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南原生态文化旅游模式转型的重要性
近年来，云南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和产业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云南模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随着西双版纳、大理、丽江、腾冲等文化旅游发展成熟地区世界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县域间发展不平衡、生态危机、产业结构优化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可以说，云南文化旅游发展面临的瓶颈也是我国其他省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瓶颈。云南又是以高原盆地为发展中心的山区半山区省份，在128个县中国家级贫困县就有73个。云南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省份，根据云南省统计局网站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云南全省普查实际登记人口中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978.6万人，占总人口的64.80%。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6月26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的。可见，云南与全国城镇化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在今后我国推进城镇化的工作中将面临巨大压力，云南农村发展直接关系到云南城镇化进程。
二、BOP理论的内涵及对农村现代化的启示
贫困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普遍性问题。我国发达省份和城市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落后省份及欠发达地区仍处于贫困的非洲与亚洲国家水平，区域差异巨大。贫困的多维度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包含了教育、文化的贫困。世界银行在界定贫困时包含了从物质到社会、精神、文化的缺乏。此外，国际劳工组织、欧洲经济委员会及世界各国均对贫困的界定、标准、类型、测度等做了基本研究。贫困经济学则对贫困现象的产生原因、发展及规律进行理论分析，主张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马尔萨斯从理论上首次提出了贫困问题；马克思则从私有制与生产关系揭示了贫困的根源。纳克斯、纳尔逊、缪尔达尔等人都认为，贫困会陷入恶性循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循环积累性的不均衡发展关系，即收入水平的循环累积，只有从权力、土地、教育等各方面进行改革才能实现收入平等。舒尔茨《贫困经济学》提出建立贫困经济学，随后提出人口素质对改善贫困的决定性作用。刘易斯更关注文化贫困对人格塑造的影响，布尔迪厄从文化资本的角度对贫困现象进行了分析。诸多贫困问题研究及反贫困策略的提出，几乎都是立足于通过制度设计、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等指向农村及城市贫困人群的解决路径，BOP理论则逆向提出了一个穷人自身摆脱贫困、创造财富的理论。BOP（Bottomofthepyramid）理论即金字塔底层财富理论，是著名管理思想家、商业大师、“核心竞争力”概念的提出者C.K.普拉哈拉德在其2004年的著作《金字塔底层的财富》（TheFortuneattheBottomofthePyramid）中对世界贫困群体及贫困问题解决方案的研究理论。该理论推翻了世界经济的传统思维，提出了一项非常简单却极具革命性的主张，即如果我们不再觉得穷人是受害者或负担，并且开始将他们视为灵敏的、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和有价值意识的消费者，那么每天生活在2美元贫困线以下的“40亿穷人可以成为下一轮全球贸易和繁荣的引擎，他们可以成为创新的源泉。为BOP的消费者服务，需要技术、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它将要求大公司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当地政府合作”。他所提出的贫困问题解决方案是一种“共同创造过程”，是大公司、小公司、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开发机构和穷人共同创造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穷人自己愿意去实验、去学习、去改变。他讨论了中国、印度等国家购买力问题，指出如果将中国、印度、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南非和泰国这九个国家合在一起，那么其人口占了发展中国家人口的70%，GDP占了发展中国家总体的90%，比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诸国的GDP总和还要大。他认为，就购买力而言，“每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人是无法与发达国家的人们相比的。但是凭借其巨大的规模，穷人却代表着重大的、必须被释放的潜在购买力”。同时，他对印度孟买郊外小镇达拉维的研究数据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穷人也时常生活在高成本的生态系统之中，达拉维的贫困惩罚（povertypenalty）竟然高达富人支付同样服务的5-25倍。这种贫困惩罚是全球性，虽然各国的程度不同，造成贫困惩罚的原因是“当地的垄断、不充分的获取渠道、差劲的配送和强大的传统中介，而大规模私营部门经营活动则能够解除这种贫困惩罚”。有组织的私营部门拥有规模、经营范围和管理优势，能够带来效率。BOP理论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其中Karnani教授认为金字塔底层没有财富，对于大部分的跨国公司来说这个市场实际上是相当小的；消除贫困的唯一方式应该是将穷人看作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Hart教授则试图将穷人视为商业伙伴和创新者，而不仅仅是潜在的生产者或消费者。这两位学者从不同层面补充了普拉哈拉德的BOP理论，进一步完善了立足于穷人与贫困地区自身发展内生机理的研究，对学习和借鉴该理论十分有价值。
三、基于BOP理论原生态文化旅游模式转型的必然
BOP理论为中国、印度等有广大农村地区及大量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革命性的理论，那就是尊重本国人民，尤其是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与发展需求，重视他们潜在的巨大创新能力，他们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也是实现扩大内需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由于原生态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同时也受制于农村经济及基础建设的落后，当前文化旅游产业主要是依托城市、借助县域经济优势、辐射资源原生地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实质上仍然是以城市经济发展为主体，对已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城镇有明显的集群效应，资源原生地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得到的实惠和补偿很少，不仅未能真正获得公平的全面发展机会，甚至对资源原生地造成资源掠夺和生态破坏，农村将再次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牺牲品，承担社会转型的代价。本文所指的原生态文化旅游模式转型是指在产业融合的环境中，结合BOP理论即金字塔底层财富理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结构调整应从以城市为中心转向以农村为中心，发展多层次文化体验与原生态旅游模式，既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又充分利用农村自然与人文资源，使处于BOP（金字塔底层）的农民摆脱贫困，真正向产业工人及企业家转化，推动农村城镇化的良性发展。
四、原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模式转型的策略
转型后的原生态文化旅游模式应该是在友好生态基础上完成农村现代性转化的模式，一种可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就地转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型业态。具体而言，就是文化旅游产业布局转向资源原生地，以农村为中心、县域为主体、覆盖城乡地区的多层级体验式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一）围绕文化旅游资源优势，转移发展重心
获得发展机会才能摆脱贫困。普拉哈拉德对BOP市场本质的研究推翻了传统经济思维的占优假设———穷人没有购买力，因此不代表一个可以开发的市场。他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BOP代表着重大机遇。他的理论坚定了穷人改变自身命运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云南是我国贫困人口较多的省份，山区占全省总面积的94%，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境一线、“三江”沿岸地区。边远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存良好、民族风情独特，而乡村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多处于经济欠发达或贫困状态，云南贫困区与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区重叠度达80%以上。因此，发展云南原生态旅游客观上就必须以资源原生地为中心来布局，真正让乡村获得发展，才能彻底改变在资本主导原则下资源破坏性开发和强迫式的经济掠夺。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不断取得突破，正如BOP理论所指出的那样，为BOP人群提供条件，要改变为穷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方式。为BOP的消费者服务需要技术、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还应该包括大力推动金融资本为农村市场服务。BOP的市场开发会创造数以百万计的新型草根企业家。
（二）建立多元融资体系，设置原生态旅游景观
有研究者就顾客对台湾的农村景观变化的反映，描述了乡村景观的变化：经历了农业的衰退，政府资助转向乡村旅游，使得景观迅速从农场景观转变为以娱乐为导向的景观。这项研究主要针对宜兰县东山河盆地的视觉景观变化的特点，以及这些变化对游客的景观偏好的改变。研究者使用一种被认可的九种特色景观模型，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者认为农业景观比旅游景观更能代表历史、自然和生活的质量，但是在管理、障碍和视觉规模上的质量却不及旅游景观。相对于农业景观，他们也比较偏向于旅游景观。因此，应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原生态文化旅游投入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对农村基础建设进行符合农村长期发展的规划，真正规划出生态友好型的新农村；加大资金投入，多渠道引进资金，大力推动民间资本进入原生态文化旅游市场；设置既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景观，又能保证以原生态资源保护为前提。
（三）注重体验式产品开发与创新
原生态文化旅游体验强调回归人类生存的本真状态，不仅包括具有田园生态景观体验，而且还包括传统乡村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等精神文化体验，其中真实的乡村田园景观和乡村旅游目的地民俗文化的真实性是乡村旅游体验的核心。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表明，个人体验成为产品营销的核心，而个人的体验需求是千差万别的，消费过程中的体验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要满足消费者需求，首先要尊重个体差异，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消费群的需求；其次要创造体验环境，引导和培养消费者体验。原生态文化旅游正是将旅游消费者置于一个回归人类起点与人性本真的生态场域中，完成一场既融入共同体验又满足个体差异的体验历程，为消费者创造出值得回忆的感受。
（四）保持原生态文化环境的发展模式
乡村原生态旅游热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对人性回归的渴望。然而，现实中农村要么畸形发展，破坏了其原生态文化场；要么落后与脏乱成为一个让人心痛的现实，回归故乡的人们不仅没有舒解乡愁，反而让许多人感到巨大的担忧，激发了改变农村现状的责任感，引发了当下一些知识精英的“返乡潮”。例如，原台湾东吴大学物理学教授、博士郭一中夫妇辞职举家扎根在合肥小团山，在原本的荒山上建起了有机农庄。长期关注和研究“三农”问题的温铁军一直致力于推动乡村建设和“下乡”青年试验项目。他坚信，加快城市化的后果首先是生态环境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即使实现了55%的城市化率，届时中国仍会有7亿至8亿人生活在农村。中国的城市化率再高，也不会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农村的发展问题一定要将发展目标转向农村，以保持原生态文化环境为前提，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转变。
（五）建立城乡统筹发展的立体规划
2013年8月，《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旅游强省的意见》提出推动旅游产业由主要发挥经济功能向发挥综合功能转变，实现云南由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的新跨越发展思路。从整体结构布局来看，立体规划了“做强昆玉红旅游文化产业经济带、做精滇西北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做特滇西边境旅游区、做优滇西南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旅游区、做深滇东南喀斯特山水文化旅游区、做大滇东北红土高原旅游区”。其中，还强调了围绕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提出以新农村建设为依托，加快推进200个旅游特色村的提升改造，着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具有较高水平的民族特色旅游村寨和乡村旅游点，解决农村人口就业，增加群众收入，统筹城乡发展。从云南省政府层面大力推动的这一决策来看，云南要想从文化旅游大省转型为文化旅游强省，必须将云南文化旅游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转型的整体规划深度结合，建设一个覆盖城乡的生态模式，真正使云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显然，云南文化旅游模式的转型对全国其他地区将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作者：杨晓鸿 单位：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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