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警惕批判到妥协退让
如此严重的问题，难道就没有知识分子察觉，去提醒、去批判吗?批判的声音确实存在，但其力量却愈发微弱。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刚起步之时，韩少功就预料到金钱的意识形态功能，并提醒学术界“金钱也能生出一种专制主义，绝不会比政治专制主义宽容和温柔。这种专制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统治舆论和习俗，给不太贫困者强加贫困感，给不太财迷者，强加发财欲，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去大街上瞎起哄，使一切有尊严的人贱卖自己的人格去摧眉折腰。”［6］同时他还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担忧:“中国文人曾经在政治专制主义面前纷纷趴下，但愿今后能稳稳站住。”［6］现在看来，韩少功当年对知识分子的担忧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当下了。对此问题的态度，王小波走得更远。他在杂文《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中说“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下了海，引起了王先生(指王力雄)很大的忧虑。其实下了海就不是知识分子了，还说人家干什么。”［7］然而，类似的批判声音毕竟“寡不敌众”，逐渐被默许和妥协的洪流所吞没。何怀宏在《知识分子，以独立为第一要义》中就提出:“不论政治观点偏左或偏右，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人主要或仅仅强调精神标准，而且是很高要求的精神标准的倾向，例如班达尔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圣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代表‘普遍正义’，而且永远‘批判’。而我倾向于不像他们那样对知识分子提出这么高或严格的标准。”“如果要对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么，我想能够提出来的只能是‘独立’，即尽可能地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尊严。也就是说，这种特殊要求不必是‘圣者’，不必是要去充当时代和社会的‘良知’，也不必是一定都要从事‘批判’或走向‘公共’……”［8］虽然何怀宏坚守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但仔细玩味上述话语，可以明显发现，他已经放低了对知识分子精神领域以及公共责任的要求，只把“独立”(突出了自食其力的经济独立)算作知识分子至少应该具备的品格。“保持独立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方面是在客观世界争取能够保障自己的独立性的东西，首先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如果可以用笔耕养活自己，使谋生和观念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当然最好不过，如果实在不能，也能用其他的工作养活自己……”［9］这一点已经默许了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行为，而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已成为大势所趋这一现实的妥协。
2从对“隐性危机”的揭示到对“知识分子经商”的批判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知识分子穷死了也不能去赚钱吗，有了这么好的经济条件，一定要将其放弃，追求贫穷才能算作知识分子吗?对于这个问题，我非常赞同王小波的观点“我觉得知识分子就该是喜欢弄点学问的人，为此不得不受点穷，而非特意喜欢熬穷。假如说安于清贫，安于住筒子楼、安于营养不良是好品格，恐怕是有点变态。”［10］笔者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去经商，但是笔者要批判上述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经商”这一问题的漠视、习惯以及妥协态度。一旦有了这种态度，知识分子很容易放松对金钱的警惕，“能够养活自己”是个很模糊的界限。怎样才能算是可以独立生存，月薪4000?年薪100万，还是豪宅名车?只怕这个界限会令知识分子不自觉的变得贪婪，难安清贫，如此一来，追求物质没有尽头，还如何踏踏实实做学问?而如果一旦有人因此遭到了批判，“独立”就会被拿来用作为自己开脱的借口。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社会，正在使文化向快餐形式的方向发展。对物质的欲望侵蚀着对精神食粮的渴求，人们愈发厌恶思考，思想变得轻浮，精神逐渐走向荒原地带。作为人类精神导师的知识分子，其使命本应是提醒大众警惕金钱带来的安逸享乐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在物欲横流的年代给予大众深刻的思想，丰富大众的精神世界，结果自己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并且对这种“沦陷”毫无察觉。这就是市场经济给知识分子带来的隐性危机，即知识分子陷入了精神危机，却没有意识到自身已经陷入了精神危机，反而乐在其中，继续着这种自我堕落。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危机将比其他危机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知识分子虽已深陷险境，却不曾发觉。因此，笔者认为，虽然知识分子经商的确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对“知识分子经商”事件本身，以及对市场、对金钱的批判是不能停止的，而且这个批判一定要由知识分子自身完成。笔者之所以有这种主张，并非是想通过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让其自动放弃经商之举，而是希望这种方式能够使知识分子自身对经商一事始终持一种警醒的态度，从而在经商的同时不至于被商业带来的物质享受所迷惑，影响到自身的学术观和价值观，使其还能够继续保持知识分子精神上、思想上的独立性以及自我批判的能力，在这思想轻浮的年代为精神上日趋荒芜的人们重新建立精神家园。
作者：孙美琳 单位：中央美术学院 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