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瀛生先生去世后，总提不起笔来写怀念文章。我想，人不在了也就不在了，写不写文章，其实已经和老人没关系了。悲伤在自己心里，写不写出来，也和别人无关——为什么非要写出来给别人看呢？陶潜诗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如此而已。我当时甚至想，老人在九泉之下肯定会笑话我：“你这是干什么呢？”笑过后，他还会说：“行啦，费那个心思干什么？有工夫念点儿书多好。”
但是，话虽这样说，我却并未因此摆脱那份沉甸甸的惦念，心里总觉得阴沉沉、空落落的。每次从先生在安贞桥的故所走过，远远望去，我心里都很难受——今后再也见不到那位慈祥如父亲般的老人了。这个熟稔的地方，也仿佛变得陌生，离我渐行渐远，归入到我的记忆深处了。
我差点做了先生的学生
从20世纪90年代初识先生，到他去世，十几年里，我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位导师、一位慈父，尽管从年岁上说我应该是他的孙儿辈。这么说没有丝毫的矫情。这些年，在思想上得到他的点拨、指引，逐渐成熟起来；在学问上，看着他的书而读，长见识、增阅历；在物质上，得到他的惠赐就更多了：书籍、字画、砚台。总之，我这十几年的成长，和先生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当初，我刚到北京市文史馆工作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机缘结识了先生，并与先生一见就如同故交。加之我的许多生活习惯，诸如早睡早起，不贪油荤、只好素食等与先生何其相似，因此他若参加文史馆组织的会议或活动，馆里都是安排我与先生同吃同住。一是便于我照顾先生，二是由于我们爷儿俩实在是气味相投。交往多了，他见我老实勤快，遇事又爱多问一些问题，于是就写信给文史馆的领导，打算收我做他的学生，学习满语。由于我知道自己在语言学习方面的水平实在不高，确实担不起承前启后的重任，与其到时候让先生失望，不如马上就向先生坦诚地解释一下。于是，我专门到先生的住所向先生解释我不能做他学生的原委。先生听着我力所不及的理由，看着我诚惶诚恐的目光，沉吟了半晌，然后慢慢地摆了摆手，像是自言自语般喃喃地说：“不说了吧，不说了吧。”但先生并未因此而疏远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我、惦记我，我也一直坚持有事情与先生联系，没事情就经常到老人住所看望先生的习惯。每次见面，先生总是拉着我的手真切地问：“乃父还好吧？”他的关心，每每让我备感温暖。先生这么大年纪，还经常惦记着我的家人，实在令我受宠若惊。
先生的学问，总结起来就是，为满汉文化的传承而坚守。尽管这些年他超然世外，不食人间烟火，但他不同于旧时代的文人。在他的眼里，社会上的一场场运动，无论先前的“新生活运动”，还是之后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过如“皇帝的新衣”——闹剧而已，因而也就无法让他的头脑发热。他的这份坚守，是不逃避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对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人生沉潜之后的深刻感受，是对人间一切美好事物的深深留恋。
爱新觉罗·瀛生的老北京城
先生叫爱新觉罗·瀛生，名文蓬，字瀛生。笔名常瀛生、安吉。1922年12月出生在日本横滨市，祖籍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十三世裔孙，清朝最后一代多罗顺承郡王爱新觉罗·文葵之胞弟。194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曾任燕京大学农科助教，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北京农业大学讲师、高等教育出版社农学编辑室主任、镇江农业机械学院教授等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十年浩劫中被打成反革命，1978年得以平反。平反后，瀛生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参与修订了郑易里编著的《英华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参与编译完成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自1951年至今，瀛生撰著和翻译并已正式出版发行的图书已有二十六部。由于瀛生对百科全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特别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表彰。
先生幼年的时代，正好是“满汉文化”融合的末期。两种文化的结合，不仅使先生成为研究满语专家，也使他成为研究满汉习俗的专家。
一说到“老北京”这三个字，先生就意犹未尽、无比兴奋。似乎老北京那些残灯末庙的遗风，给先生留下了许多太过熟悉的记忆：琉璃瓦、皇城根、窄胡同和铛铛车。这些个老物件儿，听着都是那么的舒坦，那么的亲切，或许，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感动……和先生攀谈的时候，看着他眉宇间那闪烁的目光，你就不难发现，先生对老北京城的那份眷恋是多么的执著，真令人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
先生总不闲着，隔不多久，就要写些事关老北京城的趣闻轶事。什么老北京的婚礼中的满族习俗，老北京的丧礼中的满族习俗，老北京口语中的满语以及老北京小吃中的满族食品等等，不一而足。我喜欢先生的文章，字里行间流露着娓娓而谈的平民语调和典雅朴素的书卷气，就像人生的哲学，追根溯源、透彻清晰，又亲切自然、朴实无华。
聊起这些文章，先生就像率真的孩子那样笑着：“我可不是专家。我写的，是我记得的。大家看看就行了。”可是，对于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民俗，如数家珍的小吃，先生确实知道得很多，更重要的是，他以亲闻目睹纠正了不少错误的传闻。这，大概就是“礼失求诸野”吧。
“说说老北京婚礼中的习俗吧”，先生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比如说送订婚的礼物吧，汉族是男方向女方送衣物和首饰，满族则是男方向女方赠酒、肉、衣料、首饰以外，还要送荷包和如意。荷包源自狩猎者的习俗，本来是猎人出猎时系于腰间以盛食物的小袋，后来成为满族服饰。如意原本不是满俗，但清代皇帝向大臣赐物以如意为贵，故如意进入满俗之内。这是满汉二俗在互相融合中仍然保留了各自特点的地方。可也有一些满俗完全进入了北京的婚俗里，比如说喜轿一进男家门，过火盆、过马鞍，新郎对轿射三支箭，那就完全是女真族的旧俗了” 。
说到烹调，瀛生更是津津乐道。“其实，‘砂锅居’就是道地的满族风味菜馆”，先生说，“‘砂锅居’的煮肉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经烧烤，直接将肉用白水煮，称为白肉；一类是先将肉用炭火微烤，然后入水煮，煮成的肉称为胡肉，肘子称为胡肘。川菜中的‘连锅汤’和‘回锅肉’，就是由‘砂锅居’的煮白肉发展而来的，只是‘回锅肉’加了豆瓣而已。为什么四川菜里有白肉呢？道理很简单，是成都驻防的满蒙旗人将这个吃法带入四川的。四川人很讲究烹调，将白肉加工改进，遂使‘回锅肉’等菜成为川菜名味。走遍全国，讲究吃白肉的只有北京、四川和东北三省。”
还有小吃，先生说：“炒肝儿、灌肠、面茶、萨其玛这些小吃，都是满族食品。这些食品由满族人带到北京，经过加工改进，才逐渐成为了老北京的小吃。”
历经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世事变迁，北京城变得越来越不像先生记忆中的那个北京城了。“没办法，这是生活啊！”先生曾经无限感慨地说。或许，我们也只有在夜久更阑时分，在午夜梦回之际，才能再看到那个他所熟悉的老北京——随处可见的牌楼、叮当作响的电车和小贩们沿街的吆喝声……
大德曰生的情怀
在先生的生命情怀里，处处显示出他纠结的矛盾情愫，一方面，是他对人生的看透——从生到死，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身后一切都归于寂灭，也就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在“畏天命”之余，他又洋溢着理想，看清了事实又不能放弃追求，“大德曰生”——只要能让小民活，并且活得尽量长久，就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正因为这样，在2000年8月间，先生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最终决定，为了能对生命科学做出贡献，把自己身后的遗体赠献给母校北京大学。先生想得很豁达：“把我自己的遗体赠给母校，是我一生的宿愿。”如今，先生的愿望实现了，老人的遗体已制成人体骨骼标本（骨架），放在了北京大学医学部解剖学及组织学胚胎学系，作为大体解剖学（解剖学）和显微解剖学（组织学）学习和研究的标本，供医学界进行骨学教学和学习之用。
现在，先生走了。我时时感到失去了一位导师，一位慈祥的长者。往昔在他身边的日子，历历在目，挥之不去。近些年来，我曾有过交往、获益良多的几位老先生，如齐良迟、史树青、罗哲文都先后走了。如今先生也走了，偌大的一座北京城，在我的眼里，已经有些空落落的。我意识到，他们的那个时代随着他们的离开，也将一并远去。每念及此，我都不禁为之黯然：冥花素、冥花黄，青烟袅袅一炷香，多少哀思话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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