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套“现当代新儒家研究丛书”。受近年研究方向影响，笔者首先拜读了高秀昌博士所著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以下简称为《研究》）一书。细读该书，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色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视角独特，内容全面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冯友兰学术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个热点。就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内容多集中于冯友兰的新理学思想、人生境界说、文化观等方面，对他的哲学史方法论这一重要内容的研究颇显薄弱。虽然也有不少学者曾就冯友兰的“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与“负的方法”（直觉主义方法）、“照着讲”与“接着讲”、“释古”方法、“抽象继承法”等观点进行了一定研究，然其问题在于：尚未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作为专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就是说，学者们对哲学家冯友兰关注较多，而对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友兰关注不够，这对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冯友兰先生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因此，该书的研究视角是独到的，也拓展了冯友兰研究的领域。如前所述，对冯友兰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已有学者进行过一定研究。然而，以往的研究成果，或局限于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部分内容（如“照着讲”、“抽象继承法”等）的分析，或停留在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展中某些时段（20世纪30年代或建国后）的考察，从未有学者将冯先生一生不同阶段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加以总体考察。冯友兰本人讲，他本人一生的学术研究是以哲学史研究为中心的，因此要研究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就必须对其不同阶段的学术成果都加以考察。《研究》一书就是以冯先生完整的学术生平为线索，将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理解为一个历史的、发展中的动态系统，并将其分为提出、确立、深化、拓展、综合五个阶段加以论述的。另外，《研究》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部分环节的论述，也非常全面。比如：对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的地位，一般学者一般论述不多而且也从未作通盘的考察，《研究》对此问题则进行了系统分析。因此，就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来说，该书在内容上具有较强的全面性。
二、结构严整，布局合理
以往研究哲学史方法论的论著，一般是就方法谈方法，没有系统的研究思路。当然，其中也有学者对此有所突破，如王路先生曾从哲学观演变角度探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就。《研究》一书则在此方面提出更为系统的思路，那就是从哲学观、哲学史观、哲学史方法论三个层面对冯友兰一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加以分析。应当说，《研究》的将哲学观、哲学史观作为哲学史方法论逻辑前提的思路，是合理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因此，研究哲学史方法论，就不能不对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先加以探讨。通观《研究》全书，不论是对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史成就卓著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大哲学史”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编”时期），还是对冯友兰学术研究的其他时期，都是按照这一思路加以分析的。这从《研究》一书的目录中即不难看出。这为研究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对于《研究》的上述思路，崔大华先生曾给以高度评价。他说：“本论文……从哲学观、哲学史观、哲学史方法论不同层面，渐进地推展出他不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观点的重要内容和特色，显示出初步提出、确立、深化、拓展、综合的演变过程。这一论述的理论框架和逻辑思路，我以为是合理的，有创意的。”①
三、述中有作，颇有创获
对中国学者来说，有一个源远流长的治学传统，那就是“述而不作”。此学术思路可远绍于孔子，至今日仍未衰息。它在哲学史研究中的体现，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照着讲”，其最终结果就是“哲学史家的哲学史”（李泽厚先生语）。该思路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前哲思想，只作解释说明，不加批评发挥，是一种阻碍学术进步的注疏家路数。《研究》则突破了这一研究思路，其具体表现有两点：
其一，克服了哲学史研究中的解释学偏见，对冯友兰学术观点的不足敢于批评。作为一名中州学者，著者对乡邦先哲冯友兰先生无疑是崇敬的。然而，在研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过程中，他并没有作一味颂扬而是对其学术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还对其不足之处作大胆批评。比如他认为，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虽具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样的扼要手段，却忽视了对中国哲学史源头的研究，所以不能真正把握中国哲学史的精神。另外，对冯友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宗教观，他认为并没有对宗教这种认识和掌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作全面了解，因此在此基础上的“以哲学代宗教”提法也缺乏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
其二，没有局限于对冯友兰学术观点的解释说明，而是在此基础上更有所发挥。冯友兰曾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命题，并将“照着讲”指哲学史研究，将“接着讲”指哲学创作。著者则认为，“照着讲”只是哲学史研究的部分任务，并不是哲学史家的全部任务，哲学史研究也是一种“接着讲”，他从哲学解释学和“哲学与哲学史融贯说”两方面论述了这一观点。其中指出：“冯友兰的‘照着讲’虽然是跟‘接着讲’相对应的一种方法，但它只是哲学史家‘述而不作’的客观描述的方法，而不是对哲学史家的叙述方法与阐释方法的总的概括。严格说来，哲学史家治哲学史不会去依样画葫芦，也做不到不偏不倚，而是在历史的叙述与哲理的阐发中建构着哲学史，并实现对哲学史理解的创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史家也是在‘接着讲’的；那种径直把‘照着讲’看成是哲学史家的治学方法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而冯友兰的‘接着讲’即是一种哲学创新的方法，也是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还可以说是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史论结合的方法。”②著者的这一发挥，可以说是在解释冯友兰学术观点基础上的一项重要创新。
四、总结过去，着眼未来
历史研究虽是在总结过去，然其目的却在于将来。著者研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期间，正值学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日趋高涨之时。其间，不少学者对胡适、冯友兰创立的研究范式颇多非议，还提出了“重写中国哲学史”等问题。著者的这项研究也是对此讨论的一个回应。他讲：“笔者试图以冯友兰为个案，通过对冯友兰的哲学史方法论思想作尽可能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研究，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和反思，并进一步探索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这不仅可以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和拓展，而且还会为重写中国哲学史、为实现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方法论的支持。”③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过程中，以冯友兰为代表的前辈学者作出了很多创造性的探索，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思想成果，这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学术资源。在今天，我们要“重写中国哲学史”、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创新，试图采取全盘否定前辈的研究成果思路显然是不妥的，正确的做法是要在前人成就基础上继续有所前进。《研究》一书就贯彻了这一思路，该书首先认为，冯友兰在推进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近代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三点：其一，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其二，追求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西方哲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综合；其三，致力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的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该书还提出了今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建设的一个可能方向，那就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既要继续坚持‘中学西范’的模式，又要以人文主义方法为主导，还要充分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并要努力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④这些探索性的主张都是非常中肯的真知灼见。
对《研究》之优长，以上从四个方面作简单总结，因笔者学力所限挂漏处恐难免。当然，该书作为冯友兰研究的创新之作，也存在一定不足，比如没有把冯友兰建构新理学的方法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区别开来，像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只是冯氏建构新理学体系的方法，并不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研究》把它同冯氏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相提并论，似乎不大合适。《研究》在探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时，没有和各时期其他哲学史家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作比较，如果增加这部分的内容，全书将更具有立体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