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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支持平民与科学家的天文历法论战(2)


  三、徐光启虚怀若谷,魏文魁据理力争
  徐光启闻知大吃一惊,但以多年形成的对不同学派的广纳博蓄习惯,以及对科学的严谨态度,他马上冷静下来。他本着“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的一贯思想,决定对魏文魁的著作进行一番公正的研判,以此也希望发现对手的价值所在。徐光启还表示,在没有通读完对方著作前,坚决不表态谁对谁错,也不发一句议论。别人问起,他总是说:“文魁之本,臣尚未通读,不敢言对错。”
  可见徐光启很有风度,他对魏文魁的书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将书中非常重要的七个问题一一摘录,逐个进行研究。通过仔细翻阅研究,他发现其中的谬误很多,推算方法也十分陈旧粗陋。不要说日月食和五星凌犯,就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等二十四节气的划分都不准确。
  但是,徐光启在研判魏文魁的著作中,也对魏文魁的刻苦研究精神进行了肯定,称他是“苦心力学之士”。徐光启对他的谬误一一进行记录,然后指出魏文魁的错误都在什么地方。与此同时,徐光启以宽广的胸怀传信给魏文魁,希望他进一步努力,争取在天文学上真正有所建树。还告诉他,若有疑义,可以当面讨论。实际上,徐光启对魏文魁的研究成果持了完全否定态度。
  魏文魁当然不服输,决心进京与徐光启论难。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度要高于西法,认为他的结果不准确是因为观测地点不同而造成的。他举例说,一样的日月食,京师所观测到的结果,与满城观测到的绝不会一样,与琼州观测到的更不一样,这怎么能说我的方法不准确呢?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中国南北差距很大,在北方认为准确的,在南方就不一定准确,武断地说哪种方法正确,哪种方法不正确,这是不能服人的。
  由于涉及科学问题,徐光启没有让步,他认为魏文魁的做法是“混推”,科学研究仅靠“混推”是站不住脚的。可是,这时的徐光启仍然没有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表现出对魏文魁这场争论的不屑,而是非常重视,每次辩论他都积极参加,还将辩论双方的观点都记录下来,最后形成了《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保存备案。
  一个是国家顶尖级科学家,还是个国家的重要官员;另一个是民间业余科学爱好者,还是个平民百姓。他们竟能够如此平起平坐地开展激辨,这在明末实在难能可贵,说明当时明政府有较浓的崇尚科学的气氛,以及徐光启的虚怀若谷。
  四、崇祯提出用实践检验,
  各家观象台上比高低
  其实,徐光启在与魏文魁论战之前,徐光启的新历还受到了其他天文历法派别的猛烈攻击。一是以钦天监官员为首的一直对徐光启吸收西方科学不满,希望“祖宗之制不可变”的旧《大统历》派,二是从伊斯兰传来的《回回历》派。这两派都认为自己坚持的历法无可挑剔,而认为徐光启的历法是不纯正、不准确、不科学的。现在又增加了一个魏文魁派,四派混战,轰动朝野,震惊中外。
  消息传到皇帝崇祯那儿,鉴于此时国家形势不妙,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已不允许在这件事上这样久拖不决,需要快点拿出成果。崇祯帝便提出可以“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的思想,希望大家不要再争。然而,在各家都互不服气的情况下,他的这一提议是无法实现的,激烈争吵仍没有平息。
  事涉国家制度,崇祯帝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办法,既不看理论,不看设计,也不论“课题组学术带头人”的身份,只用实践检验。指示寻找一个特殊天文现象,四家平等预测,谁家测准了,谁就正确,国家就采纳谁的方案。
  崇祯所希望的可以进行实践检验的机会很快来了:据预测,崇祯五年(1632年)九月十五日,将有月食,至于几时几刻还不知道。崇祯帝提出,让大统、回回、魏文魁、徐光启四派分别提前提出各自预测结果,精确到时和分,然后等到那一天进行实际检验,看各家预测的准确性。
  四家受命,遂摩拳擦掌,高速运转,精心准备,志在必得。然而各家预测的结果大相径庭,有的竟然相差达一、二个时辰。到底谁的正确呢?只等那一天见分晓。然而非常不巧,好不容易等到十五日夜间,结果那天天空阴云四合,使整个检验计划在大家的焦虑心情中落空了。
  到崇祯六年(1633年)冬十月,徐光启因为积劳成疾,已经无法再主持修历工作而辞去历务。但是庞大的《崇祯历书》还没有彻底完成,四家的争论仍在胶着状态,为了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提议让既懂天文、又不封闭保守、能够接受西方科技的山东参政李天经接替他的职务。工作交接后只一个月徐光启就病逝了,魏文魁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老对手。
  崇祯七年(1634年),魏文魁再次上书,直言徐光启派历官所推所有交时节气全然不对,应该否掉,并采纳他的方案。其他几家也不示弱,天天争吵不休。崇祯皇帝还是主张采取老办法——实地检验,用事实说话。而且他此时变得更加开明,干脆由政府出资成立了四个天文局,分别为:大统局、回回局、西局和东局。这西局就是徐光启这一派,而东局则是专为魏文魁所设。可见崇祯皇帝没有因为魏文魁是一介布衣百姓而对他鄙夷不屑,相反也为他设一个局,作为封建皇帝这是难能可贵的。
  四局成立之后,因为都受到了皇帝的平等对待,现在大家不分高下,争论更加激烈了。那些天,“言人人殊,纷若聚讼”,钦天监里,观象台上,天天吵吵嚷嚷,互相辩论讦难,争闹不休。
  崇祯闻之,迅速决定,再次用实践检验,让各家在观象台上定高低。恰好这年李天经按西洋方法预测,从闰八月开始将有“五星凌犯”天象出现。崇祯皇帝很快下旨,让各家预测金、木、水、火、土五星凌犯准确时间,到时进行验证,然后定夺存废。
  各家接旨,迅速行动,都动用了各自当时最具科技含量的高精尖设备。观象台上,日晷、星晷、壶漏、开隙暗室、测高仪、窥筒、图板、望远镜、水盆、圭表,遍地都是。试验场地,更是人来人往,忙忙碌碌,紧张异常。很显然,四家都极度紧张焦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各自理论和方案能否被政府采用的最后一次搏击。
  这次检验从八月中旬开始,至九月中旬结束,历时一个月。皇帝所派官员,对照各家的预测,逐星进行检验。在这些时日里,四家科研工作者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经过了无尽的煎熬和焦虑,最终检验的结果是:西局的推算全部正确,其他各家均不准。至此崇祯无情宣布:大统、回回、魏文魁的方法废绌。
  接下来,崇祯皇帝倾国家之力,支持和肯定李天经的工作,加快了《崇祯历书》的编纂步伐。不久,在李天经的努力下,一部长达137卷的《崇祯历书》就制作完成了。这部新修成的《崇祯历书》跟当时欧洲的天文学几乎没有差距。而且,它不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地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该书大量介绍了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日月交食和历制测定更加准确科学,真正成了“要求大备,从流溯源,兼能为万务之根本”的科学巨著。只是后来没有来得及实行,明朝就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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