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15岁的我随父母来到上海，听说有所有名的贵族学校叫做“上海圣约翰青年中学”（人称“约青”）。这所初级中学有宽敞的教学大楼，设施齐全，还有当时少有的健身房、室内篮球场。校园内有小桥流水，环境优美。我十分羡慕。后来我知道，这是一所始建于1911年的老学校，由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瞿同庆在毗邻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东北处创建。上海名人黄楚九、刘鸿生等均捐款相助。首任校长即是瞿同庆。学校校门开在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1486弄内。由于当时从圣约翰大学（人称“约大”）毕业的学生，多能继续赴美留学深造，所以尽管学费不菲，还是有不少人把子女送入约大附属高中圣约翰中艺（人称“约中”），以便日后能进入约大读书。“约青”创办后，这条出国留学的“育人”链就延伸到初中了（顺便说一下，最初的“约青”还设有小学部）。当时的“约青”只收男生，不收女生。
“约青”的教师都是学问渊博、人品高尚的好老师，其中教语文的大多是前清举人、秀才，如汪想因是1905年秀才，曾任“约大”中文教员，1920—1931年在“约青”执教达11年，长于国文、古诗词，此外还有王燕荪、郭翘然和侯壁轩等；教英文和数理的老师都是“约大”毕业的优秀人才，有王成志（“约大”毕业后，毕生从事教育事业，1927—1958年一直在“约青”和后来的和平中学任教，曾任约青校长）、赵耕书、蒋兴琳等；美术老师周湘曾被清末帝师翁同龢称为“今之石（指石涛）谷（指黄山谷）”，他是中国油画艺术的先驱，今人熟知的刘海粟早年曾师从于他。学校的著名匾额“自强不息”即由周湘先生在去世前二年的1931年所题。曾在国民政府任高级官员的俞大维、俞鸿钧早年从“约大”毕业后也在“约青”教过英文。上世纪40年代入“约青”任教的有顾正武、陈济琳、瞿鸿仁、邓明源、朱长庆、苏栋亮、胡汝栋、邱冠准等。宽厚儒雅、学识渊博、严谨负责、诲人不倦是这些老师的共同特点。
“约青”的学生中，不乏名门之后。如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之子李赣驹（现任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等。在约青毕业和就读过的还有贝聿铭（建筑大师）、王荣光（曾任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姚依林（曾任国务院副总理）、赵家梁（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任中共约大支部书记，解放后曾任高岗、贾拓夫、李富春秘书）、袁之敏（空军泌尿外科专业组组长、北京市卫生局顾问）、曹桂生（驻美大使馆公使衔政务参赞，曾任驻纽约总领事。1954年曾随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王子成（1981年任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1984年回国任公安部外事局局长）、李肇基（曾任中共约大支部书记，参加过朝鲜战争停战谈判、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1955年4月“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遇难烈士之一）、郭慕孙（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名誉所长）、林德彬（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主任）、诸德辉（知名小麦专家）、冯锡良（长期任英文《中国日报》总编辑）、温业湛（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程瑞声（毛泽东、周恩来的缅文翻译，曾任驻印度、缅甸大使）等优秀人物。
在学校90周年校庆前夕，赵家梁校友深情地写信给母校回忆难忘的“约青”岁月：“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校的干预很多，约青则想方设法顶住，所以约青一直保持私立、较为独立、少受干扰、比较自由的政治气氛和办学环境。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约青毅然把新楼二层腾出来，接纳十九路军伤兵住下，学生可以随时为伤兵慰问、服务，与伤病员自由交谈，影响很大很好，激励了同学们的抗日爱国思想。约青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反共错误政策，1932年的全校辩论比赛出了一个‘安内乎，攘外乎’的题目，引起了热烈讨论，使大家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很好地教育了大家。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率部在百灵庙、古北口等地浴血奋战，抗击日寇；东北义勇军在关外英勇抗日，同学们钦佩之余，多次发起慰问活动，响应热烈。还邀请包括名演员金山、金焰等人的电影明星队与约青校队在新建的健身房举行篮球义赛，将门票收入慰劳抗日将士。那年，主要因国民党政府失职，造成黄河决口，河南大水，哀鸿遍野。当时华洋义赈会进行大规模救灾活动，约青同学积极响应，踊跃捐献钱物。爱国、民主的思想，在同学中相当普遍、活跃。课余饭后，大家可以自由交谈、自由讨论，也可以自由阅读书刊，讨论时事。学校附近有一家小书店，从中可以买到一些进步书刊如《新生》杂志等，不少同学常去浏览、购阅。1935年上学期，同学苏栋亮（引者注：后来成为约青及和平中学深受学生欢迎的地理教师）、王渠成等一起出版了一份名为《辅仁》的油印刊物，宣传爱国和民主，在同学中发行，受到师生的赞许和支持。当年的约青同学中，有许多先后在抗日战争中直接或间接为祖国出力，比如颜季清、郭渭森、朱人驹、黄维光、袁之敏等。至于先后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约青同学为数也不少，据不完全统计，仅三十年代的约青毕业生中就有李肇基、郁镐、王渠成、严敦煊、顾毓麟、韩申生、邝日安、郑广伯、王保元（王子成）、夏禹思、袁之敏等。抗战胜利后，圣约翰大学的第一届中共支部的四名成员中，就有三个毕业于约青，他们是李肇基、郁镐和赵家梁（蒋慧明）。”
1958年春，当26岁的我以教师身份走进约青中学时，学校早已由私立改为公立。为纪念1953年7月朝鲜停战，和平来临，改名为“上海市和平中学”，校门也于1957年间改在新开的华阳路上了。这条新开的华阳路，由石块铺就，上海人称“弹格路”，二十年后的1978年铺成柏油路。和平中学已是一所拥有高、初中的完全中学了，约40个班级，学生二千人左右。遇入学高峰，教室不足，学校实行“两部制”，分上、下午上课。
我进学校时适逢教育革命，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做法是全校师生投入政治活动中去，走出课堂，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我带领同学参加过“天山一条街”的建设。在1958年秋，大炼钢铁运动中，全校停课，几乎每个班级都在校园里筑炉生火，“叮叮铛铛”地炼起“钢”，好不热闹。我们还参加过人民公社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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