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志的发言指出，这些年文艺战线的首要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不要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不要党的领导。文艺创作、文艺批评中的问题以及作协四大的情况，暴露了文艺界在政治思想上的严重分歧。而政治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在组织上必然产生宗派主义，这是文艺界不团结的重要原因。张光年在文艺界，特别是在作协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对以上这些问题是负有重要责任的。有些问题上，还应负主要责任。希望大家的意见对张光年能有所帮助，对今后的文化工作有所帮助。
文学界人士的发言，大部分并非文学创作问题，都是政治斗争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背景情况。从这些发言所提及的人和事可以看出，在文艺界，不同观念、主张的分歧和对立十分尖锐，与之相应的有明显的派别意识。从中央领导人一直向下，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干系，包括许多官员和知名作家，关系十分复杂。一句话，一件事，都会被看作政治斗争，气氛紧张，纠葛不断。
刘白羽、马拉沁夫、马烽、姚雪垠等作家和中宣部、文联、作协的人士陆续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很长，有不少言辞相当激烈。这些发言占用了大部分时间。
尽管伍修权在开始的讲话中叮嘱“不要联系过宽”，但这些文学界人士的发言还是联系宽泛，涉及许多具体的人和事，包括文学界的负责人和作家、作品，还涉及一些中央领导人，如胡耀邦、胡启立、万里等，也牵扯了不少历史旧账，把周扬、丁玲等往事都扯了进来。夏衍、王蒙、吴祖光、刘心武、张贤亮等人，以及《人民文学》、《文艺报》、《读者文摘》、《解放军文艺》等刊物，《苦恋》、《芙蓉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都在发言中被点了名。
他们对张光年的主要批评是：
一，张光年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文学界的一些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没有进行斗争。文学界一些人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作“左”来批，张光年不制止。
二，邓小平提出不能搞“精神污染”，而一些文学报刊、会议屡屡出现否定反“精神污染”的公开言论。张光年不批评，不纠正。
三，中央决定取缔一批“非法刊物”，张光年说：“不要打击一大片。”
邓小平指示批判电影《苦恋》，张光年说：“不能允许某个权威个人决定一部作品的生死。”对文艺界反“自由化”的斗争态度消极。
四，1984年，中宣部在京西宾馆召开党内小型文艺工作座谈会，有人说这个会是反胡耀邦的，是要在文艺界整人。张光年虽然没有参加这个会，但对这些不实之词没有制止和澄清。
五，作协四大开得很不好。虽然主要问题是耀邦定的，但提出问题的是张光年，因此他有责任。在会上，他凭着个人笔记，向包括党外人士和港澳代表在内的全体人员，原原本本传达胡耀邦听取汇报时的讲话。其中包括谈到“三个不正常”、“三个失误”和“两个不提”。
“三个不正常”是指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正常，党的文艺界领导干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不正常，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关系不正常。
“三个失误”是把反对精神污染的口号扩大到全社会，把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不能搞精神污染”改成“清除精神污染”，提法变了，而且一哄而起，大造声势。
“两个不提”，是指会上不要提“反精神污染”，不要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次传达，给作协四大定了调子，以致大会一开始就不正常。“最后刘宾雁这样的人居然进了领导班子，一些党培养的老同志却纷纷落选。”
六，在背地里议论中央领导同志，说有人要夺耀邦同志的权，我们要支持耀邦同志。
有位作家在发言时，花费不少时间大谈自己的成就和名气，自己本人和作品在国外如何受欢迎，因此质问作协，为什么中青年作家出国容易，偏偏对他出国加以阻挠？他要求中宣部调查，为什么他的作品没有评上“茅盾文学奖”，是什么人说“水平不够”？他滔滔不绝地谈论所谓高层内幕和各种传闻，其中不乏妄自猜度，却听不出与张光年有什么瓜葛。
有的作家在发言中，称张光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代表性人物，是张光年“和胡耀邦同志挂上钩了”，“是张光年在利用胡耀邦同志”，“在一定的意义和某些问题上，是张光年使胡耀邦同志发生了失误”。扣的帽子很大，好像张光年成了自由化的罪魁祸首。但这些话，都没有拿出事实根据。
对这种发言，张光年颔首正坐，毫不理会。中顾委的老人们也一声不吭。
会下，我们私下议论，当着中顾委老人的面，在这种场合自吹自擂，任意上纲上线，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本是搞文学创作的，对政治斗争津津乐道，如此攀附，也算是一些中国文人的特色！一些张光年并没有参与、也不知情、甚至是一些道听途说，都把账往他身上挂，也太不实事求是。
这类漫无边际的发言，倒是印证了伍修权和荣高棠事先的预料，文学界内部的确情况复杂。对中顾委的老同志来说，这些情况都是闻所未闻。所以，他们根本插不上嘴。
休会期间，张光年给伍修权写了一封短信，提出会上散发的材料和发言中涉及的人和事需要加以澄清，而且联系过宽，不利于团结，也不符合伍老在会前所提的要求。“会上印发的《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工作会议传达稿》（大概是中宣部提供的），却点了习仲勋、胡启立、万里、乔石、郝建秀等同志的名字和万里等同志的发言内容，似乎这些同志都要多少对‘两个不提’共同负责。此事是否需要弥补，如何弥补”？
伍修权和荣高棠商议，对张光年的这些意见不予回应，总结中也不再解释，以免得节外生枝。但薄一波很不高兴，认为张光年有抵触情绪，他要求伍修权，一定要批评张光年，而且要“加重语气”。
于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伍修权专门就此批评了张光年。他说，有关情况都是张光年当年在会上公开传达的内容，早已扩散到全国和海外，已不存在什么“扩散”或“联系过宽”的问题。之所以在会上采用这些材料，也正是为了证实张光年违反纪律的问题。张光年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的问题，不要想别的。
会后，张光年又写了一张便条给伍修权，解释说，之所以写信提建议，是怕这些内容再传出去不好，建议收回材料。“没说清楚，引起误会，太遗憾了。”
会议开开停停，到6月底结束，共开了八次，每次半天。
张光年在最后发言中表示，感谢党委和同志们的关怀帮助，同志们的尖锐批评，引起自己的深思。但有些揭发和批判与事实不符，与自己的思想行为有很大出入。因事关重大，不得不做出申辩和说明。会议提供的材料和文学界一些人的发言，缺乏事实根据，一些分析也不合理，任意上纲上线，不能接受。
譬如，有人在发言中说，作协四大选举结束后，刘宾雁到张光年的房间高喊“我们胜利了”，作协在四大前后脱离了党的领导，1984年中宣部座谈会期间，张光年熬夜给胡耀邦写小报告，号召大家“支持胡耀邦同志”，在批《苦恋》的问题上，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等等，张光年都断然否认，都是根本没有的事。
他说：“我郑重重申：我不但赞成、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是力求结合文学工作实际，努力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但是，我也承认，我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旗帜不鲜明，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害性估计不足，是很错误的。”“自己在作协四大的工作中有重大失误，应负主要责任和直接责任，有一种对党深深负疚的心情。”
伍修权在总结讲话中说，光年对自己的问题有初步的自我批评，希望他进一步反思，吸取教训，为党做出新贡献。
在生活会上，伍修权除了开场白和总结，基本没有插话。荣高棠从头至尾什么话也没说。
会后，中顾委不再提及此事，张光年也没有再说过什么，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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