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蜀自然风光与山水田园诗
巴蜀地区优美、独特的自然风光是诗歌创作的首选。中晚唐时期，朝廷疲敝，政治衰微，文人雅士们仕途屡遭不顺，心中多有郁闷；避难至蜀地以后，一看到这里俊美的自然风景，便顿时感到前所未有的闲适和恬静，寄情山水、超离世俗的情怀也油然而生，他们的诗歌多表达对远离尘世喧嚣的巴蜀地区的山水景色的喜爱和赞美。乾元二年（759年），“诗史”杜甫从秦州避乱来到蜀地，被巴蜀地区别致的自然风貌深深吸引而不能自拔，遂作诗一首，名曰《成都府》：“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7]来到蜀地之前，杜甫曾在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生活过，这些地方四季分明，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则寒气逼人。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杜甫面对巴蜀之地旖旎的风光，情不自禁地写下两首山水田园诗，名曰《水槛遣心二首》。第一首诗的开头两句“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描写了杜甫自己所居住的草堂周边的环境，说草堂不仅远离城市的喧嚣，而且周围也没有村落，因此能够放眼远眺；之后四句“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7]则是对草堂周围的景色的细腻刻画。第二首诗先对巴蜀地区多雨的气候进行叙述，“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7]，正因为温和多雨，才产生出后两句中“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的景象；通过诗的后四句，“不堪祗老病，何得尚浮名。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7]，杜甫表达了自己沉浸在大自然的山水之中而对功名利禄早已厌倦的情怀。类似地，诗人韦庄的《雨霁池上作呈侯学士》也是一首赞美巴蜀美丽风光的绝佳的山水田园诗：“鹿巾藜杖葛衣轻，雨歇池边晚吹清。正是如今江上好，白鳞红稻紫莼羹[8]。”整首诗语言纯朴、平实，乡里气息浓郁，读来令人心旷神怡，颇有身临其境之感。描绘巴蜀之地俊秀风光的山水田园诗是蜀地诗人创作的主流，他们大多在游赏风景胜迹时有感而发，寓情于景，寄情山水，借山川美景表达自己超然脱俗的高尚品格。
（二）巴蜀浓郁的地域气息勾起诗人客愁情结
由于巴蜀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大多数情况下诗人们是为了躲避战乱才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蜀地，而在入蜀之前，他们大都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心理状态普遍不佳；来到蜀地之后，感受到这里与家乡迥异的文化和生活状态，更容易勾起客愁情结。当黄昏来临，年迈的杜甫因远离家乡、客居蜀地而乡思尤甚，在嘉陵江边独自落泪，“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又睹巴蜀这与家乡全然相异的景色：“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更感到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最后道出“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天边行》）[7]的苦水。“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至后》）[7]，巴蜀的梅花已经含苞欲放，杜甫睹物思情，不知远在洛阳的兄弟可否安好？李商隐客居巴蜀时，目睹巴山夜雨的景色，触景生情，十分想念远在长安的妻子，遂作诗《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5]晚唐诗人郑谷长年在外，命途多舛，尽管身在巴蜀，但心始终留在家乡。在《通川客舍》中，开头一句“奔走失前计，淹留非本心”首先对自己奔波劳苦的一生感到遗憾，也说客居巴蜀并非自己的本心，而“渐解巴儿语，谁怜越客吟”是说在巴蜀之地呆得久了，已经逐渐能够听懂这里人们讲的方言，但却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自己的家乡话了，道出自己客居他乡的悲苦和对故乡的怀念，末句“黄花徒满手，白发不胜簪”则将内心的哀思更加形象地表达了出来[9]。郑谷最著名的思乡怀远诗要数《渠江旅思》：“流落复蹉跎，交亲半逝波。谋身非不切，言命欲如何。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9]。”竹枝歌是流行于巴蜀一带的民歌，作为外乡人的郑谷，每天晚上都听得到这富有巴蜀特色的民歌，更增加了怀乡的伤感。诗人生逢乱世而流落他乡，家乡熟识的亲戚朋友大半已经过世，自己也已渐渐老去而无所用，读罢此时，无尽的悲凉之感顿时涌上心头。郑谷一生曾多次踏入巴蜀之地，蜀中诗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部分，其中尤以“凄凉”为主要风格。
（三）唐诗中的巴蜀宗教文化
巴蜀民族悠久的历史积淀为我国本土宗教———道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并且，由于巴蜀地区重峦叠嶂、与外界近乎隔绝的地理环境，使得产生于东汉时期的道教思想得以薪火相传、源远流长。道教思想糅合了我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和流行于民间的神仙法术，而以长生不老为终极目标。唐代时期，富庶的巴蜀地区道观林立，大批道士云游蜀中，求仙问道之风盛行。许多蜀中文人不仅同道士相交甚好，而且也积极学习、了解道教思想，并常常在诗赋中表达自己慕道求仙的意愿。例如，在《池上》中，郑谷就曾发出“谁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权门扣道门”（《自遣》）的狂语，并明确表示“仙山如有分，必拟访三茅”[9]；唐求经常前往青城山问道，并在范贤观前题诗“数里缘山不厌难，为寻真诀问黄冠”（《题青城山范贤观》）；张令问在《与杜光庭》中更是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对道士生活的羡慕和向往：“试问朝中为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壶美酒一炉药，饱听松风清昼眠。”[5]韦庄在游赏道观、寻求仙道时也作有《题许仙师院》《尹喜宅》等诗歌作品，都表达了自己对道士生活的向往。巴蜀人士崇道热情颇高，道教中许多仙人、仙境也常常成为巴蜀文人诗歌中的意象。阳春三月，当郑谷漫步郊野，看到婉转歌唱的黄莺时，便顿时联想到了传说中的仙女麻姑，遂作《黄莺》一诗，云：“春云薄薄日辉辉，宫树烟深隔水飞。应为能歌系仙籍，麻姑乞与女真衣。”[9]在《鹤》中，郑谷第一句便提到了得道后驾白鹤升天的王乔：“一自王乔放自由，俗人行处懒回头。”[9]韦庄诗云：“只应汉武金盘上，泻得珊珊白露珠”（《白樱桃》）[8]。巴蜀文人的诗歌中类似的意象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这些“神仙化”的意象和意境，可以看作是诗人自己内心世界的反映。晚唐社会世风日下，现实世界的痛苦和折磨已然让他们凌乱不堪，他们希望能够在精神世界找到安慰和寄托，而巴蜀的道教思想中对超脱现实、修炼成仙的追求恰巧可以给诗人们以心灵的慰藉，让他们忘记现实世界的不顺与苦闷，而寄心于道教所描绘的“神仙世界”中。巴蜀地区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地方，不仅发源于本土的道教思想能够广为流传，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也畅通无阻地传播，并备受推崇。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就已经在巴蜀地区传播开来，到了唐朝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中晚唐时期，巴蜀之地名僧云集，寺院林立，香火十分旺盛，诗人们也大多跟僧人往来密切，这在他们的诗文中有鲜明的体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有云：“唐人之诗，大略多为僧咏。”[10]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诗人韦庄就在《洪州送西明寺省上人游福建》中记载了自己与僧人的交往：“记得初骑竹马年，送师来往御沟边”[8]。欧阳炯则在长诗《贯休应梦罗汉画歌》中以“形如瘦鹤精神健，顶似伏犀头骨粗”的诗句将高僧贯休描写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李洞在《题竹溪禅院》中对竹溪禅院周边的环境进行了细致地刻画，营造出一种寂静悠远的意境，最后发出“三境通禅寂，嚣尘染著难”[5]的感慨。除了在诗文中描写僧俗交流的情景之外，巴蜀文人自身也深受佛经思想的影响而对人生有所感悟。张蠙在《观江南牡丹》有“举世只将华胜实，真禅元喻色为空”[5]，借描写牡丹阐发自己对佛法的见解；郑谷在《忍公小轩二首》中感叹道：“旧游前事半埃尘，多向林中结净因[9]。”诗中贯休借巴蜀美丽的自然风景暗喻佛法中所讲述的人生哲理，可谓恰当。晚唐时期，避难入蜀的诗人大多心中郁闷，难以排解。而当他们与以“脱离苦海”为宗旨的佛教思想邂逅时，往往有所启发，体会到佛法里“诸行无常”、“诸行皆苦”的真谛，并逐渐摆脱尘世烦恼，对人生有全新的认识，因此才能够创作带有丰富佛教思想内涵的诗文。晚唐时期避难入蜀的诗人们是不幸的，这种不幸由社会大背景造成，他们自己也无法改变；然而他们又是幸运的，巴蜀民族以开放的姿态欢迎他们的到来，使得他们既能够在慕道求仙的过程中找到心灵的寄托，又可以在听闻佛法中得到解脱。巴蜀民族以其独特的地域魅力吸引了大量外地诗人入蜀，在这里，巴蜀文化为诗人提供了灵感，掀起唐代诗歌创作的新高潮。与此同时，诗人们也给巴蜀文化带来全新的气职称论文期刊息，极大地促进了巴蜀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作者：张红 单位：中山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