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一、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要科学分析、全面把握基本国情
任何民族国家的存在与发展都必然内生出一定的科学理论，而这种科学理论离开相应的本国国情，无法得到独立自主的解释。国情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面貌、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政治斗争、文化教育以及人口、自然、民族、宗教和历史等在内的综合体。它是不依主观意志的客观存在，是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确定发展战略的根本依据。它是马克思之“矢”在中国要射之“的”。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如果没有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回答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也就不可能形成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足的基础，是社会变革改造的对象，对国情的认识与把握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对国情的认识不同，改造中国的方案迥异；陈独秀、毛泽东对国情的把握不一样，得出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选择的不同结论。除了阶级立场的原因，就是对国情缺乏科学的分析和全面的把握。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期的伟大运动，是有帮助的。”[1]历史不能割断，要考察今天的中国即中国的现实国情，如果搞不清楚历史的中国即中国历史上的国情，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今天的中国。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国情能够表征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相对稳定的整体状况，但同时它本身又在不断发生着极其复杂的变化。”[2]对国情的把握：首先要全面、综合考察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传统，生产力水平、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与任务等；不仅考察国内因素，还要考察世情对我国的影响，我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其次要用发展的眼光考察国情。每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基本国情是不相同的，即使同一发展阶段在不同时期，国情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也不尽相同，要在动态中观察国情，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关注变化着的国情，科学预测未来可能发生变化的环境和客观条件。毛泽东就是在客观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阶级状况，中国革命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基础上，逐步形成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邓小平正是全面考察“文革”后中国面临的与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差距拉大，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改革和发展生产的实际状况，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实践创新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要勇于实践、善于创新
1990年6月，在全国党校校长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严密而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始终是我们党、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一百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一样，保持着它的勃勃生机，对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始终保持这种勃勃的生机与活力，并至今仍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就是因为它一直深深地根植于鲜活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的产生本身就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第一，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在扬弃资产阶级学者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实现创新；第二，马克思是在扬弃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理论思维的最高点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实践当作是自己理论创立、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强调运用自己的理论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例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25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3]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在实践中运用并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为迄今一百六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列宁在俄国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4]列宁主义的创立，就是列宁在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殊国情世情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与国际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俄国特色，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崭新的内涵、勃勃的活力和生机。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始终坚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创造了“两大理论成果”，一是毛泽东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5]邓小平也曾经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
三、党的自身建设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虽然“社会实践的发展必然导致理论的不断向前推进，但是，任何理论的不断前进与发展并不是社会实践活动的自发结果，而是人们在精神生活和精神生产中的自觉活动的结果。”“这种意识的自觉是经过理论研究的创造主体来完成的。其创造主体不仅包括理论工作者，还包括作为执政党和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并且后者的作用更加突出。”[7]毛泽东同志指出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实现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7]足见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突出地位。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中国人民才能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一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避免犯“左”或右倾错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王明、李立三、瞿秋白所犯的“左”倾错误，都是因为当处于幼年时期，思想上不成熟，不能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结果。二要加强组织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制度，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左”的错误不断滋长，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除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外，与党内集体领导不健全、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很大关系。三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点、中国气度、中华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的过程。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是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不仅民主革命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更加充分地证明，密切联系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的重要性。无论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胆尝试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动，还是“深圳大道”的开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都是我们党坚持走群众路线，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结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为出色地完成这一特殊事业，我们党必须要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善于修正自身缺点和不足，勇于改正错误。实践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基本国情、时代特征的结合点，在实践中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并对现实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
作者：李立菊 周长美 单位：黑河学院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权问题
一、理论话语和话语权何以重要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不同话语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话语体系对中国国情的态度、指导实践的方式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其自身的命运也不一样。话语和话语权对于理论建设之所以重要，在于任何理论总是要存在于一定话语体系之中或者说诉诸一定的话语来表述。不同理论的话语体系各不相同，同一理论在不同的话语系统中也往往呈现不同的样式。相应地，谁拥有话语权，谁就可以使之按照于己有利的样式作出表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也是一样，谁拥有话语权就会由谁解读，就会按照他的理解来构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话语体系。在教条主义错误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两度面临绝境：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在白区推行冒险主义，党的组织被破坏殆尽，以至中央机关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到根据地；他们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看作一般战争或与苏联内战相同，机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几无立锥之地，被迫长征，中国革命道路越走越窄。建设时期，“左”的思想走到极端，发生“文化大革命”，十年折腾，中国经济频临崩溃边缘。是事实求是和毛泽东，关键时刻挺救了红军，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上坦途；同样是实事求是和邓小平，使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走上改革开放的新道路。回顾历史不难看出，教条主义像一个幽灵一样总是纠缠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以至于成为我们党的一个习惯性错误。毛泽东早年深受教条主义之害，他反对教条主义最坚决，可是到了晚年还是陷入教条主义泥淖。教条主义存在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不同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和“左”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就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话语和话语权对于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实事求是的话语体系中亦即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只有沿着这条道路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发展。教条主义则只能导致实践失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逐渐萎缩，失去生命力。总之，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也决定着自身的命运。
二、怎样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邓小平理论为开篇之作，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人不断丰富发展，相继增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等新鲜内容。今天，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要用好话语和话语权。说好中国话，反对“洋教条＂说什么话是个价值立场问题。我们党为什么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为了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问题。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为什么后来越来越失去党内同志信任并最终破产？根本原因在于它始终围着苏联转，把中国革命附属于苏联利益。林彪、“四人帮”歪曲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张目。价值立场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是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的全部人生追求、革命实践、理论创造，都是为着增进中国人民的福祉进行的；邓小平自称中国人民的儿子，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实现国家富强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邓小平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致力理论创新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学习他们的创新精神，首先要学习他们热爱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始终站在党和人民事业的立场上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教条主义十分顽固，它总是换着花样出现。目前，由于我国的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仍存在很大距离，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水平不髙以及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相对不足，一些“洋教条”以真理自居，甚至打出“普世”的旗号，指手划脚，有的还颇有市场，有时甚至呼应甚众。任何思想理论主张的背后都有它的利益主体及其利益诉求。一些理论家之所以携“洋”自重，固然有认识原因，但主要是为利益集团服务，把中国的改革引向西方设计的道路。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许多利益主张以理论研究、学术探讨的形式出现，真实的意图往往被掩盖。当年苏联改革，用了西方专家的“高招＂，相信美国的许诺，山穷水尽之时才发现上了当，但为时已晚。殷鉴不远，苏联改革血的教训须臾不能忘记。“洋教条”背后是赤裸裸的西方利益。理论以实践为基础，不能建立在教条之上，教条主义最害怕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指导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们的理论话语，要立足中国的实践，反映中国的实际，揭示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历史的经验表明，只要坚持实践第一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就能把各种教条主义驱逐出去。处理好实际工作、理论研究、宣传的关系各个地方、部门、领域、系统的各项具体工作及其中所蕴含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和首创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厚基础和丰富源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对实际工作中形成的经验予以学理阐释、总结提炼’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宣传则是把我们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制定的政策、采取的措施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介绍给公众。各项实际工作是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基础，研究要有专业性，但宣传必须通俗。只有把推动实际工作、加强理论研究、创新宣传的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推动解决我们事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以及人们的思想问题，才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从目前来看，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理研究，打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在关联十分重要，这既是推动工作、指导实践的需要，也是宣传上的重要课题。它要求我们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不是两个理论，而是同一理论的两个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的续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一样，都是植根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接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成果。改革文风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列举“党八股”种种罪状，痛斥教条主义文风的危害，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凡说话、写文章都有一个表达风格的问题，可称之为文风。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理论要发挥作用，就要为群众所掌握；要为群众掌握，首先就要让群众听懂看懂；要让群众听懂看懂，文风就要为群众喜闻乐见。可是，现实生活中，一些文章、讲话在文风上下了很大功夫，不可谓不通俗不易懂，可群众就是不买帐，原因在哪里？在于总想做群众的先生，不是和群众站在一起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的时候，越是刻意追求文风，就离开大众越远。思想问题是实际问题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现实中有矛盾，人的心里才会结疙瘩。理论解释不了现实社会矛盾、解不开人们的思想疙瘩，就不会有吸引力。这样看来，文风问题表面上是个理论表达亦即“怎么说”的问题，本质上是“说什么”的问题，即理论表达和群众关切的关系问题，这是理论和实践关系在理论传播、理论运用上的具体化。“说什么”是本，“怎么说”是末。改革文风，不是简单改变说话、行文风格那么简单。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怎么说，而是说什么。理论关心群众，群众才会亲近理论，理论也才能有用武之地，并获得新的生长点。
作者：李亚彬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意识的科学评判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传统意识的论争中主要是通过对新儒家思想的批判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看来，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冯友兰的文化观因其没有接受过唯物史观的洗礼而不科学。在胡绳看来，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只是指出了生产社会化文化与生产家庭化文化的不同，而没有看到生产社会化文化中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文化类型。此外胡绳还认为冯友兰把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转变仅视为单纯的技术改进，而忽视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样问题就被简单化了。再如，冯友兰认为哲学并不能增加人们的正面知识，它只是人们精神得以升华的一种工具，真正的哲学应是“不说到实际”与科学无涉的。对此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指出，真正的哲学必须是科学的，必须是与科学紧密相联的；哲学是对现实的反映，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他们进一步指出，冯友兰把哲学定义为“空虚之学”，最终使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排斥在哲学范畴之外，而误认为只有西方的分析哲学和黑格尔的逻辑哲学才是可以吸取的对象。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传统思想文化既反对全盘性否定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又坚决反对无原则高扬的文化复古倾向。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可以吸收的合理因素。但也并不认为只要是优秀思想文化就可以不加改造地原搬照抄，主张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须经过现实社会的改造，才能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思想文化意识的科学评判使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传统意识的论争得到了初步科学解决，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接”准备了条件。
二、中国传统意识尤其是传统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们往往因未能充分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而存在着只是简单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忽视了中西内在思维方式之间的重大差异，因而也就忽视了中国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思想文化结晶——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它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挥着文化根基的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凡是外来的哲学，如果它不能较好地解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就不能在中国哲学文化中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3]43在近代中国众西学涌入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指导思想，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世界性、实践性、科学性等品质外，还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品质的作用。第一，“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中国哲学中也不仅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较高的统一，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自觉。”[3]31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接近性，使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拥有了更大的共通性和更多对话的可能性。这种思维方式的接近性必然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理解。正如毛泽东早年并未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却能相当准确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之要旨，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滋养。第二，正如王南湜教授所说：“解释世界的理论不仅如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那样，可以满足探究世界的纯粹好奇心，还有一种‘改变世界’的功能……可想而知这对于实际地改变世界会产生何种巨大的影响。”[4]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思想习惯于通过规范人的道德观念而达到规范人道德行为的目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虽然缺乏科学理论作支撑，但它毕竟没有脱离生活，本质上应属于实践哲学的理路，是一种实践哲学。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空谈心性的中国传统哲学，其实主要是把宋明以后也即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达到顶峰的哲学形态当成了全部的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既然同为实践哲学这一进路，则其间便必定存在着一种亲和性，而这种亲和性无疑是有助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与理解的。”[5]98第三，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流行，除了先进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外，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儒家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思想有着种种关联。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习惯于用“格义”的方法来进行度量，对于那些与本民族已有文化思想相接近的思想文化会倍感亲切而极易接受。事实上最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的确是站在自家大同理想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如蔡元培曾说：“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如论语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5]19。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厚土壤，蕴藏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养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吸收了主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积淀起来的哲学养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哲学的发展表明，中国传统哲学若不能妥善处理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部分若不能融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而成为其中的有机成分，就不能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不断融合，不断获得中华民族特点和形式的过程，也就是二者逐步实现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过程，同时也开始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进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意识现代化的影响
随着近代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着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在内的现代化运动的尝试。但实践证明，只有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开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较之于其它西方现代社会学说，因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品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思想文化所具有品质的影响，而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溶入中国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的中国化。从历史事实来看，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并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真正的哲学是一个民族在一定时代的精华，传统意识的精华也绝大部分蕴藏于哲学文化之中，因此，传统意识的现代化也主要是表现在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哲学现代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这对于启蒙中国人民正确认识现实世界和社会历史规律，对由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转变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主体与服务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虽都属于实践哲学的理路，但从历史上来看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主体主要是“君子”而非“小人”。在孔子看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充分说明了以孔子为首的并在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理论本质上是属于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为首要实践主体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哲学反映的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经过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了的中国传统哲学则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一个重要理论武器并开始为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性、直观性，使得传统哲学思想特别是辩证法思想能以科学的姿态继续为现代社会服务。尽管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悠久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但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和科学发展水平决定了这种朴素的辩证法不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则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人民由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的转变。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思维由传统的经验形态逐步地上升到科学的理论形态。从古代朴素直观的辩证法形态上升到现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高度，这又反过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使得传统哲学思想特别是辩证法思想能以现代的、科学的形态继续在当代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传统意识现代化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传统意识现代化又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不论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事实上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都有着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社会主义文化改革与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信心。
作者：胡小恒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