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南朝历史上有个大名鼎鼎的皇帝——梁武帝萧衍。他曾4次舍身同泰寺，公卿百官们不得不交巨额“还俗费”赎这个皇帝老儿，前后共计“四万万钱”。
皇帝向大臣“敲竹杠”，那大臣们的“血汗钱”是哪里来的？南朝梁代的官员究竟有没有俸禄，俸禄是多是少，有没有隐性收入，和现代的公务员相比谁更幸福？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想到《梁书》。《梁书》是魏晋南北朝八书二史中的一部，主要记载了南朝梁代的历史，笔者试着从《梁书》中的史料探究一下梁朝官员收入来源的真相。
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官员都有身在中央和地方的，京官和地方官的收入来源不尽相同。拿梁朝一代来说，官员们除了拿固定的“薪水”和不定时的“奖金”之外，也都有自己特殊的收入方式；而且地方牧守还有其他发财致富的方法。
一、官员的相同收入
（一）俸禄、食邑及赏赐
官员的俸禄以及王公贵族的食邑都可以用现在的“薪水”来理解，皇帝时不时的赏赐相当于现今的“奖金”。
1.俸禄
关于梁朝的俸禄，由于《梁书》中仅有纪和传，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描述，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零碎的史料来管中窥豹，进行一些推测。
《武帝纪》一则诏书上有“百官俸禄，本有定数，前代以来，皆多评准，顷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后，可长给见钱，依时即出，勿令逋缓”的记载。“见钱”的具体意思不太清楚，但是据《宋书》及《南齐书》，皇家赏赐及台中的藏钱，往往都是“见钱”，可以推断，“见钱”大概是当时铜钱中质量较好的一种。梁武帝诏书中要求百官的俸禄“长给见钱”，并且“依时即出，勿令逋缓”，可见梁朝对于百官的俸禄问题还是比较重视的。
官员的具体俸禄，梁书中没有提及，但官员除去生活所需外，将余下的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或者以俸禄助人的例子很多，这在《徐勉传》、《王志传》中都可以看到。可见中央官员的俸禄，还是比较充裕的，否则，也不会有余钱去“散之亲族”。
2.食邑
食邑也是当时一部分官员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开国功臣及皇室成员。皇室成员年幼时便被分封为诸侯王，并有食邑。食邑的数量，从一千户到两千户不等，一般来说，两千户是比较常见的数量。当然也有特殊的例子，如梁太宗幼年时，“封晋安王，食邑八千户”。
食邑是一笔比较可观的收入，所以，梁朝的诸侯王虽然很多不出镇外郡，也没有藩国，但依靠食邑的收入，依然比较富有。诸侯王的诸多奢侈浪费的例子不用说，即便是南康简王萧绩这样一个“寡玩好，少嗜欲，居无仆妾，躬事约俭，所有租秩，悉寄天府”的人，在死后仍然“府有南康国无名钱数千万。”当时诸侯王的富有，也可见一斑了。
3.赏赐
古代每逢皇太子弱冠、纳妃这些所谓的“国家大事”，都会有所赏赐。皇帝巡幸某处，也往往加以赏赐。
文章一开始就说了，梁武帝是个佞佛的皇帝，四次舍身同泰寺，公卿百官将其赎出后，也有一些象征性的赏赐：“三月庚子，高祖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舍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夏四月丁亥，舆驾还宫，大赦天下，改元，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在朝群臣宿卫文武并加颁赉。”
对于一些宠臣及经济拮据的大臣，皇帝有时也给予额外的赏赐及补贴。如南平元襄王萧伟，深受武帝喜爱，因此“加亲信四十人，岁给米万斛，布绢五千匹，药直二百四十万，厨供月二十万，并二卫两营杂役二百人，倍先”。吕僧珍是梁武帝的宠臣，因此，“禄俸之外，又月给钱十万；其余赐赉不绝于时”。马仙埤在职清公，家中并不富有，“俄而仙埤母卒，高祖知其贫，赙给甚厚”。
此外，大臣去世，皇家往往要有所表示，这样的记载在列传中比比皆是。赠钱从3万至30万不等，往往还有布百匹至数百匹，蜡数百斤。虽然官员已经去世，无法享用此收入。但南朝时期，往往是世代为官，官员的后代，仍然是官员，只是品职大小高低的差别罢了。所以，对于这些“官二代”们来说，仍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二）货殖经营
货殖经营，是南朝官员获得财富的另一种方式。
官员自身的货殖经营，往往是依靠自己家族本有的田亩、山泽，利用所拥有的僮仆、部曲，经营致富。所以，这些官员所经营殖产的地点，往往是在自己的家乡，世代经营，一代所获得的利润，往往可以惠及几代。
关于经营致富的方法，《徐勉传》中有着比较具体的描述。徐勉是梁武帝时期的重臣，周围的人常常劝他经营一些产业，好留给子孙，“所以显贵以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亟荐便宜，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可见，经营田庄、邸店、漕运物流或者做一些生意，都是当时官员致富比较普遍的方法。
尤其是经营田产庄园，是当时比较普遍也是比较容易成功、风险较小的致富方式。如裴之横，“少好宾游，重气侠，不事产业”。家人鼓励他经营田产，之横遂与僮属数百人，于芍陂大营田墅，“遂致殷积”。当然，除了利用自己的部曲劳作以外，富室豪家也常常侵占公田，或雇佣平民与自己的部曲一同劳作，或直接租给平民，再征收较高的税，以聚敛财富。
（三）特殊的隐性收入
收人钱财，帮人办事，或是因为权势，得人巴结，隐l生收入自古以来便是官员生活中的常态，在梁朝自然也不例外。
如梁武帝的宠臣朱异，“四方所馈，财货充积”。杨公则任相州刺史时，“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所谓的单家，是相对于后文的“著姓”而言的，应当属于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小地主或商人阶级。从杨公则的这一反例中，我们也可大概推断，地方长官在任命僚属吏员时，往往可以利用自己权力来获得一些额外的灰色收入。
在《梁书》中，也不乏以身试法，企图依靠不法手段致富的个案。
如萧颖达“启乞鱼军税（……）一年收直五十万”。再如萧恭“恭后多取官米，赡给私宅”、何敬容的妾弟费慧明“夜盗官米”、萧景“坐于宅内铸钱”。这都是一些被发现的案例，而梁武帝向来宽容为政，正可谓“吞舟是漏”，那么，可以想见，一些没有发现，或者“优容不问”的情况，应当是不少的。
此外，门生故吏关系，在梁朝仍然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如《顾协传》中记载：“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发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于馈遗。”可见，按当时的风气，门生在老师的手下任官任职，应是有赠送一些钱财礼品的惯例。在遇到经济上的一些困难时，门生故吏也往往会给予援助支持，这样的例子，在《梁书》中也普遍出现，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二、地方牧守的特别收入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担任地方官，很容易聚敛钱财，这在当时是人所共知的。梁武帝喜爱萧介，知道他家中贫素，便对何敬容说：“萧介甚贫，可处以一郡。”州郡的长官敛财殖产，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常态，所以《梁书》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贺琛在给梁武帝的上书中，就概括性地指出“为吏牧民者，可致赀巨亿”。
地方官在俸禄、赏赐之外的收入来源，主要有经营产业、修治还装这两种方式。
（一）经营产业
《梁书》中所记载的地方牧守，作为封疆大吏，山高皇帝远，往往强占土地，封锢山泽，巧取豪夺，殖产致富。这种商业活动与上文所讲的货殖经营不同，完全不需要成本，既与民争利，又损公肥私。
《鱼弘传》中的鱼弘常对人说：“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摩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再如《曹景宗传》云：“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民颇厌之。”
以上的两个例子，大概是比较极端的个案，所以《梁书》中特意多提几笔。而清白为官的人，《梁书》中也是有记载的，如任昉，他的儿妾仅仅食麦而已；友人到访，招待的时候只有米五斛。但这样的例子在《梁书》中寥寥无几，由此也可推断出当时地方官员贪浊的情况。
此外，如巴东、建平、南海这样一些边郡，虽然条件艰苦，环境不佳，但相比于内地州郡，更加容易货殖聚财。汉晋时期“贪泉”的传说，即是讽刺南下官员的贪残，至于梁朝，这样的情况依然存在。
（二）修治还装
魏晋以来，地方官离任时，往往要聚敛一大批钱财器物而去，这就是所谓的“还装”。
这样的例子，在《宋书》、《南齐书》中都有着不少记载，同样，这个风气梁朝也继续沿袭着，在《梁书》中同样有所记载。
邓元起离任时据载“粮储器械，略无遗者”。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似乎对官员取用公物比较宽容，曾下诏说：“凡散失官物，不问多少，并从原宥。惟事涉军储，取公私见物，不在此例。”梁武帝的宽容态度，几乎是默认了官员取用官物的事实，只是强调有关军事方面的物资，万万不可私吞，这大概也是在法不责众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妥协的办法。而既然取之无罪，那么可以想见，官员则是更加肆无忌惮了。
三、余论
对于梁朝的官员，不论京官或是地方官，我们可以把他们大致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集团：一是皇族；二是士族，包括处于上层的世家大族以及地方上的豪族；三是通过军功获得官爵的军人集团；另外则是所谓的恩幸，他们的出身主要是小地主、商人甚至平民。
我们可以发现，军人和恩幸这两类官员，往往在敛财方面更为猖獗。例如上文中所提到的曹景宗、鱼弘，朱异等人。而对士族出身的官员来说，往往存在着敛聚钱财和安于清贫这两种不同的倾向。
是土族在道德上更加高尚吗？当然不是。我们可以说土族所受的教育一定程度上抑止了敛财的倾向，但文化处于上层并不意味着道德也同样处于上层。那么，该从怎样的角度去理解士族这一矛盾的倾向呢？我们不如从时代的大背景出发。
众所周知，六朝时代是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时代。土族之所以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和他们世代相续的家族不无关系。在这一点上，同军人、恩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军人和恩幸，是由于军功或者皇帝的私人感情，而获得官职，一代以后，往往就没落了。而六朝的士族，大多是世代为官，包括家族的产业、田地，也通常是世代经营。
既然没有牢固根基，军人、恩幸这些所谓的寒人自然要多聚集财富，享受眼前的富贵，也给子孙多留一些产业。而世代相续的士族，由于几代的经营，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开始便拥有较好经济条件，较方便的任官捷径。对于一些土族来说，自己本就内足于财，为官清廉，既不影响自己的生活，又能获得舆论上的美名，又何乐而不为呢？并且，士族中的个人和整个大家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而家族要保持较高的地位，不仅在政治上需要较高的地位，在经济、文化上也同样需要较高的地位。因此，我们便可理解为什么土族往往一方面占领着大量的田地、山泽，经营殖产，又另一方面为官清廉、赈济贫民，将自己的俸禄财产“散之亲族”。
总之，通过《梁书》中的一些材料，我们知道梁代的官员，不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他们不仅有俸禄，俸禄还相当可观。而且，作为从政人员，他们居然可以进行货殖经营，也就是现代的所谓“下海经商”。姑且不论隐性收入，就连离任时的大大搜刮一笔都可以得到皇帝的原谅。
我们在艳羡梁代官员丰厚收入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们的优渥财富是建立在对国家和百姓的无情压榨之上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当官的太幸福了，百姓们可能就会不太好过。
无怪乎六朝这个脂粉琉璃的时代以奢侈靡靡见称，也无怪乎梁朝大厦经梁武一世而衰，从梁代官员的收入来源，我们也可以好好反思一下历史和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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