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游牧民族创造了独特的文化类型
在农耕社会，农业生产进行的重要条件是社会的稳定与秩序的存在，也就是说，只要社会不发生大的动荡和变乱，就能够保证农业生产按时节有步骤地进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经验的积累至关重要，老年人的社会经验与生产经验相对丰富，因而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农耕社会重伦理道德、轻功利实效、讲等级秩序、孝敬老人、求稳怕变、崇尚传统、封闭自守、善于忍耐的文化风格。这样的文化风格长期熏染，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但也容易使民族的进取精神受到抑制，惰性心理得以滋长。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他们生活在不确定的自然环境中，人畜需要不断转场，才能获取丰美的水草资源。即采用了牲畜追随丰美的水草，人追随牲畜的生存方式。这与农业社会安土重迁、固守于一片土地耕耘收获的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游牧民族在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与农耕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判断尺度和思维方式，创造了独特的文化类型。司马迁在描述匈奴的风俗时写道:“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箭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占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仪。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根据司马迁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与农耕民族相比，贵壮贱老、轻视伦理、崇尚力量、追求功利、不惧变化、勇于进取成为游牧文化的重要内涵。游牧民族经常面临突然发生的环境变化并要随时应对外敌的挑战，有能力的青壮年男子随时要有投入战斗的准备，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首先就要保证他们的食物充足，才能使他们以健壮的体质随时投入可能发生的战斗中，从而保证部族的安全。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崇尚英雄、不讲论资排辈就成为游牧社会的民族情结，大家都以自己的能力和对群体的贡献获取相应的社会地位，更有利于人们个性的展现与能力的发挥。与中原文化重仁义道德、轻功利实效不同，游牧文化在价值观上表现出重功利、轻伦理的特点。匮乏的物资供应、严酷的自然条件和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使游牧民族必须把部族的生存放在首要的位置。“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丝无文采裙袆曲襟之制，都成而务完。”以实用为本，减少奢侈豪华，以弥补资源的不足。重实效、求功利、轻道德、不虚浮就成为游牧民族的重要性格特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徙，要随时面对变化的环境，因而他们需要不断观察、学习、搜集各种信息。由于生活环境艰苦且充满变数，“只要想靠游牧业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做好随时去冒险和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准备。好奇是对新的陌生事物的兴趣，对知识的渴求。不断游动的生活方式，经常把牧民带入陌生的环境和未知领域，使他们充满好奇。他们经常处于好奇，不怕风险，积极开拓未知领域，探究未知事物，直到弄明白才肯罢休”。特殊的生存环境与生产方式培育了游牧民族勇敢、坚毅、好胜的性格，造就了他们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他们对外来文化从不排斥，而是兼收并蓄、为己所用。“游牧民族情感丰富，激情张扬，表达感情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对自然的倾诉，与劳动对象的交流，也有对神灵的诉说和在宗教活动中的表达。通过祭祀祈祷、欢歌劲舞、岩石凿画、青铜铸形、赛马角斗、胡笳悠悠，尽情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释放着生命的张力。”［5］在与农耕文化冲突、碰撞、交汇、融合的过程中，游牧文化所具有的独特内涵使中华文化的内涵得以丰富，活力得以增强，形式更加多元，气势更加恢宏。
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传统观念认为，与农耕生产方式相比，游牧生产方式的生产力低下。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如果单纯从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远远高于游牧生产方式。但是，农业生产需要适当的日照、雨量、温度及土壤环境，而在中国北方地区，大多是草原、戈壁、山地、荒漠，这些地区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土壤团力结构松散，腐殖质含量低，表土砂质化，容易遭受水蚀和风蚀。在古代的生产力条件下，长城以北大部分地区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即使能够进行农业开发的地方，单位粮食产量也极低，并容易造成土地的沙化，而这些地区的广阔草原却是进行游牧业生产的乐土。从这一角度看，在这些地区选择游牧业的生产方式则与环境最匹配，效率最高。因此，专业化游牧生产方式的出现，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游牧业由于受生产类型限制，产品单一并不耐储存，难以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使它特别需要与农耕社会进行贸易，用自己的畜产品换取粮食、丝绸、手工业器具等，对农耕社会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在这个过程中，马、牛、羊等牲畜大量流入农耕地区。西汉前期实行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在贸易过程中，“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1］(3)。曹魏时期，鲜卑部“比能帅部落大人小子代郡乌丸修卢武等三千余骑，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6］(838－839)。唐朝时期，“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合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7］(5072)。在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贸易往来中，类似的记载不绝史书。游牧民族向中原地区输出大量的牲畜，并随之输入了优良的牲畜品种和蓄养技术，这大大提高了农耕民族的综合实力:“大量的马匹提高了他们的军事力量，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而牛驴骡的输入则极大地提高了农耕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8］(152－153)游牧民族对金属冶炼技术也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使用的武器、工具、饰物、盔甲等多为金属制造。对于游牧民族在金属冶炼技术上的成就，我们过去有所低估。“如果说陶器的发明权属于农耕民族的话，那么，金属的冶炼铸造很可能是游牧民族的发明。”［9］游牧民族最早发明了车，并使用马、牛、驼、狗等拉车，这些技术传到农耕地区，大大提供了社会生产力。游牧民族在毛纺、制革、奶制品制作方面的发明与贡献，对改善人类的生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缓解了中国的人口压力
在中国古代，历代中原王朝坚持以农立国。土地的开发和农业生产的进行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因此，在农耕社会，历来实行鼓励人口快速繁殖的政策。在兼并时代，各个政权都注重对人口的争夺，鼓励妇女早生多生。春秋时期的越国就规定:“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10］(182)在统一时期，国家也始终采取鼓励人口快速增长的政策，例如，历代政府都把户口和人丁增加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主要指标。在农业社会的文化思想中，也形成了“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的生育观念。当人口增加到一定规模，土地资源不足以承担人口压力时，就会出现人口的相对过剩。在中国古代，与大地主、大官僚的土地兼并相伴，人地矛盾始终是导致社会危机、周期性改朝换代的重要因素。游牧业生产所依赖的主要是良好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游牧民族的生产是在天然草场上进行的，为了防止草场退化，他们进行季节性游牧，家畜追随丰美的牧草，人则跟随在家畜的后面。家畜数量的增减，并不取决于劳动力投入的多少，与农业生产相比，游牧业生产所需劳动力的数量与生产规模、财富多寡的联系相对要低。相对于农业生产，游牧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小，一名妇女或者儿童，都可以骑在马上照顾一大群牲畜。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并不一味地追求人口规模的盲目增长，“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也相对淡薄。再加上游牧民族处于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在迁徙移动中生产生活，使他们的人口出生率与增长率都大大低于农耕民族。以藏族为例，“8世纪末吐蕃政权强盛时，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人口至少已有100多万，而同时期汉人估计不超过7000万。到1953年，中国的汉人已经有5．4亿多，几乎是当时的8倍，而藏人只有277．56万，不过是当时的2倍左右”［11］(182)。长期以来，游牧民族所在的地区都被形容为:“不毛之地”、“荒无人烟”、“地广人稀”，就是对这里区域辽阔、人口密度低的最好说明。当农耕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人地矛盾尖锐的时候，游牧民族所占据的北方地区，就成为中原地区人口迁徙的好去处。自古以来，中原地区人口向北方农牧交错地带迁徙，对那里进行开发的记载屡见史书。北方游牧地区成为中国扩大人口容量、缓解人口压力的重要调节地区。正是由于游牧民族所在的地区人口负担轻、人口容度的弹性大，才缓解了整个中国的人口压力，对整个中国的人口增长形成了比较大的回旋余地，使我国在天灾人祸面前能够保持恢复和发展的基础。
四、发展和丰富了军事战术与技术
游牧民族的产品结构单一，容易受到天灾人祸的侵袭，对外界的依赖程度高。一般来说，他们希望通过正常贸易的手段向农耕地区出售牲畜和畜产品，以获取所必需的粮食、手工业品等。但是当游牧民族无法实现与外界的正常贸易交换，或者遇到巨大的自然灾害，没有牲畜及畜产品可供交换时，为了生存，用军事手段袭击周边部落或农耕地区、掠夺生产及生活资料、为本民族争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便成为民族生存的重要选择。因此，军事对游牧民族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作为马背民族，游牧民族的男人们平时生产，战时上马便为骑兵。他们“皆以畜牧为业，侵抄为资，倏来忽往，云飞鸟集”［12］(3304)。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冲击力类似于后世的坦克部队，而移动性则相当于机械化部队。他们瞬间集结，机动性强，形成了对农耕民族的军事优势。在出征时，畜群紧随前锋部队，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形成了游牧民族十分强大的战斗力。在征战过程中，游牧民族最早发明和使用了马镫。马镫不仅可以帮助人上马，更主要的是在骑行时支撑骑马者的双脚，确保了骑马者的安全，也使骑马者有了支撑点来弯弓射箭，挥刀劈刺，大大增强了骑兵的战斗能力。游牧民族在作战战略上充分发挥骑兵的优势，长途奔袭，迂回包抄。郝经就曾这样形容蒙古骑兵的军事行动，“聚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鞭弭所属，指期约日，万里不忒。得兵家之诡道，而长于用奇”［13］(3700)。他们可以把各地军队迅速集结到一个点上，形成对敌人的包围，以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当对方的兵力强大时，他们则利用骑兵迅速撤离，以保持自身不受损失。游牧民族丰富了我国的军事战术与技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族主动学习游牧民族的骑兵和骑术，成吉思汗征战欧亚，更是把游牧民族的军事技术推向了世界。
五、增强了文化的交汇与融合
“游牧生产由于其单一性与非自足性的特点，因而迫切需要与其他经济体保持各种形式的互补关系，需要高度开放的市场。不论主动还是被动，不论互市贸易还是军事掠夺，游牧社会必须融入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体系当中。”［14］(17)经济上的这一特点促使游牧民族具有其他民族无可比拟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在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特别是处于农牧交错地带，不同民族在这里生活、繁衍、征战、冲突、往来、融合，具备了多种文化发展成长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多元的文化类型与文化特色，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边塞文化、长城文化、商旅文化、移民文化等在这里形成、碰撞、渗透、兼容、整合，不同文化类型在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及边缘地带同时存在、共同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并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游牧民族经济结构的外向性使他们非常重视贸易，特别是远距离的贸易往来。“一旦贸易不畅，草原上势必累积大量牲畜与畜产品，既打乱草原畜牧业的周期，又无法从农耕地带得到农副产品与生活用品，进而引起游牧社会动荡与危机。这也是草原社会极其重视贸易的内在动力。”［15］游牧生产方式的移动性特点，使游牧民族难以定居在某一地方，也就不可能像农耕民族一样形成方便交换的城市，他们便利用自己拥有的马匹和骆驼进行长途贸易，跨越草原、沙漠、戈壁和高山，打破国界进行物资交流，充当国际贸易的中介。为了满足经济上的互补要求，游牧民族通过“关市”与南方农耕民族进行贸易，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社会进行贸易。即使在征服战争中，也制定了保护贸易通道与商人利益的政策。成吉思汗在西征过程中，在各交通要道上设立守卫，对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并颁布《扎撒》，凡进入他的国土的商人，一律发给凭照。在宗教信仰上，游牧民族也多采取包容的态度。成吉思汗时期就一贯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容许各种宗教与教派合法存在，允许各民族有信仰不同宗教的自由。通过游牧民族的商业贸易和战争征服等手段，把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连接起来，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汇、融合与升华。正如陈寅恪先生对唐朝的分析:“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六、保留了一片绿色生态环境
游牧民族生活的草原地带，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在这里进行过度的农业开发，很容易造成草原与耕地的退化，使被牧草束缚的黄沙破土而出，蔓延肆虐，形成沙进人退、文明毁灭的悲剧。“巴比伦文明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曾被茂密的森林和草原覆盖着。然而，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汉谟拉比王朝开始大肆砍伐两河流域上游的森林。失去了森林的护卫，上游的水土开始大量流失。日复一日，河流携带的泥沙淤积在河流入海处，河床越来越浅，地下水位抬高，地下水中的盐分随水土上升到表层土壤，土质逐渐盐碱化。于是，千里沃土的巴比伦王国最终变成了不毛之地。埃及文明、玛雅文明、印度文明也重复了巴比伦文明的宿命。”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是利用草原上的动植物资源，不对土地翻扰搅动，通过移动轮场的方式保证草原动植物的可再生性。游牧民族普遍具有崇尚自然、敬重生命、节制欲望、适度索取的文化传统。成吉思汗时制定的《大扎撒》就规定:“禁草生而镬地”、“禁遗火而燎荒”。正是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习俗观念世代传承，才使那里的土地始终保持了一片原生态的绿色环境。早在20世纪60年代，著名史学家谭其骧教授就研究指出:黄河在东汉以后至唐代后期出现了一个长达800年时间的安流时期，主要是因为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由农耕为主变成以畜牧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18］可见，北方草原的存在与保留，不仅为牲畜游牧提供了良好的牧场，而且保护了生物的多样性，防止了草场因过度开发而导致的荒漠化，制约了黄河的泛滥，受益的不仅是游牧民族，而且也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人民。
七、促进了祖国的大一统步伐
各民族共同开拓了中国的疆域、发展了中国的经济、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疆域在不断拓宽、扩大，最终趋于固定，这也凝结着包括游牧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对祖国的一大贡献，各民族共同开拓了中国的疆域。于逢春先生研究指出: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5种类型的文明板块相互撞击与攻防，彼此融合与和解，最后形成了今天中国的疆域。这五大“文明板块”包括:大漠游牧文明板块、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东北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海上文明板块。［19］在中国疆域最后底定过程中，“大漠游牧文明板块”起到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冒顿单于建立的强大的匈奴游牧帝国，第一次统一了长城以北的大漠板块。李唐王朝皇族身上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被西北游牧民族尊为“天可汗”，成为南北朝的终结者。蒙古民族建立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合陆疆的王朝，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全国陆疆———大漠、泛中原、辽东、雪域四个板块统归于中央政府管辖的政权。由女真人建立的清朝政权则完成了五大文明板块的最终统合与中国疆域的最终奠定。［15］从历史上看，中国疆域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游牧民族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秦汉强大中原王朝的出现，是建立在春秋战国国家兼并、民族融合基础上的。隋唐盛世的到来，是由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400年时间里，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建立政权，与农耕民族经过大冲突、大碰撞后交汇融合，许多游牧民族最后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产方式，而且也被融入汉族的行列之中。到了北朝后期，原来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对抗趋于缓和，为隋唐的重新统一创造了条件。辽金时期，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建立起了强大的政权，并吸收农耕民族的文化与治国方式。以契丹人建立的辽朝为例，为了有效管理境内不同生产方式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辽代君主采用“因俗而治”的政策，在中央实行双轨二元的北、南面官制。这种统治方式为后来蒙古族入主中原提供了经验。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长达360余年的几个政权分立和割据的局面，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从满族兴起到最后入主中原，他们一直对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兼收并蓄。“如果说满族统一中国之前，中华民族内部的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还有较深的隔阂，政治上还有再次分裂的可能的话，那么只有到了清代，中华民族才真正结合成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实体。”［20］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王朝的建立者，都与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秦人长期活动于西北的戎狄之地，浸染了游牧民族崇武尚战、勇悍坚韧、重利轻义的文化特点，帮助秦朝最终实现了大一统的目标。［21］隋唐的皇族身上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使他们的华夷之别思想相对淡薄，唐太宗就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22］(6247)这种相对平等的民族观念是唐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基础，也是出现大唐盛世的重要原因。元朝与清朝的创立者本身就是游牧民族，他们崛起于塞外，在入主中原后又主动接受农耕民族的制度和文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王朝，“历史的发展形成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处于融合过程中的民族才能承担起统一的重任”［20］。中国历史是中国境内的不同民族，包括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农耕地区、边疆游牧渔猎地区共同组成的。各民族共同开拓了中国的疆域、发展了中国的经济、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疆域在不断拓宽、扩大，最终趋于固定，这也凝结着中华各民族先民对祖国的贡献。各民族共同开拓了中国的疆域，其中游牧民族的贡献更大，游牧民族对与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应该得到应有的认识与评价。
作者：王绍东 单位：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