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洋枪炮的输入过程中，清政府重臣对西洋武器却认识迥异，看法不一，既有蔑视，又有敬畏心理，排拒与迎纳兼而有之，即使同一人，前后认识亦有差别。此种复杂认识，制约和影响了晚清政府武器的外购与使用。
一、林则徐的态度转变
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对西洋枪炮的态度即经历由轻视到重视的转变。战前林称：“岂知彼从六万里外远涉经商，主客之行，众寡之势，固不待智者而决。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伎于内港。”认为粤省重重门户，天险可凭，只要守住内江，则可安保无事。在击沉了英国一艘运鸦片的趸船后，日：“向闻英夷讥我中国船是纸的，炮是磁的，此番轰沉夷船一只，死伤数十，又烧毁空趸一船，纸耶？磁耶？当必有辨。弟但期上足以崇国体，下足以摄夷情，使鸦片永不敢来，犬羊永不敢逞，则虽身遭重谴，亦无惜焉。”且向道光帝报喜，谓清兵奋勇杀敌，大挫其锋。但此“夷船”仅是一艘商船，林显然高估了己方装备水平，而低估了英方舰船实力。战争甫响，林则徐始感受英人大炮之威力。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1840年8月21日），曰：“英逆由九洲乘潮放大船三只，近关闸约十里内，其火轮船一只，三板十余只，齐放飞炮。我兵回炮多不能及，波参将与守备陈宏光额皆受伤，波轻陈重。闻惠州协船在隔岸亦发数炮，被夷炮将船打伤，兵勇率多走避。”由此切实觉察到敌我器械优劣之分。
但林则徐仍认定失败主因不在器械，而在于军法不严，责怪将士临战畏敌，日：“所可恨者，披坚执锐之人，无非豫存弃甲曳兵之想。此间恶习，陷溺已深，不独连州之军传为笑柄。今若骤加峻法，奈罚不及众何！”因此，林打算杀一儆百，以整军纪。随着战事发展，清廷和意渐浓，不久林则徐即被革职。
革职后的林则徐依然关注战事，认为英船忽南忽北，来去自如，而我则处处设防，实是防不胜防，应亟筹船炮，速募水军，与之水上交锋。若造船不及，则先雇船，铸炮质量不行，则先购买洋炮。“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鲸屏鲸，舍此曷济？”表达了筹购船炮，振兴海防的思想。此时林则徐无疑已真正认识到西洋“船坚炮利”。其实林“前年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冒昧上陈”，惜未引起清廷重视。战争的洗礼，促使林对西洋枪炮的认识有了根本性转变。后来林成了铸造先进枪炮的积极倡议者。
林则徐“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论及“器良”与“技熟”，指出敌我双方的差别：“彼以无定攻有定，便无一炮虚发。我以有定攻无定，舟一躲闪，则炮子落水矣。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其实此处之“技不熟”仍属“器不良”，因为英人大炮属于连环炮，可装多发炮弹，不仅及远，且可连发。林则徐深知清军大炮远不如英军精良。他刻《炮书》，转送各好友，谓循洋人制造之法，可以学之。并言“此器不可不备，尤不可不精……其大要总在腹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处快而不炸”。林对铸炮已颇有研究，认为致远攻坚，首推大炮。
林通过与友人沟通的方式，希望清政府采纳自己的建议，雇船造炮。他致函李星沅：“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闻当局多有诋此议者。然则枝枝节节，防之不可胜防，不知何以了事。负疚之人，曷敢多所饶舌。知阁下志在澄清，姑妄及之。”“当局果能师其意，同心协力而为之，虽一时造船缓不济事，而泉、漳、潮三处，尚未尝无可雇之船，其枪炮手亦皆不乏。惟大炮须由官造，必一一如法乃可得用……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此意即在建立强大水师，与敌人进行海战。在同期士大夫中，林则徐确实更具识见。
二、怡良、吉尔杭阿的犹疑
随着与太平军作战的深入，更多清政府官员对西洋武器有所认识，但是态度各异。咸丰六年（1856年），英税务司李泰国向苏松太道蓝蔚雯举荐新制小火轮炮船，称英国用此种船只攻下过俄罗斯的炮台、城垣，卓有成效。李泰国为接下这桩买卖，愿立军令状，效力戎行，并将英国与俄罗斯争斗获胜情形，绘图说明。时任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获知此事后，鉴于李泰国要求更改各国条约章程，担心因购船受制于李泰国，遂拒绝其请求。但李泰国仍言此项火轮船较之前的更为坚利，船身轻灵，炮火精妙，行驶方便，是为“助顺剿逆”之良器。怡、吉二人则认为中国兵力“足制逆贼”，无须借用外国兵力，再次回绝了李泰国。
拒购轮船之后，又生雇船之争。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顺天府尹曾望颜奏称，火轮船身较大，攻击力强，若雇募四只进入长江，必可击败太平军船只。怡、吉等人虽已知悉火轮船精利，但对雇用外洋之船却极表反对：
查火轮船无分风水顺逆，迅疾如飞，诚为外夷之利器。力主捐雇入江助剿之说者，已不止一人。奴才等因火轮船雇价极昂，吃水甚深，长江之深浅不一，上游多石矶，下游多暗沙，能否无碍于轮，未经试验。且英、美、法三国夷酋，曾于咸丰四年在上海渎请入江助剿，求于镇江、江宁、汉口等处设立马头，当经奴才遵旨驳饬。若仍雇用轮船，即不能不雇夷人，纵系绅商捐资报效，而有雇募之名，即属借资夷力。设彼藉以有词，复理前说，则内寇之能否荡平，尚不可知，而外夷之乘机肇衅，难保必无，是以不敢冒昧奏请，致贻后患。
怡、吉二人认为若雇用火轮船，即属借力外洋，受洋人挟制，反对曾望颜之奏请。怡、吉得知红单船等作战甚力，建议将雇外洋轮船经费移作雇红单、拖罾、快蟹等船，分布沿江。鉴于火轮船确属利器，怡良建议将江浙两省商所捐护运之两艘火轮船，在护运事竣后，饬调入江，以助声威。使用时称此船系内地商人所买，而非雇用之船，如此洋人无从藉口。可见清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外洋轮船的坚利，只是碍于面子或担心受制洋人，不敢或不愿加以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