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身于普通的农家，13岁中秀才，17岁东渡日本求学，18岁时弃文从武，并改名蔡锷。21岁时以一文弱书生考入号称“东亚将星摇篮”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繁重的学业与残忍的训练面前，身体瘦弱的蔡锷不但没有倒下，而且成绩名列前茅，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中国土官三杰”，得到了日本军界的认可，为国争了光。回国后，蔡锷在广西苦干了5年多，大显身手，在广西新军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位督抚都想得到的将才
1904年10月，蔡锷从军校毕业，意气风发地踏上了回国效力之路，这一年他22岁。蔡锷毕业之时，正是各地大办新政之际，各省的新政都搞得如火如荼。新政的一大任务是筹饷练兵，全国都在大练新兵。蔡锷成绩优异，名声在外，是当之无愧的军事人才，可谓是“炙手可热”，竟然有三位督抚同时要他到自己的麾下效力。回国后的一年间，蔡锷先后在江西和湖南新军中短期任职。1905年的夏天，广西巡抚李经羲上奏朝廷，要求调蔡锷赴广西新军任职；与此同时，刚上任的盛京将军赵尔巽也奏请调蔡锷去奉天（今辽宁沈阳）任职。赵尔巽是怎么知道蔡锷的呢？蔡锷在长沙求学期间，曾写过一篇《致湖南士绅诸公书》，当时赵尔巽是湖南巡抚，因此对这位湖湘少年产生了深刻印象。湖南巡抚端方眼见别人来挖墙角，也不肯放蔡锷，上书朝廷，他要求蔡锷留任。
李经羲求贤若渴，亲自打电报给端方和赵尔巽，说广西地处边境，面对越南，国防吃紧，且封闭落后，急需蔡锷这样的将才来广西编练新军，请二位大人成人之美。而蔡锷认为，相比奉天和湖南，广西有李经羲的信任倚重，束缚较少，更有利于自己开展活动，实现抱负，是最好的选择。于是他便离开湖南，带着十几个学生一起到了广西。李经羲对于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蔡锷十分器重，让他身兼数职，为督练新军效力。蔡锷一到，就被任命为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同时兼任随营学堂总理官、测绘学堂堂长和巡抚部院总参谋官。这一年他才23岁。
整军经武 巩固国防
晚清是一个让中国人不堪回首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至辱至痛的年代，依旧处于中世纪的中国与进入近代化的列强同台竞技，演出了一幕幕难以名状的悲剧！甲午战争后，“戊戌变法”的夭折，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使蔡锷由文士变成了军人。他认识到中国的败局仅凭一腔热血难以扭转，只有修治武备才会改变自己和国家的命运。
当时留日学生中受革命思想影响者甚多，但是蔡锷属于谨言慎行派，不轻易表露心迹，只是加入了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和那些极尽张扬、开口便云革命的一般革命者相比，蔡锷极为务实。在广西的5年可谓兢兢业业，“澹泊明志，夙夜在公”，这8字可以是他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蔡锷在1907年被广西巡抚张鸣岐委任为广西陆军小学总办，这是广西近代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超过了组建广西新军。这是广西军事人才的摇篮，培养了名震全国的战将，“桂系三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都出身于此。
神采奕奕的蔡锷被年轻的学生们奉若神明，都称他是文武双全，仪表堂堂。李宗仁曾回忆到蔡锷骑马的情形，他说：“他骑马时，喜欢先用皮鞭向马身上一挥，当马跑出十几步时，他从马后飞奔而上，双脚蹬地，手按马身，一跃而上。大马已经威风凛凛，蔡锷的身手矫捷，更加惊人。我们当时看蔡将军都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感觉。”
身为陆军小学的第一任总办，蔡锷花费了大量心血。陆小开办初期，因时间仓促，用巡防营的兵舍作为校舍，房屋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而且离河太远，用水也有困难。蔡锷多方勘查，最后勘定校址，将文昌门外、漓江右岸的一片荒地作为新校址，新校园便利于饮水、游泳，而且风景宜人。为了增强学生们的体质，蔡锷安排学生下漓江游泳、练习器械操，他本人也在公务之余来学校和学生们一起练习，为学生树立榜样。蔡锷虽然身体瘦弱，但在日本期间参加了严格体能训练。开始因为身体素质差，力量不足，翻杠、跳远、跳高等成绩均不及格。他以“六经从我开生面，七尺从天岂活埋”来激励自己，发愤练习，直至让师生刮目相看。他此时的单杠和游泳都很出色，能在单杠上进行“大车轮”和潜水。
蔡锷对于陆小的细节也要过问，足见他对陆小的用心。他经常下厨房检查伙食，规定老师要和学生一起用餐，以避免搞特殊化。对于采购学生服装的后勤人员严格监督，力求采购的物品保质保量。学生夏天穿哔叽制服，冬天穿厚呢制服，布鞋、皮靴等一应俱全。在蔡锷的严格要求和精心督办下，陆小的学生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一道风景线，学生们纪律严明、着装整洁、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成为广西新政的代表符号。旧军队的纪律涣散、衣衫不整的兵痞形象开始被扭转，为广西各界称赞。
此时的陆小培养出的学生，军事素质过硬，成绩优异，第一期毕业生升人湖北陆军第三中学，考试成绩居各省之首，每次期考也是广西陆小的学生名列第一。
由于陆小的成功，巡抚张铭岐又在1909年派蔡锷前往龙州接办讲武堂。这对年轻的蔡锷又是一大考验。讲武堂的学生都是巡防营统领陆荣廷和济字营统领龙济光手下的官兵，都属绿营，跋扈散漫，恶习甚多。蔡锷说，讲武堂内“丑态怪状，罄竹难书”，以至于“数月以来，心力交瘁”。学兵营军纪混乱、训练废弛，到底混乱到什么地步呢？据蔡锷讲，学兵营时常打群架，乃至殴打长官，聚众赌博、出手伤人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全营出操的士兵，最多不过几十个人，最少时居然只有几个人。面对一群兵痞，蔡锷只能用猛药。为了严明军纪，不得不用“军箭军棍”，一日撤换的军官达到了20多人，只留下了一个排长，裁汰士兵200多人，这需要极大的魄力，如果这些被裁汰的士兵发生哗变，恐怕难以收场。他自己也说“裁散兵丁两百余人，而毫无声息，亦云幸矣”。蔡锷的“不怕死”也在此得到彰显。
为了将贪懒成性的绿营改造成具有现代思想的军人，蔡锷在龙州成立了武德会，提倡军人武德化，后改为秘密组织“建国团”。蔡锷认为新国家的建立需要军人作为中坚力量，通过改造军人再改造国民。他认为要去除军人的忠君思想，代之以民主共和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实现军人思想上的革命。
蔡锷的军事活动绝不只是局限在学堂中。1907年，为彻底了解边防情况，他曾经与巡抚张铭岐一起巡边，前后总计4个多月，“短衣匹马，巡行四千余里”，跑遍了广西边境的每一寸土地。蔡锷的巡边不是简单看看，而是深入了解边防情况，“于边情地势逐一札记，并草绘略图”。1909年，他又微服人越南考察，制成《越南用兵计划》。
加入同盟会稳健沉着干革命
蔡锷到底是不是同盟会会员呢？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白崇禧的老师、同盟会会员李任仁（广西临桂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建国后历任广西省副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等职务），在他的文章《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中提到，“经黄克强在桂林吸收的同盟会会员，主要有郭人漳、蔡锷、赵声、林虎、雷飚、胡毅生等人”。广西的老资格同盟会会员林虎（广西陆川人，1905年任广西新军管带，之后相继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在《我参加过的辛亥革命的经过》一文中也提到：黄兴于1906年来到桂林联络新军“见形势恶劣，即将平日物色认为同志的九人，由他主盟加入同盟会，九人为：蔡锷、赵声、胡毅生、郭人漳、雷飚、杨尊任、杨祖时、卢慈佛和我”。而受黄兴委派的前往广西进行革命活动的耿毅、何遂也有类似的说法。耿毅在《辛亥革命在广西》中讲道：“何遂等由边防调查回桂的路上，曾经越南的海防到香港，找到了同盟会的主持者赵声和黄兴，黄兴说南宁讲武堂总办蔡松坡也是同盟会的会员，可多与他联系。”何遂在《辛亥革命亲历纪实》中说：“在香港同盟会总部见到了赵声和黄兴。黄兴告诉我们说：‘南宁讲武堂总办蔡锷也是革命同志。’他给了我们一封介绍信，要我们多与蔡锷联系。”袁世凯的机要局长、总统府秘书长曾经披露了1907年北洋幕府搜集的各地重要同盟会员的黑名单，其中广西方面有郭人漳、蔡锷和钮永建，蔡锷的名字后被注明“以军国民会员人会，与郭不睦”。
耿毅、何遂手持黄兴的书信来见蔡锷时，却发现他“表面的样子没有什么革命味道”，对他们的会面要求也置之不理。加之蔡锷是梁启超的弟子，在心里就把他认为是立宪派。
蔡锷刻意与同盟会员保持距离。一是黄兴叮嘱过他“各自分开，各立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些革命青年热情有余，稳健不足，有着严重的革命幼稚病。例如，吕公望、尹昌衡等人于桂林创办《指南月刊》，大造革命声势，被查封。后又改办《南风报》，公然在插图中画出“民族革命”几字，幸亏巡警道胡铭是吕公望的同乡，只是查封了事，未逮捕革命党。还有一次，巡抚张铭岐请尹昌衡、王孝缜等人吃饭，酒酣耳热之际，尹昌衡居然说：“要想中国复兴，满清是不能存在的。”老练的张铭岐却笑着说：“大家不要顾虑，畅所欲言。”之后拿出几支新购的手枪给大家开开眼，结果王孝缜酒后兴起，连放数枪。
张铭岐马上拍手喝彩，连称“壮士”。事后，张铭岐毫不手软，将他们下狱的下狱，驱逐的驱逐。
蔡锷的性格沉着谨慎，行事小心，和那些开口便是“革命”、“排满”的热血青年们不同。他深刻认识到革命需要深厚的实力积累，并不是单靠一腔热血、空喊口号就可以的，他是稳健而老练的革命者。蔡锷行事有计划，出牌有章法，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从事着革命活动。
在1905年，蔡锷刚到广西时就购买了一批枪械，欲乘布政使余诚格为母亲贺寿时起事，后因形格势禁，计划搁浅，这批枪械被密送给宝庆的革命党人。1907年，黄兴扮做和尚、化名张愚成赴广西与蔡锷密会，事后去镇南关发动起义，蔡锷又派岳森运去一批武器。
面对排挤 淡然离粤桂
蔡锷致力于整军经武，积极发展新军，为广西的军事近代化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督抚张铭岐信任，他的职务也是屡屡提升，到1910年时，蔡锷担任广西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兼领学兵营营长。因广西编练的新军第二十五镇（相当于师）移驻广东。蔡锷此时已经是广西新军的最高长官。但是此时他却遭受着新旧两派势力的排挤，最终不得不离开他奉献了5年青春的广西。
1910年夏天，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了，何遂等革命党排挤自己的革命同志——蔡锷。
何遂等人不能理解、认同蔡锷，自认为只有自己最革命。他利用新军扩编的机会，诬告蔡锷偏袒同乡，排挤广西人，利用同盟会驱逐蔡锷，发动干部学堂、陆军小学罢课，学兵营罢操。见达不到目的，何遂又动员师范学堂和政法学堂罢课，同时向巡抚请愿。为了到达驱蔡的目的，居然不惜联合保守派。
虽然朝廷派员查明蔡锷是清白的，但是巡抚担心局面恶化，还是劝他离开。他的伯乐云贵总督李经羲这时数次邀请他去云南任职，最终蔡锷决定离桂赴滇。离开前，他居然还请排挤他的何遂等人吃饭，担心他们年轻气盛，缺乏历练，影响革命大业，以“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为劝诫和警示。
蔡锷是一位务实的革命家，他不是只知空谈的狂狷书生，也不是莽撞的武夫，他是韬光养晦的蔡锷，在关键时刻出手，使得重九起义载入史册，改写了云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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