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挥笔写下了类似于遗嘱的《帝范》十二篇，作为对皇太子李治的训诫之辞。在其中的《崇文》篇中，一开始就指出：“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确实，唐太宗不但亲冒矢石，南征北讨，武功赫赫；在文治方面，他也励精图治，开创了千古传诵的“贞观之治”。唐太宗从谏如流，任人唯贤，有一整套治国安邦之策，而尊儒崇文则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招贤纳才，广延四方儒士
唐太宗早在继位之前为秦王时，眼看着天下渐渐平定，就在宫廷之西开设文学馆，“延四方文学之士”（《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秦王府的属官如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亮、姚思廉、孔颖达、许敬宗等一十八人，因为才华横溢，除了其本身官职外，又让他们兼文学馆学士之职，并将他们分成三批，轮流在王府中值宿。李世民公务之暇，就与他们讨论文章典籍等，经常到半夜以后才休息。李世民又让著名的画家阎立本画了一幅《秦府十八学士》的肖像图，再让褚亮在图上作了赞词，藏之于书府。于是，“十八学士”名震天下，士大夫若能跻身于中，就被人们羡慕地称之为“登瀛州”。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之后的第二个月，就于弘文殿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二十余万卷；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七），精选天下著名的儒士，让他们轮流在皇宫里值班。唐太宗听朝之隙，就与他们讨论古代的三坟五典，商量治国施政的大事。从县学、州学到国学的学官，都征选天下儒士担任。唐太宗又传下诏书，选那些有功勋的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吏的子孙，到弘文馆里当学生。太宗还多次临幸国学，听那些祭酒、博士们讲论儒家经典；听完以后，就当场赐以绢帛。学官与学业优秀的学生，经常可以得到太宗优厚的赏赐；学生中有能够精通一经或数经者，都能得到提升并委以官职。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又于皇太子的东宫设置崇文馆，以掌管经籍图书，教育诸位皇子，并与弘文馆一样吸收皇亲国戚及高级官僚子弟人馆读书，为朝廷培养栋梁之材。魏王李泰是太宗的爱子，爱好文学，太宗就令他别置文学馆，“任自引招学士”（《旧唐书·太宗诸子传》）。
科举制是隋文帝杨坚发明的，然而在隋代尚属草创，规模很小。有隋一代三四十年，中举的文士不过十来人。唐太宗则对科举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一是参加考试的人数不受限制，国子监的学生可以报考，州县学校的学生可以报考；非国子监、州县学校的学生，只要在经过州县学府考核后，也可以报考。二是将隋朝只在冬天进行的初选考试改为“四时听考”（《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于是每年进京应考者多至数千人。三是除了都城长安外，又在东都洛阳设置考点，使得关东地区的士子可以就近应考，而不必远赴长安。这些改革得到了天下儒士的交口赞誉，大批贤才被选拔出来，量才授职。有一年的放榜之日，唐太宗悄悄地来到宫殿南面端门的城楼之上，看见新进士们鱼贯而出，高兴地对侍臣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
唐太宗经常要求朝中文武百官推荐才学之士，还多次传下诏书，叫各地方官员推荐贤才人京，由朝廷或皇帝本人亲自考核，量才录用。贞观年间，曾多次下诏各地推荐“儒术该通”、“文辞秀美”的“茂才异能之士”（《旧唐书·太宗纪》），到京师来接受考核与选拔。长安城里仅仅国学就“增筑学舍千二百区”（《新唐书·选举志上》）。即使是屯驻于玄武门的御林军士、七营飞骑，也必须学习，朝廷并派博士为他们讲授儒家经典。军士中有学习认真、成绩优异，能精通一部或多部儒家经典者，学官就会向太宗推荐，听候委用。对于前代的名儒学者如萧梁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他们的子孙健在人间者，唐太宗又诏命地方官员寻访并录名奏闻，由朝廷从优擢用。于是各地的儒学之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儒学传上》）。连高丽、新罗、高昌、吐蕃等国的那些酋长们也纷纷派遣子弟来到长安，请求进入国子监学习。仅仅这些“四夷”学生的总数，就达八千多人。
招贤才，重儒士，必然要尊崇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唐高祖李渊执政时，在国学中以周公为“先圣”，而让孔子配祭于周公。唐太宗即位之初，房玄龄等人便指出：周公与孔子都是先代圣人，然而在学宫之中，自然应以孔子为尊。太宗深以为然，便“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新唐书·礼乐志》），于是从这以后，国学中就只供奉孔子的塑像了。尔后，太宗又尊孔子的弟子颜回为“先师”，配祭于孔子；并诏命州学、县学皆兴建孔庙，尊孔子为宣父、尼父，并于山东兖州特设庙殿，专门拨二十户人家供奉。到了晚年，太宗还将从先秦直至魏晋，对儒家学说的传播与诠释等作出重大贡献的左丘明、伏胜、戴圣、孔安国、刘向、王弼、杜预等二十一位大儒，“配享尼父庙堂”（《贞观政要》卷七）。
对于当世的名儒学士，唐太宗更是“恩礼优厚”（《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爱护有加。文学家袁朗历仕陈、隋、唐三朝，逝世后，太宗深为悼惜，为之废朝一日，并“诏给丧费，存问其家”（《新唐书·文艺传上》）；“十八学士”之一的虞世南逝世后，太宗更是悲不自禁，号啕痛哭。颜师古学问渊博，却因品行不端而被贬出京师。临走之前，太宗诚恳地责备道：“今日之行，谁自取之？”颜师古惶恐地谢罪。太宗怜惜其才，“复留为故官”（《新唐书·儒学传上》）。
二、锐意经史，注重文化典籍
南宋大诗人陆游称唐太宗“既以武功平隋乱，又以文德致太平，于篇咏尤其所好”（陆游《避暑漫抄》）。唐太宗自己也在《尚书》诗中写道：“日仄玩百篇，临灯披五典。”（《旧唐书·魏征传》、《全唐诗》卷一）这些绝非虚溢之词。早在少年时期，唐太宗就向名儒学习《春秋左氏传》，初步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尔后太原起兵，戎马倥偬，不暇于诗书文章。及至削平群雄、统一天下之后，“遂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旧唐书·邓世隆传》），孜孜不倦地探求治国安邦之道。
唐太宗尊孔而崇儒，然而儒家经典因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已多舛谬讹误，再加上两汉以来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流派纷争等，给学习、研究、施教等带来很大的麻烦。唐太宗从统一经学着手，令秘书监魏征等对图书经籍进行整理，核定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太宗又命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文字。颜师古博古通今，考订辨析，“多所厘正”（《新唐书·儒学传上》）。完成以后，太宗又令房玄龄召集诸多儒生共同评议。众儒生根据自己从老师那儿学来的解释，从不同角度提出种种问题来加以非难与质疑，各执一见，“异端蜂起”（《贞观政要》卷七）。颜师古则引证晋、宋旧文，加上自己的理解，随问随答，既明确又简练，应付裕如；各种错误的解释都被他一一驳倒。众儒生无不深为叹服。这样，《五经定本》终于完成。太宗也大加赞赏，立即赏赐颜师古五百匹绸缎，又提拔他为通直郎、散骑常侍；并传旨将此书颁行于天下，命令读书人以此定本认真学习。这就克服了儒家学说师出多门、章句繁杂的现象，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唐太宗深知：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因此，他很留意前朝史事，对修史工作更是非常重视。自后汉至唐初，虽有设馆修史的事实，但是始终未能成为有职守有组织的定型机构。中国历史上正式的设馆修史制度，就建立在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间。因为历代的史官，都是隶属于秘书省著作局，由著作郎监修国史。李渊称帝后，因袭隋朝旧制，诏内史令萧踽等监修《魏史》、《齐史》等。唐太宗即位后，见萧踽等修史未成，实有改组史馆、建立制度的必要，遂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将史馆移到皇帝直接控制之下的门下省，并且由宰相负责修史工作，“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旧唐书·职官志》），于是史学大兴。如宰相房玄龄等主持修纂了《晋书》，魏征等撰修了《隋书》，姚思廉等修了《梁书》《陈书》，李百药修了《北齐书》，令狐德菜修了《周书》，李延寿修了《南史》《北史》（这两部史书从贞观年间开始编纂，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年间）。被列为“正史”的一套“二十四史”，从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马迁著成第一部《史记》开始，至清朝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张廷玉进呈最后一部《明史》止，前后历时近两千年。而在唐太宗统治的二十三年之间，就差不多完成了八部正史！太宗还亲自为《晋书》中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各写了一段史论，因此，该书的旧本总题为唐太宗“御撰”（《旧唐书·房玄龄传》）。
唐太宗注重前史，对当代人写当代史则更加重视。他对房玄龄说：“朕读了《汉书》与《后汉书》，那上面载着扬雄的《甘泉赋》《羽林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等，辞藻虚浮华丽，对施政劝世并没有什么益处，何必录之于史志之中呢？如今有人上书议论政事的，只要其文词直率，道理中肯，对治国安民有所裨益的，无论朕听从不听从，你们都必须如实地全部记载下来。”正因为如此，史官们都能忠于职守，敢于如实记下皇帝的一言一行。一天，太宗问负责记《起居注》的中书令褚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之矣？”遂良日：“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也接着说：“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三）
除经史而外，唐太宗对其他文化典籍亦很重视。“十八学士”之一的许敬宗因负责编著了《西域图志》《文馆词林》《瑶山玉彩》《姓氏录》等书，“前后赏赉，不可胜记”（《旧唐书·许敬宗传》）。玄奘僧人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西行取经，历时17年，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返回长安，撰有《大唐西域记》。唐太宗见了他非常高兴，与他愉快地谈论；又让他将带回的梵本经书657部于弘福寺翻译，并命令房玄龄、许敬宗等“广召硕学沙门50余人，相助整比”（《旧唐书·方伎传》）。儒生韦机出使西突厥，因适逢石国反叛，路途断绝，三年不得回国。他就撕裂衣裳，录下所经诸国的风俗、物产等，题为《西域记》。回到长安后，太宗问起蕃中之事，韦机便将所著之书奉上。太宗阅后大喜，立即拜他为朝散大夫，不久又晋升为殿中监。
三、尊师重傅，文治蔚然成风
唐太宗有14个儿子，其中长子李承乾、第四子魏王李泰、第九子晋王李治为长孙皇后所生，也就是“嫡子”；其余均为“庶子”。按照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宗法制度，太宗刚登上皇位，8岁的承乾就被立为太子。然而他患有足疾，行步艰难，长大后又喜好声色歌舞，漫游无度，渐渐失宠；而李泰则因颇具才华而深为太宗爱重。于是李泰便拉拢党羽，阴谋夺太子之位。承乾愈加不安，遂与汉王李元昌、大臣侯君集等谋反。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承乾因事迹败露，被废为庶人；李泰也因谋夺太子之位而被贬出京城。太宗便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高宗。
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副，是唐太宗“文治”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唐太宗的尊师重傅，主要就体现在为皇太子选择师傅上。所谓“师傅”，即辅导太子的官职的总称，包括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而太师、太傅、太保又称为“三师”。太宗于贞观六年（公元632年）诏令“置三师之位”（《贞观政要》卷十）。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又诏令制定太子接待三师的礼节：三师进东宫时，太子要出殿门迎接，并施礼拜见三师；三师答礼时，太子还要再回拜；每逢进门出门时，都要让三师先走；三师坐下了，太子才能坐；给三师写信，前面要称“惶恐”，最后要称“惶恐再拜”。唐太宗为承乾选择的师傅如李百药、李纲、孔颖达、于志宁、杜正伦、房玄龄、魏征等，都是誉满天下的大儒与一代名臣；而承乾被废掉后，李治为太子时，则以长孙皇后的哥哥、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为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踽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勣为太子詹事，另外尚有于志宁和马周为太子右庶子、褚遂良为太子宾客等，全部是元老重臣。难怪中唐诗人元稹要感慨地说“贞观以来，保、傅皆宰相兼领”（《旧唐书·元稹传》）了。李纲患有足疾，不能穿鞋走路。太宗就赐他乘坐步舆进东宫，并命令太子承乾亲自搀扶着他上殿。魏征任太子太师时，已经患病在身，曾婉言推辞。太宗却因为“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征”（《旧唐书·魏征传》），要求他像当年商山四皓辅助汉太子刘盈一样，哪怕躺着监护也行。魏征病重时，太宗又让承乾跟着他一起到其家中探视。即使一般皇子的老师，地位也很高。如魏王李泰的老师是礼部尚书、名儒王珪。李泰每次见到他时，都要恭恭敬敬地下拜；而王珪也老实不客气地予以接受。
国子监既已尊孔子为先圣，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隆重的释奠仪式，即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唐太宗不但自己多次到国子监参加这种释奠仪式，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要求太子李治也“释奠于国学”（《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唐太宗尊儒崇文，终于使四海升平，万民乐业，国家达到大治，史称“唐三百年之盛，称贞观”（《新唐书·儒学传上》）。唐太宗在三个嫡子中选择李治为皇太子，不失为明智之举。李治即位之初，遵循父亲与诸位师长的教诲，继续推行贞观遗规，巩固均田制，留意垦殖荒地，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使社会秩序保持稳定，开创了一个亦被后世称道的“永徽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