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贤达名流的加盟，进一步密切了圣约翰大学董事会与中国社会各界的联系，有利于圣约翰大学在中国扩大社会影响，并借助诸多董事利用社会有效资源来发展校务，增添世俗色彩。在这样的人员组成格局中，尽管出自教会背景之校董在数量上多达7名，但是在比例上属于少数，何况，由教会指派或选举的这些校董，除可能更为重视宣教事工外，并非一味服从于传教事业，而是对教育一般也有着相当高的热忱。圣约翰大学校长（监督）的直接任命权被成功地从美国教会渐渐转移到中国人包括校友、教员和社会人士的手上，在本土人士占有相当份额的学校董事会手中，圣约翰大学实现了与美国教会总部的疏离。
以颜惠庆为代表的这些中国校董对学校所做出的最突出贡献在于，他们不仅直接向学校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更重要的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他们无形中对学校的庇护，使得圣约翰大学长期游离于中国教育体制外而独立生存，长达20余年不立案，这也是当初卜舫济倡设校董的真正意图所在。
尤其是在抗战开始后，颜惠庆领导的校董会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教会势力慢慢消退，由中国人组成的校董会，开始全面掌握学校大权。抗战胜利后，美国圣公会重掌大权，但是经过1947年向国民政府立案，圣约翰加入中国教育体制内，中国校董会的权力还是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在圣约翰最后几年校政动荡，校长一职几经更迭，作为学校董事会主席，颜惠庆实际上担负起了校长的职责，很多重要事务都要向他请示。
颜惠庆的人生轨迹与圣约翰的发展历程有巧合之处。1905年圣约翰在美注册，升格为圣约翰大学，学校规模日渐壮大，学校事务蒸蒸日上；1906年颜惠庆赴北京参加为留学生举行的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直到1926年步步高升，从驻美使馆参赞到公使，从外务部主事到外交总长，直至内阁总理，政坛生涯达到顶峰，1926年被张作霖赶下台，暂时隐居在天津英租界。圣约翰则在1925年遭遇“六三事件”，光华大学分离出去，对学校的发展是一次重大打击，自此以后再没有之前的风光，而且在华第一教会学府的称号被燕京大学夺走。1931年，为纾国难，颜惠庆再度出山，出任国联代表和驻苏大使，到1936年仕途相对顺利，只是再也没有在北京政府的自由和权力，增加很多掣肘。圣约翰大学历经“六三事件”后，虽受打击，毕竟底蕴还在，再加上宋子文、俞鸿钧、颜惠庆等约翰学子的大力扶植，在抗战前夕，还是江南第一教会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颜惠庆本人和圣约翰都遭遇战争的困扰。他们一起在战火中艰难维持。到1942年颜惠庆出任紧急校董会主席，失去美国人庇佑的圣约翰和颜惠庆一道直面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到抗战胜利，终于迎来光明。颜惠庆短暂复出，为保上海战后顺利恢复秩序。不久以后内战爆发，圣约翰经历沈嗣良走后的动荡期，迎来涂羽卿出掌校务，度过了一段相对平稳发展的日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颜惠庆和圣约翰都获得新生，但随即而来的是颜惠庆的离世，1952年高校大调整，两者都进入历史。
笔者惊异地发现，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颇有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味道，说明作为私立大学的圣约翰的兴衰与颜惠庆等成功校友在政坛上的浮沉有莫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