说服力。另外，高一涵并没有明确表明他对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但从以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可以推测，他是希望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保持清醒、正确认识的。俄国社会革命的理论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过程，最初不能不受到中国社会复杂的经济发展条件和思想环境的制约，“太平洋派学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赞同在中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他们不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反对生搬硬套俄国的方法，对俄国亦步亦趋，主张要参照中国的国民性、学术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实行具有中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我们只可以拿外来的学说主义，做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参考资料，不能把它当作万应回春丹，一服就可以起死回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还是要我们社会内部产生出来”[8]。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太平洋派学人”从民国时局出发，提出：由于中国“兵祸相仍，民不聊生”的政局长期存在，各种政治革命、代议制度等对改变时局来说极其缓慢并且极不彻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里的“共产主义理想”对中国舆论界是非常诱人的，国人应避免两个“谬误”：“一，以为世界上有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第二，只问目的，不问方法，就是只问到达的终点，不问活动的过程。”[8]诚然，社会主义来到中国，需要经过富于创建性的重新阐释，搞“拿来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本无法担当作为中国新的意识形态的重任。总之，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中，作为知识分子先行者的“太平洋派学人”，他们不是简单地崇信最初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贯穿杂志字里行间的是对中国社会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是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这与他们信奉的自由、法治的精神一致。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主流时，他们依然执著于自由主义的宪政建设，笔者认为其中原因可能在于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存在一定的差距。在这里，我们应从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的理解上入手分析。
二、“太平洋派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太平洋派学人”重新审视俄国的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火速风靡，学者们便开始着重研究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们开始思考在中国如何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太平洋派学人”中，有的称这一理论为“经济决定论”，认为“物质主义掌控一切”太绝对化。“马克思之缺点，在于遇事武断及空想太过”[9]；有的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扩大了物质的作用，人类意识也能够左右社会上的生产关系，应从两方面入手辩证地分析、研究问题，在经济方面，“首先就应该考察中国现在的经济组织及阶级情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式”，再就是要从社会意识入手，“次之就应该考求中国固有的社会心理（人类意识）有不有作成现代阶级竞争的分子杂在里面，做我们改革的障碍物”[10]。笔者认为，“太平洋派学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够全面。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后期所创立的科学理论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在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也说明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个理论自创立至今，经过实践的证明，是完全科学的。“太平洋派学人”对它的误解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刚传入中国时，共产国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内容的介绍还不是很全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学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了学理探究的对象去分析评价，而不是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更看重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在实现中国民主化手段上，“太平洋派学人”首推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认为改造社会是一个充满复杂、痛苦和困难的缓慢过程，不能希望侥幸成功。“莫说世界上没有侥幸可以成功的事情，即曰有之，亦复是假成功，是昙花一现的成功，不能算数的”[8]。特别是在《太平洋》第一篇谈社会主义的文章中就提出所谓“温和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用“积渐”的方法改革社会，“抽象言之，不外一方养成国民高度之统一组织之惯习，一方使有资产者深明社会连带之意义，与富之义务。若夫具体的政策，概括言之，初则公共性之事业，归公营或国营，与国民生活全体有重大关系之产业，其生产分配，由国家设官立署，当管理支配之任；次之则由国家直接经营重要之工商矿业金融业；最后则收全社会之资本以为国有。在此所主张之每阶段，须与以相适之长期，使一般国民习于新制，无所怀疑，无所反侧，然后委蛇以学其新者也”[11]。这是杂志中赞同社会主义的言论，作者同意了社会主义国有或公有的经济制度，并列出了实现的步骤，只是不赞同用革命的手段，并且退一步讲，即便要实行革命，由贫民阶级领导的、以贫民阶级为主力的革命是无法取得最后胜利的，“彼谓贫民阶级为人压制，为人奴隶，以至于衰弱，而执行此革命者即为此贫民阶级。试问此种阶级何以能胜任此大任而愉快乎”[9]？他们寄希望于资本家的道德觉悟，带有欧洲第二国际传统的“伦理社会主义”痕迹。其中要求平等和消灭私有制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伦理的基本准则是一致的，由这些准则具体演化而来的公正、富强、法治和自由的准则同样是现今的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体现了自由主义者的精英主义价值趋向。对于历史上各民族、社会之间的交流与斗争和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更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论“，太平洋派学人”赞同马克思用辩证法（Di-alecticMethod）说明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有一点质疑“，就是他把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家，当作人类的极致，到那时候辩证法也不适用，社会斗争也没有，一切生活都永远在一定的状态”[8]，可见，虽然他们不认同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理想国家”，但是对阶级斗争贯穿人类历史是欣赏的，还希望中国广大的被屈服阶级联合团结一致，对抗军阀的武化运动，而不要各个内部再分别对立。马克思辩证法认为：不同事物的矛盾具有不同的特点，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想问题、办事情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值得肯定的是，“太平洋派学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时，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正是马克思辩证唯物史观外延的深化。四“太平洋派学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本着“自由谈论”的宗旨，“太平洋派学人”对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关注贯穿杂志始末，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新思想不断涌入的潮流下，介绍国外现代政治理念、探索中国社会现代化改造是“太平洋派学人”的首要责任，马克思主义最初也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被介绍到中国的。与《太平洋》杂志同时代的《新青年》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它和《每周评论》成为民国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刊物，另外，《京报》、《晨报》等报纸也纷纷发表宣传、研究、评论社会主义的文章。相比之下，“太平洋派学人”虽然不是从一开始就完全赞同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一直以知识分子先行者的敏感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马克思主义。“太平洋派学人”自由、宽松的政论基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彰显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尊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发展空间。1919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政论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与自由主义者胡适之间的碰撞性讨论，毋庸置疑，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时期的杂志中，《太平洋》杂志是第一个最完整地对“问题与主义”之争进行报导的。众所周知，李大钊与胡适是在《每周评论》上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两人的文章相继刊载在《每周评论》第31、33、35、36号上，时间是1919年7月20日到8月31日。继《三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后，胡适又撰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准备在《每周评论》第37号上发表，可是恰在第37号排版时，《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查禁了，“问题与主义”之争遂暂告一段落。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四十多天时间里，《太平洋》杂志并没有转载这场争论，但在两个多月以后，1919年11月5日的《太平洋》二卷一号汇总了所有“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文章，这是胡适推荐给《太平洋》杂志的。胡适这样写道：“这些讨论是《每周评论》发起的，我做了最后一篇《四论问题与主义》，预备登在《每周评论》第37期上，不料那一期就被政府封禁了，那篇文章竟不曾出世。因此我把这一篇连以前的讨论一并送给《太平洋》发表。”[12]学术界在关注这场讨论时，似乎没有注意到《四论问题与主义》首次刊登是在《太平洋》杂志上。正是有了“太平洋派学人”无惧北洋政府压力的“独家报导”，才使这场讨论的前前后后，为当时的社会所知晓，也在今日能够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
对李大钊来说，这是他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标记，鲜明地反映了他已基本接受了唯物史观，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道路；对“太平洋派学人”来说，他们所秉持的言论自由风格，对于国民熟悉、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大有裨益的，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进程。可见，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不同，面对社会主义思想潮水般涌进中国，“太平洋派学人”更多的是以冷静、尊重的心态介绍并评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验。对于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太平洋派学人”整体倾向比较温和，他们从学理的角度理性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其少了一些狂热，多了一份理性关怀，鲜明地体现出了“太平洋派学人”基于自由主义立场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特色。的确，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新一代知识分子都感到困惑和迷茫，中国因“普遍王权”崩溃后产生的混乱究竟应该通过政治革命来解决，还是应该通过缓慢的、渐进的社会改革来解决？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适合中国？在以后的30年间，这一选择总是在反反复复地进行之中，直到1949年历史作出了自己的结论。
作者：王红霞 单位：济宁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