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帝：白人、男性
在父权制文化的作用下，社会性别结构早已模式化：男性占据公领域，女性则被禁锢在私领域；男性参与制定各个领域的规章制度，而女性则被动地去遵守；男性是社会和家庭的双重主宰，而女性则是男性的附属，是西蒙•波伏娃所定义的“他者”。佛吉尼亚州1662年通过法令允许白人男性占有女性黑奴，黑人女性既是白人男性的劳动工具又是他们泄欲的性工具。同时，她们还是饱受美国白人种族压迫的黑人男性的压迫对象。黑人女性同时遭受美国白人和黑人的双重性别压迫。因此，在她们眼中，男性是上帝。在“白人至上”和“男权至上”观念的影响下，西莉认为上帝就是白人男性。继父霸占了她的母亲和父亲的财产，强奸了西莉，又卖掉了西莉的孩子。在遭受继父强奸蹂躏时，西莉想着那个“眼睛带灰蓝色，睫毛是白色的上帝”[2]181，希冀他能够听见她、庇护她：“只要我能念着上帝，就有人陪我”[2]20。继父将西莉同一头牛交换卖给X先生为妻，让她承担所有家务并照看他的孩子们。在家里，西莉是任丈夫打骂的劳工和性奴隶。X先生还藏起了聂迪写给西莉的来信，使她失去了与妹妹的联系。西莉过着悲惨、绝望的生活，她常常“把自己当作一棵树，一棵不会流血、不会喊叫、不会哭泣、不会觉得孤单的树”[2]24。毫无疑问，此时的西莉已然物化为树，成为木然的、丧失自我的女性。而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对上帝的信仰。白人种族和男性的压迫，造就了西莉心中笃信的上帝是白人男性。
二、“姐妹情谊”影响下的种族、性别意识的觉醒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姐妹情谊”曾在文学批评领域盛行，它的动因在于女性作家和批评家号召广大女性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团结起来，许多美国黑人女作家都从黑人女性的视角出发在作品中描绘黑人女性之间姐妹情谊，如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和爱丽丝•沃克的《紫色》等。对于黑人女性而言，想获得种族和性别的平等并得到解放，就必须认识到姐妹情谊的价值，正如威明斯指出：“这种情谊是这样一种关系，黑人女性之间相互信赖，并自愿分享她们各自的种种情感、焦虑、希望和梦想。她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撑”[4]21，只有黑人女性团结起来结成联盟，不断互相扶持，共同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作斗争，她们才能得以生存。“姐妹情谊”是黑人女性寻求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径。
1、族裔意识的觉醒
在《紫色》中，莎格、索菲亚和聂迪的“姐妹情谊”对西莉种族性别意识的觉醒以及自我主体性身份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索菲娅对西莉种族意识的觉醒有着重要的影响。索菲亚是X先生的儿媳，和西莉之间是婆媳关系。当索菲亚在街上被白人市长妻子问及是否愿意去她家做仆人时，她断然回绝。在被打之后还给予猛烈的回击，当然，她的反抗换来的是一顿毒打且被判处坐牢。在监狱里她受尽各种折磨：“他们打破了她的脑袋。他们打断了她的肋骨。她不会说话了，她浑身青紫，像个茄子似的”[1]70，但她仍然没有放弃反抗;“我做梦都想杀人，不管醒着还是睡着，我都想杀人”[1]71。尽管索菲亚结局悲惨但活生生的种族歧视和迫害唤醒了西莉的种族意识，使她意识到了黑人女性为求得平等而斗争的必要性。当索菲亚提及要杀白人的时候，西莉回应道：“通通都杀死吧，杀死不计其数的白人才好，不停地杀、不断地杀吧”[1]100。毫无疑问，此时此刻西莉的心里不再为白人是从，不再深信白人优越论。其次，聂迪使西莉获得了非裔美国人的族裔意识。在去非洲传教期间，聂迪将自己在非洲的见闻写信告诉西莉。在大英博物馆里，聂迪看到里面陈列着来自非洲的精美工艺品。在给西莉的信中聂迪提到非洲过去有着比欧洲更为发达的文明，“非洲曾有比亚特兰大还要大的城市；建造金字塔征服犹太人的是黑人”[3]132。西莉认识到黑人决非一个低能的民族，他们有着同其他民族一样的聪明智慧。聂迪还表达了她对黑色的热爱：“好像是来自月亮的光亮，非常明亮，而且他们的皮肤甚至可以在太阳下发光”[1]141。信中对非洲的描述让西莉对非洲模糊的印象清晰起来，深切感受到黑人种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并把自己与母国文化连结起来，找到了文化之根。西莉也终于明白，自己一直以来所接受的价值观，包括自己心中上帝的形象都是从美国白人那里习得的，现在她找到了自己优秀的种族文化并为之感到骄傲。
2、性别意识的觉醒
“姐妹情谊”为西莉获得女性主体性身份和其黑人女性主义神学观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索菲亚同白人的抗争以及聂迪的文化寻根之旅影响并唤醒了西莉的种族意识；索菲亚对父权压迫的反抗唤醒了西莉对父权文化和压迫的质疑和觉醒，与莎格之间的姐妹情谊和同性恋情唤醒了西莉的女性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首先，索菲亚反抗父权压迫的斗争精神使西莉深受影响并受到鼓舞。不屈的索菲亚一直争取同男人一样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在她未出嫁之前，就和家里的男权做斗争：“我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我必须和我爸爸、我弟弟们、我的堂兄们伯叔们斗争”[1]40。出嫁后，尽管深爱哈泼，但从未屈服于他。不仅如此，当她看到西莉屈服于男性的压迫时，索菲亚鼓励西莉：“你应该把X先生的脑袋打开花，然后再想天堂的事”[1]34。其次，西莉在莎格的影响下其女性意识从精神和肉体双方面得到唤醒。一方面，精神和经济独立的莎格拒绝履行父权文化强加给女性的社会性别义务，与男人平等相处。在精神方面，莎格让西莉明白，作为女性她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为此，莎格创作了一首歌唤醒西莉的女性意识：“我很重要，我希望你也意识到你很重要，让我告诉你，我的姐妹，请记住你的名字”[1]32。这是西莉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和所受到的尊重。不仅如此，莎格和西莉坠入到平等的同性之恋中，她们的爱是建立在互相平等的基础之上。而在此之前，西莉只是男性泄欲的工具，她从未体验到真正的平等和性爱。此外，莎格不仅保护西莉免遭X先生的折磨，还引导西莉打扮自己，感受并欣赏自己的女性魅力。莎格的爱护在精神和肉体方面唤醒了西莉的女性意识。
三、黑人女性主体性身份和女性主义神学观的建构
在获得族裔和性别意识后，西莉在莎格的影响下获得了思想、经济上的独立，开始掌控自己的人生。她放弃了对从未听过自己倾述、做出回应的白人上帝的敬仰，解构了白人男性上帝并建构了自己的黑人女性神学观。
1、黑人女性主体性身份的建构
西莉首先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起初，在遭到虐待的时候，西莉选择沉默；然而，现在的她已敢于向男性发起挑战。当她发现聂迪写给自己的信件被X先生藏起时，她向X先生说道：“你对我不好，你的一切梦想都会失败”[1]206。她甚至还有了杀死X先生的念头：“如果杀了他我会感觉好一些”[1]144。西莉的反抗使X先生认识到过去大男子主义思想错误，并向西莉作了检讨：“我知道把聂迪的信藏起来你很讨厌我”[1]260。西莉也感受到了X先生的变化：“当你和他聊天的时候他真的在听，而且有一次当我们正聊天时，他说‘西莉，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一个真正男人的快乐’”[1]260。最后，X先生送给西莉一只亲手雕刻的紫色青蛙，西莉也亲切地称他为阿尔伯特，他们之间建立了平等的关系。其次，西莉获得了经济独立并实现了女性的自我价值。西莉开始经营自己的事业，她开始了自己的裤业公司，选择缝制裤子为独立谋生的手段，使自己独立起来。在给聂迪的信中，她写到：“我真高兴。我有了爱，有了工作，有了钱，有了朋友，有了时间”[1]215。总之，她有了自我。至此，她西莉获得了弗吉尼亚•吾尔夫所说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在这个空间里，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并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2、解构白人男性上帝
在获得族裔和性别意识后，莎格和聂迪的宗教观影响、冲击了西莉心中原来的白人男性上帝的形象。西莉不再视白人为至高无上者，放弃了对从未听过自己倾述、并做出回应的白人上帝的敬仰，白人男性上帝的形象逐步瓦解。经济、思想独立的莎格动摇了西莉心中男性上帝的形象。在宗教方面，莎格也是最早看清宗教本质的觉悟者。西莉的祈祷从未得到过回应，但从莎格那里，她获得了朋友、爱人和保护神。这让西莉感到自己对于男性上帝以前的理解都是愚蠢的。当与莎格再谈论到上帝时，觉悟后的西莉决然回应道：“上帝为我做了什么？他给我一个判了死刑的爸爸，卑劣如狗的继父、一个我再也见不到面的妹妹。上帝是无聊的、健忘的、卑劣的”[1]192。姐妹情谊使西莉觉醒并意识到：世间万物都可以是上帝，她自己也是上帝。通过对莎格和西莉的刻画，沃克旨在表明：精神与经济独立的黑人女性她们自己本身就是上帝。聂迪的非洲之行不仅使她自己认识到基督教是统治者和殖民者愚弄人民的工具，还让西莉也看清了她所笃信的上帝的本质。在信中，聂迪告诉西莉，传教士表面很忠实，实则很贪婪。在英国博物馆陈列着很多“珠宝,家具,毛毯,刀剑,服装,甚至坟墓”[1]132。而这些陈列品都是传教士们从非洲、印度、中国等国带回来的。聂迪还重新定义了上帝：“我们心目中的上帝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更有精神，也更属于我们内心了”[1]257。这使西莉更加清醒,她灵魂所依托的上帝实际上从来不曾听过她的诉说，因为他庇佑的是白人，而不是黑人。由此，在西莉的心里上帝不再是白人。在莎格和聂迪宗教观的影响下，西莉心中最初笃信的上帝被颠覆。独立的莎格让西莉摆脱了心中上帝的男性形象，聂迪动摇了西莉心中的白人上帝形象。西莉心中的上帝不再是白人男性。这充分体现了沃克的宗教观：“在她的一些作品中，基督教被描述为帝国主义统治非洲的工具”[6]47。
3、黑人女性主义神学观的建立
在获得了女性主体性自我并颠覆了心中原有的上帝的同时，西莉建构了自己的黑人女性主义的神学观，上帝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唯一，而是平等、和谐的世间万物，是天、地、人共同组成的。在莎格和聂迪的影响下，西莉认识到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这体现在西莉最后写给上帝的信中:“亲爱的上帝。亲爱的星星，亲爱的树，亲爱的天空，亲爱的人们。亲爱的万物。亲爱的上帝”[3]268。这封信是在西莉家里那充满团结、友爱与幸福的氛围中写的。此时西莉心中的上帝是生活中一切美好的、随处可及的万物。“西莉此时的宗教已包含了生命中的全部内容，她体会到宗教应该是以共同的爱、以及这种爱在生活中创造的欢乐为基础…”[7]104。而这些正是沃克所坚持的宗教观的基本原则：“上帝与自然、与万物、与人类融为一体，每个生命都平等享受着造物主所赐予的美好与和谐”[8]77。从西莉的女性主义神学观不难看出沃克拥有一个更加世俗化、更注重“神”、“人”、“自然”合一的宗教观,正如杨仁敬所指出的那样:“世界就是上帝，人就是上帝”[2]11。
四、结论
《紫色》中在姐妹情谊的影响下，西莉的族裔和性别意识不断获得觉醒，不但解构了最初的“白人男性”上帝，还成功地完成了其黑人女性自我主体性身份建构和黑人女性主义神学观的建构。黑人女性及少数族裔女性只有冲破男权至上和白人优越论的枷锁，才能确立其女性主体性自我并建构属于自己的女性主义神学观，才能成为独立自主、平等的人并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上帝。
作者：张丽 高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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