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施先生对傅著的这些批评，可能是由于对西方写作习惯和翻译工作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了解不够而产生的误解。的确，傅先生引用胡耀邦的那篇讲话与胡的原话文字上迥然不同，但实质内容并没有多大差异。例如，胡耀邦用较大的篇幅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因此“粉碎他们如同摧枯拉朽”。傅著则说，“由于‘四五’示威活动后形成的政治气氛，逮捕‘四人帮’并不是难事”。作者没有用引号，说明他只是概括性地转述胡讲话的中心意思，而并非直接引用胡的原话，这种表述方法在西方很常见并广泛被接受。西方的作者都很重视文章的可读性。如果“照搬照抄”胡的讲话——用施先生的话说，这样做“更安全可靠一些”——如果书中凡是引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也都“照搬照抄”，这样写成的书，政治术语较多，引语也较冗长，在国外恐怕没有多少人要看。其次，中英文来回翻译也会产生问题。例如，施先生的文章说，胡耀邦批评华国锋“急急忙忙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傅著却把“急急忙忙”改成“迫不及待”。其实傅先生的原著是用的“rushed”这个英文字，正是“急急忙忙”的意思，但译者译回成中文时，没有查对胡耀邦的原话，把它译成“迫不及待”，这样就偏离了原义。长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的人，特别是从事外文编译工作的人，对上述两种情况都深有体会，并不时为这类笔墨官司所困扰。
施先生在谈到华国锋对待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时引胡耀邦的话说，华国锋只是“不积极，不热情”，这和傅著中讲他“对老干部非常粗暴”不是一回事。施先生的意思是作者夸大了华国锋的错误。其实傅著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从毛泽东逝世直到1977年3月，华国锋对老干部非常粗暴。”（见大陆简体版第366页）这里有时间限制词，而且并非作者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是在转述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引用陈云的话。胡耀邦是否转述过这句话有待考证，但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在毛逝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老干部受到的粗暴对待令人愤慨。
据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记载，“粉碎了‘四人帮’，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都被拒之于中组部大门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原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等人。”该书还说，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在上访期间想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被那里的人轰出门外，连手提包也被扔了出去。所以当时中组部被人称为“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阎王殿。（见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该书第 43-45页）直到1977年12月，胡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举荐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情况才有了根本改变。正是由于华国锋对解放老干部“不积极，不热心”（胡的原话还有“不公正”几个字——笔者），又继续任用郭玉峰那样的人任中组部部长，才发生了上述老干部被粗暴对待的事。如果有人把这笔账记在华国锋的名下，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再说，傅著也不像施先生所推想的那样，有意贬低华国锋在推动历史中的个人作用。恰恰相反，傅先生在书的第6章的第2-3段中，明显地为华国锋打抱不平。他写道：“按中国政治史写作中成王败寇的悠久传统，邓小平一向被誉为改革开放的启动者，华国锋则因事事紧跟毛泽东的决定和指示而受到指责。”“但是，很多人低估了华国锋和他的改革信念。后来的官方历史对华国锋脱离毛的路线的意愿和支持中国对西方实行开放，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其实，在华国锋当政的过渡期——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到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他不但逮捕了‘四人帮’，而且抛弃了毛的激进思想，减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作用，更加强调现代化而不是阶级斗争，将毛泽东时代不够常规化的党内会议转为正常。华国锋还派了一个又一个的代表团出国学习现代技术。是他——而不是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的经济特区，并进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试验。”（见香港繁体版第162页；大陆简体版少了最后两句话，见188-189页）
在香港繁体版“转型的中国”这最后一章中，傅先生更是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并非由邓小平启动，它是邓小平上台之前在华国锋的领导下起步的。”这是与国内通常说法不同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整章在大陆版中被删掉了。
避而不谈邓的不足是傅的最大败笔
我对施先生的文章发表一些不同看法，并不意味着我对傅著没有意见。我认为，傅著最大的败笔是避而不谈邓小平的不足，并为他的不足辩护。事实上，任何历史人物，无论他能力有多强，贡献有多大，都会犯错误，都有他的局限性。
傅先生凭他数十年对中国和东亚问题研究的深厚功底，特别是为了写他这部专著倾注了十年心血，采访和接触人之多、收集材料之广，对邓小平的不足应当是心中有数的，但他在书中对此却闭口不谈。虽然读者从傅著中可以看到一些改革派官员和其他人对邓的批评，但傅先生本人却一直避免议论邓的不足，并不时为他辩解。这与整本书中他对邓的热情赞扬形成鲜明对比。以傅著第8章第1节中描写的粉碎“四人帮”后西单出现的“民主墙”为例，它曾受到党内高层的支持。叶帅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讲话中说，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然而邓小平从开始支持它到三个月后又将其关闭，并决定逮捕和重判一些人。这种做法在多年后，在部分高层干部中仍遭到非议。一位省委第一书记批评邓是“叶公好龙”，于光远则含蓄地说，邓的这一举动成为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参见大陆简体版第254-256页，与香港繁体版对比，“叶公好龙”的评语被删节）
异常明显的是，这个事件是涉及民主和法治的根本问题，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走向。这个饱受苦难的国家，刚刚熬过十年文革，碰上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又被从民主和法治的门槛边拉了回来。但傅先生却把邓的这一行为说成是“为自由设限”，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
毋庸置疑，言论自由要看到两方面：它既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不容任何人侵犯，又要有明确的界限，超越了界限就要受到追究甚至惩罚。划定言论自由的界限当然是必要的，但应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来立法，不能由地方政府发布一纸规定来决定，更不是由哪个人说了就算的。也就是说，应该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严格按宪法和法律办事，否则任何掌权人都有可能沿袭过去“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做法，用专政手段来对待发表批评意见甚至只是持不同看法的人。关于这方面的立法，至今仍迟迟不见进展，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无法兑现，因言获罪的案例更是时有所闻。而且，正因为民主不到位，缺乏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贪腐和滥权的现象才日益泛滥。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邓小平主政时留下的负面遗产。但傅先生对此又说了些什么呢？
看了傅先生这部书，第一个感想就是，中国在世界上固然需要更多了解自己的朋友，但更需要直言不讳的诤友。遗憾的是，我们往往不喜欢直言不讳的人，和他们疏远，甚至把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归入“反华势力”，相反却喜欢亲近讲自己好话的人。像傅先生这样堪称“中国通”的资深学者，写邓小平只限于引用别人的批评而不愿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恐怕也与我们不真正欢迎和鼓励批评有关。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