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金莲（小说主人公，高级妓女）见生意清淡，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便异想天开的想出一个主意来。
这个时候，正有一家小报馆里头要出花榜，薛金莲便去请了那一家报馆里头的主笔来，和他秘密切切的商议了一回，那主笔点头应允。临走的时候，薛金莲又在首饰匣里拣了几张钞票出来，往那主笔袖子里头一塞。那主笔接了，一张一张的看了一回，笑嘻嘻的对着薛金莲道：“请高升些，请高升些。”薛金莲听了，便又拣出几张来给了他。那主笔接了过来，满心欢喜，把那几张钞票翻来复去的数了一遍，这才郑重其事的放在衣袋里头。立起身来辞了薛金莲往外便走，口中说道：“你只顾放心，这件事儿交给我，我给你格外说得好看些就是了。”薛金莲听了，点一点头，连送也不送，由他自己去了。
隔了不多几天，果然这一家报馆里头出了一张花榜，把这个薛金莲高高的取了个状元。
落到这般境地，花榜已沦落为妓女的变相广告，开花榜的小报也降格为引导买春客消费的指南。因花选含金量大为下降，一些妓女也不屑于花魁之名。1919年，当类似的花选再启时，有个妓女因嫌破费，拒绝了“花国总统”的头衔。此举应是实心实意的退选，并不是十年前金仙宝的以退为进之道。就好比今日的网络游戏，一旦私服泛滥，游戏物品被廉价售出，游戏本身就变得毫无乐趣，乏人问津。古今同理，清末上海花选其实是文人和妓女共同创造的一场游戏，而小报读者则是列位玩家，游戏规则一旦被破坏，便再无游戏性可言。小报文人饮鸩止渴地“卖官鬻爵”，使花选很快走向了没落。
上述花榜选秀之举，在今人看来不免有伤风败俗、荒诞不经之叹，然而在清末上海的特定环境下，这种荒诞行为却有其自洽的文化逻辑。研究晚清文学史的学者叶凯蒂将清季上海文人与上海妓女的关系归纳为一种生意伙伴关系：妓女从文人那里得到“文化资本”，文人则从妓女身上获得身心安慰。花选是这种关系的典型反映。李伯元的花榜不仅给妓家名利双收的机会，也是文人自我表现的舞台。《游戏报》中刊载的荐词，篇篇辞藻骈俪，引经据典，非有一定旧学功底的写手不能胜任。从这些格调古雅的荐词中，依旧可读出士大夫纵情挥洒、风流率性的书卷情怀。早期的花榜，虽然内里是报人和妓女间精明的利害计算，表面还不脱传统士子文酒雅会，诗文相娱的游戏趣味，至庚子年后则蜕变为赤裸裸的商业行为。报人向妓家大肆索需之时，已不见耻于言利、笑谈风月的名士风采，但见勇于争利、笔耕谋生的市侩身影。这一现象说明了在高度西洋化和商业化的上海，文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们在职业上依靠市场维持，以其脑力为各行各业服务。因而，在花榜兴盛的短短十年，上海文人从高高在上的狎玩者逐步变成了与上海妓女平起平坐、共谋生计的生意伙伴。清季上海的花榜选秀活动不仅是一次娱乐业的集体狂欢，也见证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身份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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