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学术界，“章门弟子”尤为引人注目，以至后来有学者回忆：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史界泰斗多出于太炎先生之门；许多教授开口便说“吾师太炎先生”。在过去的20世纪，“章门弟子”可谓群星璀璨，名家辈出，已成为我国文史学界一道最为亮丽的文化景观，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化的面貌和趋向。章门能出那么多杰出人物，这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那么，太炎先生的教育方法有何特别之处呢？如果仅以“名师出高徒”的话来说，未免太空泛。因为与老先生同时代的其他名师大家何以没有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呢？这无疑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一、立身
有材料表明，章太炎“把立身看成是人生第一要义”“即把做人看成是第一位的”（章念驰《立身为贵：祖父章太炎的“家训”》）。在《章太炎遗嘱》中，他告诫子女：“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对所获勋章，“纵使国失主权，不可遗弃”，“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等等。这些虽然是老先生对子女所言，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未尝不是对“章门弟子”的总体要求。说到这里，我想到《论语·季氏》篇中一则史料，即陈亢问伯鱼，老师私下里都给你说了些什么？伯鱼说一次讲：“不学诗，无以言。”另一次讲：“不学礼，无以立。”陈亢原本以为伯鱼既为孔子的爱子，“所闻当有异”，现在看来，老师对儿子与学生所言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我推测太炎先生在教育弟子时，也是把如何“立身”放到第一位的。有论者说：“作为群体，章门弟子表现出了三大特色：其一，富有民族责任感，勇于与时偕进，把握时代潮流，努力为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确为事实。每当中华民族发展到大关口时，“章门弟子”所表现出的那种“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的凛然正气（我们也可以说是“血性”），令人敬佩。就说汤炳正吧，他本是个内向性的人，不喜欢参与任何活动，也受到老先生很大的影响。他在1949年后所写的交代材料说，自己不仅“在小学方面受太炎先生的教益，更重要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给我以巨大的影响。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时，太炎先生就曾发电报支持”。立雪章门之前，“我对时事是漠不关心的”。又说，“九一八”爆发时，我在北京，“那时的学生爱国运动，虽然蓬蓬勃勃地发展着，而我呢？始终没有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一直是忙于跑北京图书馆，忙于收集材料写什么《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杨子云年谱》等等”。而人章门之后，他就逐渐对时事有所关心。他与许多章门弟子一样，“有章太炎先生的传统，不肯冷眼旁观时势，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始终横于胸中”。过去有种说法很盛行，似乎已成为一种主流意见，即太炎先生晚年，已变成“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且“既离民众，渐人颓唐”。但据汤炳正自己亲炙本师的经历，他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先生的民族思想与爱国主义，早年乃导源于《春秋》的‘尊夏攘夷’，中年则发展而为革命反清，晚年则又弘扬而为对日寇进行全民抗战。随着时代的发展，先生的爱国热忱也在不断地深化”。“先师晚年，并非鲁迅所说的‘宁静的学者’，而是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汤炳正《忆太炎先生》）。这里再给大家提供一则史料，即1933年8月18日出版的苏州《大光明》报（三日刊）发表一篇《触目警心的国字》，文章讲的是太炎先生给陈石遗主编的《国学商兑》杂志题辞时，故意将“国”字略去右边一竖（缺形），象征着东北之失。文章说：“章先生慨东北之沦亡，国将不国，其所以写这一字来警惕于世者焉。”“章太炎逝世前一直为实现全面抗战而奔走呼号，始而撰文陈辞，继而与熊希龄、马良等组织国难救济会，联合六十多位著名知识分子电告当局，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成立救国政府。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侵略，他倍受鼓舞，不顾年高体病，愤然北上，找张学良、段祺瑞，又向爱国军人和学生演讲，并致函顾维钧，希望他身为外交官，要有殉国的勇气。直至一九三六年夏天，生命垂危之际，仍在遗嘱中告诫子孙，万一中国被日人统治，绝不可担任官职。可见太炎先生的晚年内心并不宁静。”（刘梦溪《晚年的宁静》）
二、根基
以上说的是“立身”教育，下面再说说老先生教书的特色，我以为最大特色是重视“小学”（即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小为大之基，要做大学问，必得有“小学”的基本功。“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王念孙《说文段注序》）“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张之洞《书目答问》）。太炎先生以巨大的学术勇气把古代附属于“经学”的“小学”创建成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独立学科——“语言文字之学”，这个名称也是他在其名作《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世人称太炎先生为“国学大师”，主要是他“以精通‘小学’而称冠于世”（章念驰《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周作人《民报社听讲》）“在论及近现代学术史的许多学科时，都免不了要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学术最基础的根底，是国学中的‘小学’。太炎先生的‘小学’是乾嘉学术的直接继承。”（王宁《（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前言》）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刘梦溪先生在《“国学大师”之名独章太炎先生当之无愧》一文中曾说：“回观整个20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类似的话，他在别的论著中讲了好多次。因为在他看来，“构成国学的基本元件，主要还是经学和小学。不明经学，不通小学，几乎与国学无缘。而现在为学者最缺乏的，就是经学和小学的训练，尤其是小学”。“‘国学大师’的名号，不是谁都可以接过去的，二十世纪至今这一百年，能够荣此称号者并没有很多人。章太炎最堪当此称号”。我们知道，太炎先生一生都没有在大学担任过教职，当年清华学校设立国学院时，请他去当导师，也被他断然拒绝。他一生都是“私人聚徒讲学”。据我所知，成规模的国学讲座就有八九次之多。一般认为影响最大的是东京、北京、上海、苏州的4次讲学。“他在东京、上海、苏州讲学的效果，至为辉煌。曾在东京、苏州听讲的青年，后来很多成为著名学者、教授。”（卞孝萱《章炳麟的国学演讲》）“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者殆逾万人，竞趋章君门下请业。”（黄焯《记先从父季刚先生师事余杭仪征两先生事》）可见老先生讲学影响之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彼时的舆论界就曾预言：“他日昌明文化，复兴国学，一线生机，胥系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