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各个方面基本上都沿袭了隋朝，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度、州县制、改革后的府兵制等。甚至炀帝和太宗，两朝第二位皇帝的一生也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在即位之初都展现了儒家心目中堪称模范的帝王风貌，崇尚节俭并爱惜民力，在晚年却又都向往奢侈的生活；他们都进行了对高句丽旷日持久的征伐；都逼死了自己本是太子的哥哥。至于在后人心目中他们截然不同的形象则归功于儒家修史者的好恶与民间传说的功劳。现存的隋代记录——《隋书》成书于太宗在位时期，儒家学者怀着劝谏太宗采用“有天下而不与”的施政理念和为了树立唐朝自身合法地位的现实需要，在大部分隋的档案被毁后，对炀帝这位与儒家理想不符的皇帝做了十分否定的叙述。至于能虚心接纳自己意见并始终有意无意表现出勤俭爱民的太宗，儒家学者则将其塑造成了一位圣君。
两位相似的帝王却将王朝的命运引入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隋的短命与唐的“治”。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所谓的“大索貌阅”索走了隋朝也并不是意在将历史问题简单化，而是揭示其中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隋朝实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载开皇五年（585年）：“时民间多妄称老、小以免赋役，山东承北齐之弊政，户口租调，奸伪尤多。隋主命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远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隐。”《隋书》亦有：“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成果是使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人成为国家编民，包括男丁四十四万三千人。随后文帝又在高颎的建议下通过在各州县推行输籍法巩固了这一成果，“自是奸无所容矣”。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载大业四年（608年）：“民部侍郎裴蕴以民间版籍，脱漏户口及诈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又许民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这次大索依然卓有成效，国家编户新增加了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人，其中包括男丁二十四万三千人。为此，裴蕴在朝廷上受到了炀帝的赞赏并升官。两次大索貌阅，使隋朝的编户齐民增加了近两百二十八万三千人（实际增加的数字当小于此，因为有脱籍的情况，两次可能存在部分人口重复计算）。
相比之下，唐朝头两位君主在全国推广的经济政策则可以说是非常失败。高祖年代，户数不足两百万。太宗末期，仍在三百万以下，不到隋在大业五年（609年）户数的三分之一。这并不表示实际人口的大量死亡，而是唐代没能像隋朝那样通过“大索貌阅”及其配套的“输籍法”有效地登记人口。据蒲立本估计，全国约有三分之二应纳税的人逃避了课税而未受惩罚。
大量漏籍势必会使国家财政蒙受巨大损失，但正如俗谚所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相比于在国家控制大多数人口的情况下，国家只能征课三分之一人口势必会大大减少百姓的不满。而普遍不满，特别是由被征调远徙去从事力役和兵役而产生的不满往往是各地民变的先声。如果各位还记得陈胜、吴广的话——他们就是在前往服兵役的路上揭竿而起。在秦朝和隋朝，国家控制户口的手段都非常有效。这也导致了他们相似的二世而亡的命运。这并不仅仅是我们现代人的感受，生活在隋朝的人同样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秦朝。例如出身显赫却因反隋不成而郁郁不得志的李密，就曾写过一首五言诗。诗中，他将隋比作秦，将自己视作樊哙、萧何（当然他认为自己的出身更高贵）这类推翻秦朝的能人。现将这首诗附在下面，作为结束全文的句点：
金凤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空轸郁陶心。
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
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
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器。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