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量设定
本文所选样本为2005－2010年全国范围内54家主要集装箱港口企业，涉及319组数据，年均吞吐量约占全国总吞吐量的77%。数据来源于《中国港口年鉴》以及各集装箱港口所在省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变量设定:以港口集装箱吞吐量y作为产出变量，泊位长度x1、大型设备数量x2、年末在岗职工人数x3、年末劳务工人数x4作为要素投入变量［7］。考虑到港口经营管理特点及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对集装箱量的促进作用，笔者所设定的外生性因素变量包括:港口所在地外贸依存度、所有制结构、港口经营规模以及高层次人才比例。外贸依存度Z1t。KevinCullinane、Song认为港口技术效率与港口所处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建议将港口与主航线的接近程度和港口自身的便利程度作为投入变量纳入模型，但是港口所处地理位置在主航线中的重要性(便利性)较难得到一个准确无争议的评价。笔者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港口所处地理位置和对外贸易水平的地方外贸依存度作为外生性因素引入模型，研究其对港口技术效率的影响。外贸依存度用进出口贸易额与GDP的比值表示。所有制结构Z2t。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或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由市场体制虽然存在着诸多弊端，但却能更好地激励经营者有效配置资源，提高效率及效益。鉴于以上分析，笔者将同时引入所有制结构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分别由Z2t和Z22t表示。一次项Z2t系数用于分析外部资金介入与技术效率的关系，二次项Z22t系数用于判断港口技术效率的提升趋势，其系数反映外部资金增长速度与生产效率提升速度的对比。企业所有制衡量标准及数值设定参见邓蕾《中国集装箱港口企业生产率测度研究》。人才比例Z3t。集装箱港口作业方式和作业流程相对固定，而且集装箱港口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探究高层次人才比例对集装箱港口技术效率的现实影响十分必要。笔者用集装箱港口本科以上高层次员工占在岗职工人数的比例表示人才比例。经营规模Z4t。集装箱港口经营规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竞争力。竞争力大小密切关联着企业技术效率的高低。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交通运输企业规模标准，将从业人员低于500人同时销售额低于3000万的企业定为小型企业，由此将样本集装箱港口分为小型企业和大中型企业两种，设定Z4t为0、1哑元变量，小型港口企业哑元变量设值为0，大中型企业哑元变量设值为1。
二、实证测度结果分析
(一)模型估计结果
将(2)式嵌入(1)式，采用FＲONTIEＲ4．1程序对模型(1)和(2)中的相关参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二)技术效率分析
对模型估计出的港口相对技术效率结果进行整理后得到，样本期间54家集装箱港口的年平均技术效率分别为0．45、0．51、0．56、0．62、0．67、0．71，呈逐年上升趋势。相对技术效率较低的港口其技术效率提升较为显著，平均增幅在0．3以上。但如图1所示，集装箱港口之间的技术效率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各集装箱港口年平均技术效率中，青岛远港国际集装箱港口的年均效率最高，为0．92;其次是年均效率为0．91的上海港中海集装箱港口;年均技术效率低于0．25的港口分别为浙江世航乍浦港口(0．23)，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和温州港务集团龙湾集装箱码头(其年均技术效率仅为0．20)。集装箱港口资源利用率不高的现象仍然比较明显。
(三)投入要素分析
采用FＲONTIEＲ4．1程序估计出4种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如表1。其中泊位长度产出弹性系数为－0．03，显示泊位投入对集装箱港口的技术率有微小负向影响作用。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中国集装箱港口存在较严重的资源投入拥挤现象。虽然2005年至2011年集装箱总体箱量升幅巨大，泊位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产能过剩的现象依然值得港口管理者重视。集装箱港口设备数量产出弹性系数为0．76，显示设备对港口技术效率起促进作用，设备投入每增长1%，对港口技术效率贡献约增长0．76%。如青岛港，其装卸设备的增加和改善大幅提升了港口生产能力。本文研究显示，设备对港口技术效率的影响较其他投入要素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岗职工人数产出弹性系数和劳务工人数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10和0．12，集装箱港口各类员工对港口提升技术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近年国家放宽了对集装箱港口企业的干预程度，较多国有性质的集装箱港口引入外部资金改变了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方式和运营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劳务工人所面对的随时被辞工的压力，一般也能促使他们很好地完成港口的要求。
(四)外生性因素分析
模型检验结果显示r=0．94，且通过了极大似然检验，较高的r值，说明通过控制相关外生性因素可以使港口技术效率得到较大提升。笔者对影响港口技术效率的外生性因素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各外生性影响因素的系数如表1所示。所有制结构系数为－4．66，显示外资介入比例每上升1%，将会带来约4．66%的技术效率提升。经过整理发现，不同所有制结构的集装箱港口平均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如图2所示。国有独资型港口企业平均技术效率最低(0．48)，外资独资型港口企业平均效率最高(0．75)。外部资金介入引发的股权结构变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集装箱港口的技术效率。此外，为分析所有制结构对集装箱港口技术效率的影响，笔者在建模时引入了所有制结构的二次项。表1显示所有制结构的二次项系数为正，表明港口技术效率提升的速度已低于资金增长的速度，港口技术效率提升速度已经开始放缓。JoseTongzon认为，私有部门参与程度与港口运营效率呈倒U关系。对中国港口而言，外部资金介入的比例与技术效率与提升节奏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关注。经营规模系数为负，显示港口自身规模对技术效率呈正影响，港口自身经营规模每提升1%，对技术效率的贡献率约为3．47%。样本中，相对效率高于0．9的港口都是拥有较大规模的港口。如青岛远港国际集装箱、上海港中海集装箱、招商港务(深圳)有限公司等。如图2所示:样本期间大中型集装箱港口平均技术效率为0．68;小型集装箱港口平均技术效率为0．53。外贸依存度系数为－0．88，显示港口所在地对外贸易发展对港口技术效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但外贸依存度增长1%，仅能带来0．88%的技术效率提升，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目前，中国集装箱港口业的发展方式还处于相对粗放阶段，对政府扶持依赖性较强，相对港口所有权结构和经营规模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现阶段外贸依存度对港口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相对弱小。样本中，不同地域的外贸依存度与所在地港口技术效率差距如图2所示，港口所在地外贸依存度小于2的集装箱港口平均技术效率为0．58，所在地方外贸依存度大于2的集装箱港口平均技术效率为0．63。人才比例系数值为1．2，显示本科以上高层次人才整体上并未对集装港口企业技术效率起推动作用。样本期间集装箱港口企业各年平均本科比例保持在20%左右，较高的人才并未正向促进港口绩效的发展，与传统对人才认识的观点相出入。产生矛盾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SFA模型设计架构中缺少对包含人力资本投入如培训投入等方面的估计项，从而低估了职工的产出弹性;另一方面，港口员工知识水平远远不能满足港口发展需求，即集装箱港口各类岗位包括高层管理人员、生产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基层操作人员等，其知识技能满足需求比率均较为低下。同时，样本港口大都经历着逐渐市场化管理和运营的过程，因此不同程度的冗员现象也影响到人才对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本文中人才比例的实证结果显著性并不明显，高层次人才对作业方式和作业流程相对固定的集装箱港口技术效率影响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三、结论
笔者运用包含时间趋势的柯布道格拉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建立效率损失模型，分析了2005－2010年中国主要集装箱港口投入产出要素及外生性因素对港口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集装箱港口企业近6年年均技术效率呈逐年增长态势，但平均技术效率为0．59;各港口间技术效率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较明显，整体还有较大提升空间。(2)资本投入要素中，设备投入对集装箱港口效率提升影响积极，其次是以在岗职工和劳务人员为表征的劳动力投入，而代表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的泊位投入呈现一定的消极影响，需要谨慎对待港口基础设施的扩大建设。(3)在影响港口技术效率的企业运营管理、所有制特征和对外贸易经济等外生性因素中，所有制结构、港口经营规模及外贸依存度对港口技术效率呈现正向影响;外资与合资集装箱港口技术效率明显高于国有属性港口，规模较大的港口以及所在地域对外贸易发展良好的港口也有着较好的技术效率;本科以上专业技术人才对效率的推动作用没有得到展现。因此，提升中国集装箱港口技术效率，必须完善内部管理，注重各项投入的有效利用和港口建设的合理规划，避免资源浪费;同时，进一步提高港口企业各类人员知识技能以满足需求，强化岗位责任意识，强化人才作用的发挥。合理引进海内外战略投资者，引导资源整合，扩大经营规模，提高集装箱港口的资源配置效率与规模效应;鼓励港口所在地对外贸易经济发展，促进港口资源的有效发挥。
作者：邓蕾 唐沙沙 单位：重庆大学 现代物流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一、技术资本成本构成
企业选择自主研发形成技术资本，在研发过程中存在效率低下、研发支出大等问题，由于技术资本滞后性还会产生时间成本、机会成本、风险成本等。企业也可以选择直接通过市场购买技术形成技术资本，但是若存在技术产权不明晰而引发的买受风险，那么就会加大筹集成本和使用成本。技术资本闲置，伴随着会产生占有成本、持有成本等。
二、技术资本成本影响因素
1.企业自主研发技术资本转化为财务成果的过程
中产生的成本主要受技术资本投入、资本结构、投入产出效应等因素影响，企业在进行自主研发时会投入大量的资金，为研发的顺利进行提供后备支持，同时降低其他不必要的支出，制定合理的价格，相应提高税前利润;利润的增加会促进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形成良性循环，保障企业健康发展。从财务角度分析，高风险高收益，企业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会面临高额风险，特别是一些开发阶段、基础性应用研究的投资较大、回报周期较长。因此，企业应该做好风险预测，提高抗风险能力，能够承受研发失败带来的巨大的沉没成本。另外技术资本同样受到物质资本、财务资本、人力资本、信息资本等因素影响。
2.外购技术资本成本受市场交易行为、产权归属、科技含量等因素的影响。
由于目前我国技术市场法律法规不健全，技术交易行为不规范，产权不明晰无法进行合法登记。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创新主体的有限理性导致技术创新活动面临了较高的交易成本。技术市场能够有效弥补这些不足促成技术交易合约，可以有效降低技术创新转移成本。企业技术资本的形成，也意味着同时建立了技术资本产权，技术资本所有者必须承担资本贬值的风险，进而产生折旧费用。另外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在引进技术形成资本后，要更加注重技术的先进性与适用性，技术的科技含量决定着日后的经济效益。“二次”创新能力，也会影响企业的实际收益。
三、企业技术资本成本控制对策
1.政府应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企业要加大技术资本投入，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实现技术资本的优化配置，努力实现生产经营由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变。政府要为企业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从金融、资金、税收等方面加以扶持，帮助企业有效控制技术资本成本，设立中小企业科技研发专项基金，充分调动企业的研发积极性。
2.培育高素质核心技术人才
企业应该打造核心技术的研发团队，广纳英才，重点培养高素质核心技术研发人才，制定科学的用人及奖惩机制，对于有重大科技贡献的员工实行奖励，进一步扩大科技成果转化率，有效降低科技资本成本。
3.推动技术创新，实行差异化战略
企业应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改造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进一步优化管理模式，堵塞管理漏洞，提高信息响应速度，降低信息成本。从根源降低成本适当控制研发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保持成本优势。实行价格差异化战略，进一步降低同质竞争所带来的成本支出。
作者：张晓莉 胡海梅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 会计学院
一、研究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研究综述
世界上９０％以上国家采用的是消费型增值税，我国是少数采用生产型增值税的国家之一。国外相关方面研究不多，而国内对增值税转型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１．增值税转型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陆炜等人（２００２）实证分析了不同增值税类型对政府税收、国民经济活动的影响，认为消费型增值税对政府税收具有自动稳定器作用，对投资的反经济周期具有鼓励作用［１］。杨抚生等人（２００６）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地方政府收入、投资和就业方面的影响，发现消费型增值税会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减少、投资过热及就业压力增加［２］。陈烨等人（２０１０）通过设置ＣＧＥ模型，并在此框架下模拟了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和就业政策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增值税转型对实际ＧＤＰ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还有可能造成更多的失业人数［３］。２．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李长春（２００６）通过对增值税转型前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ＲＯＥ）、利润和企业投资活动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增值税转型对配股融资有影响，企业融资能力在转型后得到提高，企业投资活动在转型后也将增加［４］。聂辉华等（２００９）使用面板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雇佣和研发行为以及生产率的影响，并讨论了企业行为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就业形势的影响，发现增值税转型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和生产率，增值税转型还显著地减少了就业［５］。王素荣等（２０１０）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对上市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程度，发现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经营和投资活动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６］。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增值税转型的相关研究宏观层面主要集中于转型对宏观税负、就业即宏观经济运行后果上，微观层面主要集中于企业的投资行为和财务指标的影响上。无论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考察的都是增值税转型对效益的影响上，但有效益不一定有效率。技术进步不仅是衡量一个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一个重要指示，也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内生变量。因此，在研究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经济活动影响时，要突破量的层面，要从质的层面下手才能发现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深层次作用。
（二）研究假设
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可以直接抵扣，会增加当期企业的经营现金流量，因此企业的投资意愿会升高，在企业增加投资时，势必会选择技术水平高于先前技术水平的设备，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Ｃｕｔｌｅｒ（１９９８）通过研究发现，减税情况下进行的新增投资成本低且收益高，更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因此，在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新增投资能够抵偿现有资产价值下降，促进企业技术进步［７］。本文提出假设１。假设１：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增值税转型将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在我国，企业的财务决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很大程度是由产权因素决定的。我国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信息传递的时滞和成本的增加影响了决策效率。国有企业由于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经常受到政府的干预，使得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利益的权衡也会分散企业的主要精力。从国有企业的人事体系来看，高管的人事任命采用行政方式，国企高管在进行决策时不可避免地会考虑政治晋升的因素，从而影响企业决策。此外，国企的激励机制对高管不能起到真正的激励，从而导致国企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映不如非国有企业敏感。本文提出假设２。假设２：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非国有企业强于国有企业。企业所处的行业特征、技术组成结构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技术进步。陈丽霖等（２０１３）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高新技术企业要强于非高新技术企业。由于高新技术企业高投入性和高增值性的特点，技术的进步使其对产品性能、资源利用产生很大的正向影响，所以高新技术企业有更大的动力去增加技术投入，以获得更大收益，并且其高增值性特点，技术进步产生的价值也会高于其他企业［８］。因此，在对政策反应的敏感度上，高新技术企业要强于非高新技术企业。本文提出假设３。假设３：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高新技术企业要强于非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的融资约束很大程度上决定这项投资能否转化为技术进步。融资约束不仅决定投资规模，还决定着资本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技术进步进程。可以准确地说，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决定企业的投资决策，融资约束高的企业其投资能力有限，对政策的反应无能为力，融资约束低的企业其投资能力比较强，对政策的反应能力也较强。同时，企业因其有能力使企业的资源配置达到比较合理的状态，政策对这类企业促进作用不会很强。本文提出假设４。假设４：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变化呈现倒Ｕ型变化。
二、研究模型和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１．因变量技术进步：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衡量技术进步时使用技术进步率，就是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全要素生产率的衡量可以借鉴李捷瑜（２００９）、阳佳余（２０１２）的研究［９－１０］，对下面方程控制年份和行业后采用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回归得到的残差就是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ｌｎ（Ｙｉｔ）＝α０＋α１ｌｎ（Ｋｉｔ）＋α２ｌｎ（Ｌｉｔ）＋α３ｌｎ（Ｍｉｔ）＋εｉｔ其中，Ｙｉｔ表示企业产出，用当期主营业务收入衡量；Ｋｉｔ表示企业资本投入，用当期平均固定资产总值衡量；Ｌｉｔ表示企业劳动投入，用当期支付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来衡量；Ｍｉｔ表示中间产品等的投入，用购买商品和劳务的现金流来衡量，εｉｔ表示不可测因素，下标ｉ表示企业，ｔ表示年份。２．自变量本文借鉴陈丽霖等（２０１３）的做法［８］，将增值税转型的时间变量（Ａｆｔｉ，ｔ）定义为：２００９年以及以后取值为１，２００９年之前取值为０；地区变量（Ｒｅｆｉ，ｔ）定义为：非试点地区取１，试点地区取０。３．控制变量（１）总资产周转率（Ｅｆｆｉ）：营业收入／年均总资产；（２）企业规模（Ｓｉｚｅ）：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３）企业年龄（Ａｇｅ）：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４）资产负债率（Ｄｅｂｔ）：期初总负债／期初总资产；（５）市场化程度（Ｍａｒ）；（６）研发投入（Ｉｎｖｅ）：无形资产净额／营业收入；（７）盈利能力（Ｅｂｉｔ）：息税前利润／营业收入；（８）股权集中度（Ｆｓｈｒ）：前五大股东持股总数／总股本。４．分组变量根据本文假设４，要对模型进行分组研究，本文借鉴阳佳余（２０１２）、罗宏等（２０１２）的做法［１０－１１］，企业主要通过内部积累、商业信用和外部融资来缓解其融资约束。因此，用期末现金持有量／总资产作为内部积累的衡量指标，用期末应收账款与其他应收款的和／期末总资产作为企业商业信用的衡量指标；用企业有形资产净值率、清偿比、流动比率、资产收益率作为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这些指标越高，则说明企业获取外部资金越容易，外部融资约束越小。
（二）模型设计
本文借鉴Ａｓｈｅｎｆｅｌｔｅｒ（１９８５）、陈丽霖等的研究，并考虑增值税转型的具体内容和企业投资。（三）数据来源本文把２００９年以后实施增值税转型相关行业的Ａ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组，把试点地区上市公司作为对照组，以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为研究期间，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来自ＣＳＭＡＲ数据库。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样本数据做以下处理：剔除未参加增值税转型试点的行业，研究样本仅包括：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冶金、农业、采掘业和电力行业；剔除ＳＴ股和已退市股；剔除研究期间数据缺失企业，剔除异常值，本文最终确定样本为３ ８６６个，其中研究组样本３ ３２６个，对照组样本５４０个。
三、实证研究与分析
（一）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技术进步影响的整体检验
根据本文所构建的模型，首先从整体上检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然后检验２００９年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后其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检验增值税转型带来的政策效果，检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全样本的情况下，ＩＫ与企业技术进步（ＴＦＰ）在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投资有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Ａｆｔ×Ｒｅｆ×ＩＫ与技术进步（ＴＦＰ）在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增值税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从分年度回归结果来看，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增值税转型对技术进步的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并且政策的效果越来越明显，假设１得到验证。
（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分组检验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由于企业在行业特性、产权特性和融资约束等方面的差异，使企业在面临相同的政策时，企业的敏感性及其产生的政策效应是有差别的。在对增值税转型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情况得到肯定结论后，下面本文基于假设分别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分组检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见表２。 从表２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分组检验是以产权特性为基础时，即第（１）组中，非国有企业的Ａｆｔ×Ｒｅｆ×ＩＫ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国有企业的Ａｆｔ×Ｒｅｆ×ＩＫ系数不显著相关，从而说明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非国有企业要强于国有企业，假设２得到验证。当分组以样本所处的行业特性为基础时，即第（２）组中，按照样本企业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来划分，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企业的Ａｆｔ×Ｒｅｆ×ＩＫ系数在５％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非高新技术企业的Ａｆｔ×Ｒｅｆ×ＩＫ系数在１０％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并且高新技术企业的系数０．０８７要大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系数０．０６２，从而说明增值税转型对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进步都有促进作用，并且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促进作用要大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假设３得到验证。本文通过构造融资约束程度的指标（Ｃｏｎ），按照分位数从低到高分为三组，从融资约束程度来进行检验，即第（３）组情况。从表２中可以看出，从低到高三组样本的Ａｆｔ×Ｒｅｆ×ＩＫ系数呈现倒Ｕ型，并且中等约束程度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最大，其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从高融资约束组的样本Ａｆｔ×Ｒｅｆ×ＩＫ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增值税转型没有很大的影响，这类企业很可能是由于受到融资约束而影响其投资能力，从而抑制了增值税转型带来的刺激作用；低融资约束组Ａｆｔ×Ｒｅｆ×ＩＫ回归系数在１０％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技术进步有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因为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小，各种资源配置和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其相对比较优化程度，所以转型对其刺激作用没有中等融资约束企业强。因此，假设４得到验证。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突破量的层面，从质的层面来研究税收政策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深层次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对非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大于国有企业，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大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并且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不同呈倒Ｕ型变化。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到，增值税转型虽然总体上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但是在行业间、企业间仍是不均衡的。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从而使企业持续成长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加强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解决一些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实质性问题，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完善高管人员选拔和激励机制。第二，完善企业治理水平，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增值税转型能够促进企业扩大规模和更新技术水平，但是，同样考验着企业的治理水平和人力资源管理。只有企业人、财、物在相应的治理和管理水平下协调一致，政策的促进作用才能达到最大。第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不仅抑制了企业发展，也影响了国家税收政策的有效性。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好地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好处，从而才能使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苗好鑫 申尊焕 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