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研究方法取决于文化的特征。“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黄帝文化虽然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具有作为文化的共同性质，但却有自己的特殊性。黄帝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综合性:历史、神话、传说、祭祀、崇祖、信仰等文化因素经过长期累积而形成了一种综合性文化形态。在这种综合性中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事实与价值相融通。这种特征与中国传统的历史哲学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对具有此特征的黄帝文化应运用历史与价值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一、黄帝文化的基本特征:事实与价值相融通
事实与价值相融通的特征在黄帝文化中的体现是:对黄帝的历史事实探索、历史事实记述和历史纪念活动总是与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价值理想、价值追求融通为一体的。正是在事实与价值的融通中，黄帝成了历史人物与神话人物、真实存在与善美象征相统一的人格形象，从而以黄帝为主题的各种活动(包括对黄帝的考古、修史、赞颂、信仰、祭祀等)也成了事实认知与价值弘扬相融通的文化过程。黄帝文化的这种历史与价值相融合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黄帝叙事中历史记载与神话传说的融通
在中国文化中，黄帝叙事与其他历史人物叙事有显著不同。黄帝叙事的突出特点是事实记述与神话传说相交织。一方面黄帝作为历史人物，有一定的史料依据;另一方面，关于黄帝又存在着许多神话传说。司马迁写《史记》的《五帝本纪》时，已经遇到了史料记述与神话传说相交织的困扰。他说典籍中有着关于黄帝的记载，学者们亦多称五帝，但诸子百家传说中的黄帝已经文学化、神话化，难以完全置信。于是，他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一方面对史料进行梳理。把传说和信史相印证，把不同史料做比较，取同舍异，去伪存真，力求达到记述的真实性。这说明历史记述与神话传说相交织是黄帝叙事中古来就有的现象。远古以来的神话传说虽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历史的影子，但却有很大的文学想象及艺术塑造的内容，不足以为史料根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却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以文学化、艺术化的形式表达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关于黄帝娶妻、黄帝战蚩尤、黄帝梦游华胥、黄帝鼎湖升天等等神话传说，都蕴涵着中华民族深厚的价值意识。具体地说，黄帝娶王母娘娘的侍女嫘祖为妻的神话表达的是人们对黄帝不以貌取人、崇尚勤劳、为民谋利(养蚕、缫丝)的赞美;黄帝战蚩尤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黄帝统一华夏诸邦、实现部族融合，使百姓安居乐业和创制冠冕、舟船、宫室、律历、天文、指南车等伟大功业的赞颂;黄帝梦游华胥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民风淳朴，没有爱憎之分，没有亲疏之别，没有利害冲突和斗争杀戮，天下大治，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的向往;黄帝铸鼎后骑龙升天，成为中央天帝，位居天庭的中央，统领四方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中央权力的期望。由此看来，在黄帝叙事中历史记载的是事实而神话表达的是价值。黄帝叙事是事实意识与价值意识相融合的文化叙事。
(二)黄帝形象中华夏始祖与人文初祖的融通
在中华民族的祖先崇拜观念中，黄帝作为祖先形象，既是“民族始祖”又是“人文初祖”，是民族始祖与人文初祖融合的综合性人格形象。所谓“民族始祖”，是就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缘始祖而言的。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并非仅指今天汉族人的祖先，而是指华夏族的祖先。古代华夏族是一个有别于任何部族的庞大融合体，今天的汉族固然是华夏族的后裔，今天的少数民族也多是古代少数华夏族的后裔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迁徙到边远地区而形成的。所以，今天在中国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都直接或间接承认炎帝或黄帝为他们的祖先，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所谓“人文初祖”是指黄帝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开创者，他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先河，在铸造中华民族文明的历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史传黄帝之前，人们草昧未辟，蒙昧未开。迨至黄帝时代，人们“治五气”，改造自然环境;“艺五种”，“佐五谷，养民人”，发展农业生产;立“礼法文度”，“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建立社会秩序;“兴事创业”，创造器物文明。史载黄帝发明的器物有衣裳、水井、杵臼、釜甑、宫室、牛车、舟楫、弓箭、墓葬、书契等等。当然，这些创制和发明，一是有许多传说成分，不完全是史实;二是“黄帝时之制作”“或恃前人之经验，或赖多士之分工，万物并兴，实非一手一足之烈”［1］，故不能完全归附于黄帝一人名下。如果说，以黄帝为“华夏始祖”还是一种血缘上的“追远”、“溯源”的事实认同的话，那末，称黄帝为“人文初祖”则表达的是一种价值崇尚和价值认同，即对中华文明创造者的崇敬，对中华文化固有的文明创造精神的崇尚，以及对中华文化统一性的认同。所以，在黄帝作为祖先的人格形象中，华夏始祖与人文初祖的融合，深刻地蕴涵着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文化特征。
(三)黄帝纪念中祖先缅怀与道德弘扬的融通
曾子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认为追念祖先的目的不只是血缘上的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为了学习和继承祖先的高尚道德，以优化民众的道德风尚。这种通过祭祖以弘扬道德的思想，在历代纪念、祭祀黄帝的文献中有着充分体现。这些文献在追述黄帝历史功业的同时，莫不对黄帝的崇高道德赞扬备至，称颂有加，也莫不对继承和弘扬祖先的道德高风，表明决心，表达信念。如云:“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韩诗外传》)。黄帝实行德治，修德抚民，“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淮南子》)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果:“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管子》)总之着力称颂黄帝“养性爱民”的德性、“修德抚民”的德治和“修德振兵”的德威，认为其代表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格。于是，历代对黄帝的纪念，就具有了对祖先的悼念缅怀和对伟大道德的崇尚双重意义。正是这种缅怀祖先的事实认识与道德价值弘扬的融合，使对黄帝的一切纪念活动(包括祭祀活动)发挥了传承中华民族高尚道德和培育中华道德精神的重大作用。
(四)黄帝祭祀中民族寻根与价值追求的融通
黄帝的祭祀活动不仅具有缅怀祖先与弘扬道德的意义，还具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祭祀者在民族寻根的仪式活动中表达当时人们的价值追求的重要内容。祭黄活动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无论官祭还是民祭、公祭还是私祭，都在祭词、祭文中一方面追述黄帝伟大的历史功绩，赞颂黄帝的崇高人格，另一方面则同时表达祭祀者在当时所确认的某种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由于不同时期人们所身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人们所面对的历史课题有别，所以历代祭祀中所表达的价值意念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也就是说祭祀黄帝时所阐述的价值追求具有历史性。
例如，朱元璋在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的祭文中表达了他在“遂平暴乱，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之初，期求天下太平的愿望。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在祭文中表达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共产党中央的祭文中多次表示的是“复我疆园，保我族类”“民族复兴，国维孔固”“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等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每次祭祀黄陵，在祭文中都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路线方针作了概括地表达，例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祭文中反复申述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80年代的祭文中表达更多的是“改革体制”“活跃经济”“加强法制”“发扬民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世界和平”等观念;90年代的祭文则以“以德治国，团结自强;艰苦创业，团结兴邦，与时俱进，同奔小康”为主题。新世纪祭文中则突出了“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精神。不难看出，历代祭黄帝陵的文化活动，既是对祖宗的缅怀、民族的寻根，又是对民族价值追求、价值理想的表达。充分体现了黄帝文化中民族寻根与价值追求的相融合、历史传统与时代价值相贯通的鲜明特征。
“黄帝文化”所具有的这种事实与价值、事实认知与价值追求相融合的基本特征，决定了黄帝文化特别是黄帝祭祀的独特意义。这就是:以黄帝为主题的文化活动不仅是中华民族对民族生衍历程进行历史探索、历史研究、历史考古的历史认识活动，也不只是一种“慎终追远”的祖宗寻根和祖先认同活动，而且还是一种寄托民族美好理想，崇尚民族文明创造，弘扬民族优秀精神，表达民族历史使命和发展理念的价值追求活动。它通过在史实中寻求价值、用历史以关注现实、借祖先以激励后代的方式，在世代连续不绝的过程中，不断地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民族血脉，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锻铸和培育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
二、黄帝文化特征形成的思维方式:历史规律探索与价值理想追求相融合
在自历史观从以“神意为本”的天命史观转向以“人事为本”的人本史观之后，中国哲学家、史学家大都运用价值追求与历史规律探索相融合的思维方式来说明历史的本质和历史的发展。其代表性的观点有:
(1)道德价值与历史的融合。夏殷统治者把天命神意视为人的主体意志不可改变的历史决定力量，周初的统治者在灭纣伐商的过程中，多少认识到了人在历史变革中的力量。他们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的观点，认为历史并非绝对地由天命决定，“人德”对历史发展有重要作用。这种“以德配天”观点蕴含着客观的神秘天命和主体的现实道德价值相融合以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就是说统治者有好的德行，能赐惠于民，就会得到民心的支持，进而也会得到天命的辅助。尽管“天命”这种神秘的必然性与客观规律有性质上的不同，但这种以“德”为枢纽将“天”与“民”相贯通、相联结的历史观，为以后的思想家将价值追求与历史法则融合起来考察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它是哲学史上价值与历史融通的最初形式。后来儒家把历史的演变与道德价值的转换结合起来的思路，就是对这一观点的发挥。
(2)生存价值与历史的融合。把生存价值与历史规律相融通的代表人物是唐代的柳宗元，他通过对“意”和“势”关系的讨论表达了这一思路。柳宗元认为历史发展有着“不得已”的客观必然之“势”。例如，“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封建论》)，而后代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在柳宗元看来，历史发展之“势”并不是脱离人活动的外在力量，它表现了人类对生存价值的追求。柳宗元把人们这种对生存价值的追求叫做“生人之意”。他说，由于人们的生存价值追求，引起了获取物质资料的斗争，而正是这种斗争造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可见，历史之“势”，实质乃是人类为满足生存需要、维护生存价值而进行主体活动表现出来的必然趋势。历史之“势”，虽不由“圣人”的个人之“意”支配，但却“受命于生人之意”，(《柳宗元之集•贞符序》)因此，某个杰出人物(“圣人”)要在历史上发挥作用，不在于“穷异以为神”“引天以为高”，而完全在于“心乎生民”，做到“利于人、备于事”(《柳宗元集》卷二、卷十九)。柳宗元这种“生民之意”“成势”的观念，鲜明地体现了价值追求与历史法则融通的思路。
(3)公义价值与历史的融合。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继承发展了柳宗元的“生意成势”观，提出了“人之所同然者即为天”(《读通鉴论》卷七)的光辉命题。王夫之所谓的“天”，即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势”)和必然规律(“理”)的统一。“理依于势”“势中见理”“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天”即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的总称。王夫之所谓的“人之所同然”，“民心之大同”即民众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意向或普遍认同的价值，大体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公义”———人们普遍认同的道义。由此不难看出，王夫之“人之所同然者即为天”“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的观点，体现了把历史客观法则与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公义)相融合的思想。更值得重视的是，王夫之对公义即“人之同然”“心之大同”的基础作了深刻揭示。他认为，“同然”“同心”的基础乃是“欲之所得”，即人们共同的物质生活欲求的普遍满足。他说:“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这显然是对柳宗元“生民之意”的进一步发展。于是，普遍的价值追求和普遍的物质利益需要的满足与历史的客观规律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从“以德配天”到“生意成势”再到“同然即理”，既表明了中国传统历史哲学关于历史与价值融合的思维方式发展的主要环节，也体现着中国传统历史哲学思维方式的核心意蕴。而正是在这种历史哲学思维方式的长期支配下，才逐渐形成了黄帝文化的基本特征。
三、黄帝文化研究方法:历史研究与价值研究相结合
“黄帝文化”所具有的这种事实与价值、事实认知与价值追求相融合的基本特征，以及它所体现的历史哲学思维方式，进而决定了黄帝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即把历史研究与价值研究结合起来。以价值观念为导向研究历史真实，以历史资料为基础，阐释价值观念。在思考历史问题时，不脱离价值意义;在讨论价值问题时，不脱离历史根据。
1．考察关于黄帝及其活动的历史事实时，应充分注意历代积累的历史记述中对黄帝的道德称颂、功业赞美和人格崇尚。要看到这些记述虽有一定史实根据却不等于是历史原貌。而是有浓厚的价值化色彩，真和善是交织在一起的，有的甚至是以善蔽真。
2．在研究黄帝的道德化、价值化问题时，要看到黄帝的美化并非完全是史学家主观赋予的，而是有其史实根据。这些史实不一定全部书写在史书中，而更多地通过口头传说保留下来。完全依据史书、史料还原黄帝原貌是简单的片面的。
3．黄帝文化中的价值因素，有一个长期积累过程。不同时代赋予黄帝文化的价值含义具有不同特色。黄帝文化本身就是历史性的。价值积淀和历史演变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4．黄帝的史实真相，随着时代的久远日益模糊，人们对黄帝史实的求索也日益困难，而黄帝文化中价值的历史积淀内容却日益深厚，黄帝作财务管理论文为“人文经济研究期刊号初祖”的价值象征意义却日渐重要。运用历史与价值相结合的方法研究黄帝文化，有助于我们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正确而充分地发挥黄帝文化的伟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