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莘园抗御外侮的义举轰动了山城，中共地下党人萧楚女、张闻天主办的《新蜀报》特别报道了这一事件，称刘莘园为“反帝将军”。重庆女师、巴蜀女中等学校相继邀请他到校演讲，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袁祖铭对此大为不悦，十分嫉恨。刘莘园亦从这件事中看清了袁祖铭的嘴脸，于是与其貌合神离，渐行渐远。1925年7月，刘莘园以回乡省亲为名，由重庆溯长江至合江，在赤水登岸后由陆路返回仁怀。之后，他应“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之邀，以宾客身份寓居桂林，为“新桂系”联络川、滇、黔地方实力人物进行反蒋活动……
抗战烽火起，投身兵戎间
1937年7月7日，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守军，面对日军的悍然进攻，奋起反击，从而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受川军四十五军政训处长刘仲容之邀，刘莘园脱离了6年的寓公生活，到成都邓锡侯、孙震领导的第二十二集团军部任高级参谋。
第二十二集团军全部兵力约3万3千人，仅有步枪、机关枪等轻武器，连山炮都没有一尊。而这些枪支均为四川内战多年的武器，在刘莘园眼中，靠这些老旧不堪的武器，与日军抗衡，实在不堪一击。然而作为一位军人，他十分清楚，一个遭受外敌入侵、由此凝聚抗战决心的民族绝不能忽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以死相搏的抗战热情是任何敌人不可战胜的。怀着必胜的决心，刘莘园随第二十二集团军由川北徒步行军到陕西宝鸡，乘车到潼关集结后，渡过黄河，在风陵渡转乘火车抵达太原。
时值娘子关、太原战事紧张，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先后命令第二十二集团军开赴娘子关、太原增援。鉴于该集团军在增援中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和伏击，死伤惨重，刘莘园奉邓锡侯、孙震之命到南京与唐生智、白崇禧“深相接约”。到了潼关，刘莘园闻知南京已被日军占领，估计唐、白二人撤往武汉后，他由郑州转车南下。到武汉后，刘莘园在武昌阅马场拜见了白崇禧，呈上邓锡侯的信。一两天后，白崇禧将回复邓锡侯、孙震的信交给刘莘园，并告知第二十二集团军现已调往徐州方面作战……
刘莘园返回第二十二集团军后，参加了徐州会战中的滕县保卫战。滕县失陷后，经过整顿补充，该集团军立即投入台儿庄战役，担负坚守台儿庄西南两门的任务。激战多日，终于将日军击退。随后在韩庄的争夺战中，敌我几易其手，战事胶着。在高级参谋会议上，长官部徐祖贻参谋长主张韩庄守备队退过运河、据守南岸。刘莘园对此坚决反对。其认为：“守备队一撤退，台儿庄主力方面侧背空虚，受敌威胁。韩庄、台儿庄距离不过四五十华里，重炮射程都打得到。我军主力方面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不主张撤退。”见徐祖贻态度松动，刘莘园随之建议：“据我内战的经验，不必撤退，死盯着他们，挖深战壕，昼伏夜动，敌军长于守御，利用地形，火力炽盛。我们白天藏匿壕内，避免死伤，晚上就摸夜螺蛳，用少数兵力，轮班攻打，搞得他们三魂不灵，七魄不安，天亮了大家就回来睡觉。就这样兵也不撤，掩护主力的作战任务也可以达成。”徐最终采纳了刘莘园的建议。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刘莘园在第二十二集团军长官部接待了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和苏联塔斯社的记者的采访，向他们展示缴获的战利品。外国记者对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给予高度的评价。之后，刘莘园代表邓锡侯、孙震接受苏、鲁、豫、皖社团和人民代表的献旗致敬。看到民族的觉醒，是夜他万感交集，夜不成寐，口占一律云：
滴尽西川万人血，博得同胞一面旗。
近日台庄欣战捷，当时滕县苦撑持。
纵横荆楚包胥泪，破碎睢阳许远师。
遥忆故人慷慨死，星梁月落梦迟迟。
解甲归故里，办学育人才
1938年4月，日军在台儿庄战败后，调整部署，重新集结13个师团31万兵力，分六路夹攻徐州。中国军队为扩大战果，确保主动地位，从各战区调集45万大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率下协同作战。中国军队战于鲁南、津浦线南段、陇海线及台儿庄、禹王山一线，给日军以相当杀伤，粉碎了日军中央突破直下徐州的企图。由于日军向西迂回部队行将占领肖县、沛县、黄口，为保存实力，中国军队避免被优势日军合围，决定放弃徐州。5月15日，中国军队分五路突围，向西南撤退。19日，日军占领徐州。
5月20日，刘莘园带着卫兵撤至符离，得收容整编部队上千人，受命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前敌临时总指挥。当得知鲁南兵团司令孙连仲驻扎小燕庄，他立即前往打听李宗仁和孙震的去向。孙连仲告诉他：“李长官退往安徽颖州方向……孙震好像化妆后退往上海……”
孙震去向不明，长官部不知所踪，刘莘园率领部队移军安徽亳州及河南信阳等地。与在潢川的李宗仁取得联系后，旋即奉命开赴湖北襄樊待命。这时孙震邀他到汉口见面，许其师长一职。尽管两人是保定军校的同窗，但刘莘园厌恶孙震身为主将临阵脱逃的行径，于是请假返渝。
1938年8月，刘莘园返回贵州，积极参与抗战救国的爱国运动。1941年秋季，仁怀私立昆山中学因办校以来受县长严道生阻扰不得在省教育厅立案，学生毕业证亦因此不能验印升学。鉴于学生有的自行离去、学校有瓦解之势，校方特向刘莘园求援。刘莘园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于是函告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敦请其转令贵州省教育厅，批办该校立案问题。在陈立夫的干预下，昆山中学校董会得以立案。
1942年春，刘莘园受聘昆山中学校董事长。为了振兴家乡的教育，刘莘园以培育人才为乐事，全身心地投入到昆山中学的教学事业中去。他一面捐出私人藏书200余册，充实学校图书馆；一面教书育人，自己无薪担任一个班的国文课；教学之余，他常给学生讲述抗战经历，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刘莘园对有志青年尤为爱惜，听说当局将拘捕革命教师石化田，他不惜以收到的25石年租款资助其逃亡。当家人责备时，刘莘园慨叹曰：“我一生靠朋友过活，区区之钱能救一革命志士，何惜之有！”
迎接新中国 困厄写春秋
1948年5月，谷正伦继杨森之后出任贵州省主席。是年秋，刘莘园移居贵阳。得知刘莘园到筑后，谷正伦设宴款待。老友相见，畅所欲言。谷劝刘放弃反蒋立场，表示欲上报中央委任其为贵州省第四督察专署（毕节专署）专员。刘莘园则以“蒋某气数将尽。我这个闲云野鹤多年都过来了，还去弄权干什么”而婉拒。时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白崇禧闻知刘莘园已到贵阳，便令手下写信汇款相邀。刘莘园不为所动，予以谢绝。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西北，拉开了解放大西南的的帷幕。10月底，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和三兵团根据刘伯承、邓小平之命由湘入黔。这时任何人都清楚贵阳解放在即，然而谷正伦、韩文焕、刘伯龙等国民党军政人员企图制定应变措施，负隅顽抗。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对贵阳烧杀掳掠，原黔军总司令卢焘、省参议员张彭年及知名人士郭润生、林子贤、司季武等商议组织“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防止坏人捣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经好友司季武之邀，刘莘园于11月11日参加“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成为该会15个委员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刘莘园先后任贵州省文史馆馆员、贵阳市政协委员。在此期间，刘莘园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遭受了历次的清洗和苦难，身心受到催残。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送到农场劳动。文革时，他又遭抄家，所藏图书、碑帖、字画被毁之一炬。时文史馆处于瘫痪状态，他无处领工资，生活困窘，求助无门。面对“耄耋独居”的凄凉晚景，刘莘园贫不坠志，穷且愈坚，化幽愤于诗文，困厄书写春秋。
其文史作品有《清末光宣年间我所受的封建教育》《武昌首义回忆录》《回忆黄克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生活回忆》《辛亥革命时期贵州陆军小学的一些活动》《贵州北伐军始末》《护国时期我在北洋军的亲历》《护法之役我参加黔军在重庆会战与成都会战》《民九滇川黔军混战记》《护法之役黔军第五路援桂纪略》《滇军唐继虞部侵黔记》《抗日战争回忆录》等，为史学爱好者研究贵州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护国、护法之役、西南军阀史及黔军抗战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其《山樵诗选》是刘莘园一生诗作的精华，生活气息浓厚，饶有情趣。刘莘园平生喜爱碑帖，爱好收藏，所藏有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珍品，惜“文革”时期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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