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凤凰涅槃》来说。这首长诗是一天之内完成的。据郭沫若讲,上午上课时,突然有诗意“袭”来,他便在本子上写了起来,完成了诗的前半;到了晚上快睡觉时,诗的后半意趣又“袭”来了,他便伏在枕头上用铅笔火速地写起来。他后来常说,全身像是寒冷一样不停打战,连牙齿也控制不住打起战来。不仅这一首诗,许多首诗都是在这样状态下产生的:“那种发作大约就是所谓‘灵感’(inspiration)吧?……那种发作时时来袭击我。一来袭击,我便和扶着乩笔的人一样,写起诗来。有时连写也写不赢。”
说宗白华鼓励和催生了郭沫若的诗潮,那是一点不夸张的。仅仅在宗白华主持编务的几个月间,他便陆续为郭沫若发表了近百篇诗文。常常短诗,一版数篇,长诗一至两篇;更长的如《凤凰涅槃》,竟连续占领了两天的整版(1920年1月30—31日)。这样的作为,在中国报刊史上,也许是空前的吧。
对于宗白华的赞许,郭沫若也由衷感动。在回复宗白华信函时,他甚至有些不能相信地问:“我的诗真是你所最爱读的么?我的诗真是可以认作你的诗的么?我真欢喜到了极点了!”他随即向宗白华谈到对诗的体证:“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应力),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按:旋律),生底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因为宗白华的缘故,郭沫若似乎夸张地说:“……总之我是最爱《学灯》的人,我要努力,我要把全身底血液来做《医海潮》里面的水,我要把全身底脂肪组织来做《学灯》里面的油。”《医海潮》是郭沫若试图与友人组织“医学同志会”及希望办的一种新医学杂志。当时,郭沫若们的青春热情实在令人惊赞。
不仅诗作,翻译文字,小说,诗剧,郭沫若的稿子真是来多少发表多少。创作不及,“你那封长信我竟不得你许可就发表了。”理由:“因我想诗人是世界上第一讲真诚的,没有不可公开的文字的。”宗白华对郭沫若极大热情地推举,与他认识到郭的惊人的诗歌才华有关。宗白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主编《学灯》的一年期间,每天晚饭后,到报馆去看稿子,首先是寻找字体秀丽的日本来信,这就是郭沫若从日本不断惠寄的诗篇,我来不及看就交与手民,当晚排印……”他在当时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凤凰正还在翱翔空际,你的天狗又奔腾而至了……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浓深。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后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境界及真实的情绪,因为没有词藻来粉饰他。”不仅创作,连同郭沫若的翻译,宗白华也甚为推崇:“你的《天上曲》同Zueignung(大意‘贡献’)都翻译的很不坏,很不容易,歌德文艺之入中国当算从你起了。歌德在天之灵也当愉快非常。”“光海诗意境艺术皆佳,又见进步了。《浮士德》诗译我携到松社花圃绿茵上仰卧细读,消我数日来海市中万斛俗尘,顿觉寄身另一庄严世界。今日公诸《学灯》,使许多青年同领此境。”这样的欣赏,也成了郭沫若后来翻译《浮士德》全本的诱引。
三
青春的友谊真正可爱。宗白华不仅大力赞誉,大量刊发郭沫若的几乎所有文稿,他对郭诗的特点及问题,也乐于提示出来:“你《天狗》一首是从真感觉中发出来的,总有存在的价值,不过我觉得你的诗,意境都无可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诗形式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反,他有些诗,形式构造方面嫌过复杂……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你的诗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做像凤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但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只是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同做词中小令一样。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长处,避开短处,这样的看法,无论在当时或今天,都是确当而恳切的。可惜,当时读者大都被郭沫若那奇幻的异彩炫得来不及判断,或赞赏或批评均未能如此精切细微体会和表达。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对于宗白华、郭沫若两位青年友人友谊最为欣赏的部分。
友情纯粹,就要极端,就连钱财之类物质,郭沫若也以为不应与文稿牵涉一起:“我还有一件要请求你的事情,你前函说报馆要与我汇墨洋若干来,不知道是什么名义。是给我的报酬么?我寄上的东西,没一件可有当受报酬的价值的。我的本心也原莫有想受报酬的意志。白华兄!你若爱我时,你若不鄙我恶晶罪髓时,我望你替我把成议取消,免使我多觉惭愧罢!”他的文稿为报纸带来了大量青年读者,当然也为报纸赚了钱,报馆付一点钱,自然应当。故此宗白华复信:“《学灯》得了你的诗,很增了许多色彩,报馆里拿一点极鄙俗的物质,报酬你的极高贵的精神,本嫌唐突……”这种高度注重精神空间伸展,鄙弃一般物质的生存理念,颇可窥视当时青年的精神心理形态。尽管在今天人们看去,这几乎有些天方夜谭,“不可理喻”了。
郭沫若这批发表在“学灯”上的诗歌,后来择出一部分来出版成《女神》,成为中国新诗创作初期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一举奠定了郭沫若“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周扬语)的重要历史位置。从以上介绍看,在推举郭沫若上来说,宗白华有绝大功劳。郭沫若若没有这一时期的创作大爆发,他以后的道路也许会两样。有一个显明的事实可以为证:1920年4月底,宗白华去了欧洲,编务工作交由另一位学者李石岑接办。李石岑虽然也向郭沫若约稿,但在发表上却不像宗白华那样全力以赴了。照郭沫若自述:“到1920年的4、5月间宗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见《创造十年》)
被激发的诗潮虽然减退了,但短短时间建立起的艺术情谊却长长地留了下来。在发表了这样多诗人稿件后很长时间,他们只是通过信件往来,相互并未见过面。不仅此,就在这段时间,宗白华还将自己在日本的友人田汉介绍给郭沫若,使田汉与郭沫若间也建立起了终生的友谊。他们三人间信件往来,纵论艺术,探索人生,极有价值,因此,后来上海亚东图书馆以《三叶集》为名结集出版。对这部书,郭沫若有较高的评价:“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见《凫进文艺的新潮》)因此,《三叶集》出版之后颇受欢迎,尤其受到新文艺青年的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