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tAnthropology）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子集，在西方已经发展成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前，在中国这一学科仍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女性主义人类学不仅研究女性，更侧重研究社会性别以及社会性别在人类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描写女性眼中的世界，分析男女两性的关系。[1]其研究方法没有局限于传统人类学的方法和手段，而是包含了跨学科的各个方面，采用多元、多学科的理论框架，运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形式和手段以及社会性别这个不断在扩展的概念，使研究范畴和方法愈来愈广泛，愈来愈具有包容性。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女性主义人类学再现不同的声音并证明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学术地位。在学术思潮上，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与妇女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社会性别研究、社会性别人类学研究是一脉相承、相互交融的。其目的是，探寻什么是较合理平衡的社会性别关系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当前，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们不断拓展其研究视野和范围，努力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非西方国家的研究者们在构建学科的同时，努力将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理论和各种后现代思潮本土化，探讨西方的理论是否局限了跨文化视角下对女性及社会性别的多种内涵和意义理解。对女性主义人类学发展历程的梳理与研究，有利于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成果，以跨文化的视角认识不断变化中的社会性别观念、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平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内在含义。但是，借鉴不等于照搬，西方在这方面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社会性别的研究在英语地区的研究成果远远多于其他地区，实际上即使是在英语地区内部的研究也存在不平衡，美国的研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地区。[2]对于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历程研究，并不是为了复述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模式，而是尽量把它当作一个事实、一种存在或一个文本来叙述和评议。在深入分析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先锋著作和文章的同时，有意识地观察、探讨中国人类学家、女性主义学者在研究中展现的社会性别视角、分析中国社会中的社会性别关系，以求达到一种历史的、动态的理解与认识。本文中，笔者将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848年至1920年，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
我们可以把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先驱分为三类：默默无闻的女人类学家、所谓“不专业”的先知先觉者和声明显赫的女学者。早在女权主义运动爆发之前，许多女性人类学家、男性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妻子们的研究成果就已经陆续发表。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些具有开创性并填补空白的研究成果的价值并没有显现出来。1848年，美国正式发起了女性选举权运动，并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福斯尔举行了首次会议。19世纪后半期，女性选举权运动在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国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1920年，美国宪法第19次修正案批准了全国范围内的女性选举权。这一时期，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这一阶段，人们不断地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自身进行着全方位的研究。尤其是体质人类学家对人类这个种群做了多项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向公众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生理性别对个体的社会角色起决定作用”。女权主义者试图将女性的声音纳入体质人类学的范畴，从女性的视角来分析这一结论，这为人类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为之前的人类学家往往是男性，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男性，所以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男性，对女性的理解仅限于自己的臆想、猜测或是男性想当然的认为女性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一位名为埃尔西•克鲁斯•帕森斯（ElsieClewsParsons）的女性发挥了根本性作用。1899年，她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之后她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其研究领域转向了人类学。帕森斯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鼓励人们以新的方式思考自己的经历和生活。同时，她还认为人类学应是所有自由教育的一部分，这一观点进一步推进了那一时期的教育改革。帕森斯的一些女权主义观以及对社会文化规范决定因素的独到见解深刻影响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她利用自己的财富建立了《西南社会》（SouthwestSociety），她还认购了《美国民俗杂志》（TheJournalofAmericanFolklore）。同时，鼓励并资助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等优秀女人类学家，并在她们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这些都为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成功孕育奠定了基础。紧接着的主导人物是爱丽丝•弗莱彻（AliceFletcher），她是第一代专业人类学家中的一员，也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职业岗位的女性人类学家，主要致力于美洲印第安纳人的仪式和音乐研究。与帕森斯一样，弗莱彻也是一名积极的改革者和活动家。[3]彻致力于研究平原印第安人，但她对妇女选举权问题非常感兴趣，帮助妇女社团创办了妇女进步协会（the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Women）。[4]在英国人类学领域，马林诺夫斯基的女学生菲利斯•凯博蕾（PhyllisKayberry）是女性人类学家的先驱者，她研究的主要方向是特殊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妇女地位。凯博蕾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主要工作便是探究男性和女性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她在《草原上的女性》（WomenoftheGrassfields）一书中针对性别关系开展了一项系统性调查，书中重点讨论了女性的劳动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揭示在经济发展中人们往往忽略了女性所做的贡献。[5]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关心女性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人士，尤其是专业的人类学家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生理性别并不能决定个体的社会角色。女权主义者为女性争取到的选举权，为女性的政治地位的改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一批专业的优秀女性人类学家正在慢慢成长起来。
二、1920年至1980年，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产生阶段
女性人类学家注意到之前的民族志里处处充满了男性意识的偏见，人类学家多数是男性，在做田野调查时总是有男性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概念，“理所当然”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主导，完全忽视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组织中，女性与生产经济活动的联系，这使得早期的民族志无法真实描述田野工作地点的文化与习俗。女性人类学家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报告中，女性的行为开始同男性的行为一样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并有相关描述，开始努力记录女性的各种活动和经历，展现女性的内心世界。1928年，著名的女性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ofAgeinSamoa），此书创作之初，她将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问题是不是人类所共有的，如果不是，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这种青春期躁动等问题带去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经过细致的田野工作后发现，这里的居民文化中根本没有青春期这一概念，对儿童成长为青年的这一过程在当地文化中也没有受到关注。[6]这本著作成为人类学“文化决定论”学派的一面旗帜，人类学这一学科开始在美国大众中深入人心。1935年，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andTemperamentinThreePrimitiveSocieties）出版，分别对居住环境完全不同的三个原始部落人的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细致的研究与比较，用扎实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力图探索社会对男女不同的行为规范到底是文化因素还是生理性别因素造就的，并从深层次研究了社会中所谓的“正常行为”与“不正常行为”。这本书的结论是，男性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同气质并不是由人们的生物性特征决定的，男女不同的性别气质根源于社会的文化建构，在一个社会中那些被人们认为的不正常的社会行为主要是因为不符合该社会文化的期待。[7]米德的这两本书不仅在普通大众中广受欢迎，而且奠定了性别的文化决定论。用翔实的人类学民族志再现了社会文化（而不是生物性别）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此时的女性人类学家将性（sex）与社会性别(gender)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之前这两个词是可以通用的。女性主义学者们认为，性由生物学决定，而社会性别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概念。这一时期的一些概念通常使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划分，比如，性与文化、男人与女人、工作与家庭。这样的划分法不允许术语间存在重叠。米德为二元对立的划分法做了重要贡献。她主要研究的是文化多样性，这也使得她可以摒弃偏见，理解“自然”（natural）这一概念对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性。米德是女性主义人类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创作了很多人类学方面的作品，研究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并分离了控制人类行为和个性发展的生物和文化因素。[8]1949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的代表作《第二性》（SecondSex）出版，这本著作指出，一直以来，女人这一概念都是由男人定义的，女人只有去打破这个定义，才能让男人定义而产生的风险远离自己。[9]1963年，“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之母”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FeminineMystique）一书出版，她在书中讨论了在家庭内部性别所扮演的角色，并对现代女性是否会满足于传统角色这一问题提出质疑。[10]这两本著作对人类学和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两本著作引发了1974年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大讨论。这次讨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是，米歇尔•罗莎（MichelleRosa）把男女不平等现象归结为男女分别活动在公共范畴和家庭范畴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这种男外女内被片面地理解成男尊女卑。露西•斯洛克姆（LucySlocum）认为，过去的人类学研究主要以男性为主，以欧洲为中心，所以存在偏见，批判了男性狩猎论（man-the-hunterhypoth-esis）即，基于生物学差异而导致的工作和角色的简单分配理论。[11]路易斯•兰菲尔（LouiseLamphere）认为，女人、文化和社会这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做田野调查时必须进行更大系统的分析，以理解性别之间的不等关系。[12]简•科利尔（JaneCollier）和西尔维亚•亚娜基萨科（SylviaYanagisako）深入分析了社会性别的构成。葛尔•罗宾（GayleRubin）认为必须将性别问题搬到人类学层面上来讲，并且引入了“性别与社会性别系统”（sex/gendersystem）这一女性主义人类学概念。[13]谢里•奥特纳（SherryOrtner）认为，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现象，根源在于意识领域里女人被看作是自然，男人被看作是文化的象征，文化总是高于自然，自然从属于男性。[14]在这次广泛的大讨论以后，女性学的研究（women’sstudies）正式成为了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tanthropology）。[15]
三、1980年至今，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的议题得到绝大多数妇女的肯定，在个人和集体诉求上成为普遍接受的话题。[16]在为数众多的国家中，女性领袖不仅是该国优秀的政治人物，甚至已经成为民族与发展的共同象征。虽然大多数女性从政者依然是在父权政治的构架中从事政治活动，但是，作为女性的模范样板，她们对社会禁忌的破除与对年轻女性的冲击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人类学学术界就不难发现，在所有批判理论中，女性主义人类学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20世纪末，女性主义人类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各种思想的影响。开始研究后现代话语，鼓励人们评判政治，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社会经济地位等，认为这样是女性多元化范畴的重要特征。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后现代阶段承认所有女性的需求和经历均不相同，所有理论均受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研究者将目光集中在生产与工作、生育与性行为、性别与国家这三个问题上。[17]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后现代阶段提倡解构“男性”和“女性”这一对二元范畴，既不要男尊女卑也不要女尊男卑的二元结构，而是建立一个包含两性特质的、多元的、涵盖一系列中间色的色谱体系。后现代女性主义人类学既是解构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它要解构的是原有的概念、意识形态、路径和方法，它要建构的是新型的社会性别关系。后现代女性主义人类学重视妇女阶级、种族、文化和人种的不同，凸显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和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以及女性所处的“他者”的地位。这比仅仅把女性看作被压迫的、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具有更多的含义，这种反本质主义立场超越了以往的一切辩论，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第一，实践理论。简•科利尔（JaneF.Collier）指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个概念，必须通过个体与社会复杂整体之间的实践关系来理解，所有社会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实践。[18]实践是由真实的人所做的真实的事，文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实践，应当研究人类如何表现，而不是考虑他们身上具备的品质。这是对涂尔干的神圣与世俗观点中认为女性不具备象征性地位的驳斥。此外，该理论还对如何再现系统提出了质疑，因为系统之间存在不平等、不稳定以及矛盾问题，所以不能将所有事物都用二分法进行划分。第二，关系结构理论，作为一种反文化女性主义的观点得到发展，该理论认为女性不应该穿上西装进入男人的世界，而是应该改进其内在本质与积极性。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包括玛丽•戴莉（MaryDaly）和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Rich）。批评文化女性主义忽略了那些创造出价值的压迫力量。最终，形成了一种“消极女性主义”（negativefemi-nism），这一理论撕裂了概念而不是建立概念。[19]第三，表演理论，该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关注生产力，不强调话语意义，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认为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存在利益竞争和不同优势之间的竞争，所以女性和男性的地位会不断发生变化。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lter）的《性别麻烦》（GenderTrouble）认为性别角色及特征是表演的结果，人们的衣着、行为举止都是表演的道具，社会又将此固定成社会性别模式。因此，打破男权制度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男女混装”这类手段消除男女两性的社会分野。[20]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当人们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性别时，性别差异乃至性别压迫就有可能消失。第四，酷儿理论，是一种将其本身定义为反“常态”的理论，挑战了异性性行为的规范性以及人们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强调了社会化对性认同的影响。酷儿理论试图超越传统观念来研究性别领域。该理论一直受到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朱迪思•巴特勒（JudithButler）和戴安娜•菲斯（DianaFuss）的强烈影响。
四、女性主义人类学在中国
我国人类学中的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许多研究者已经不再停留在吸收与模仿的学习阶段，而开始步入自我创新和总结的时期。研究理论与研究内容正在发生着不断本土化转变，女性主义人类学参与并促成了这些转变，进而推动着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我国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关注点大致有两个，一个是积极从各自的田野调查经验出发，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并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努力尝试各种理论创新；另一个是努力探索女性主义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尽管解构社会性别、重构社会性别等概念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增加了西方理论对其进行深入理解和评论的难度。简单引进一些概念和理论并不能够深化我们的认识，况且，理论和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验证和修订的范畴。中国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者遵循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范式，透过女性主义的思维框架和社会性别视角，通过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和传播，充分展现了社会文化现象的本质所在。许多研究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社会政策中出现的现实问题，积极探索调整相关发展政策，强调女性参与的重要性，呼吁给予她们更多的自主权与发展权。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有关“中国模式”和“文化自觉”的探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既没有完全依赖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没有陷入简单的一味反西化的泥潭，而是试图把它们作为参考，吸收其中有用的方法和理论，并在不同的田野调查中加以运用，努力与国内外理论和研究成果对话。这类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一味强调中国的社会性别文化，而是将社会性别置于多元文化的场域来认识和思考，对女性和有着不同社会性别身份认同者的整体关照和理论自觉。因此，中国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需要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对话，深入到社会生活实际当中做调查研究。中国的女性主义人类学不能只停留在诠释上，要开创自身的多种表现方式，通过揭示国内丰富多彩的民族、历史和文化，用田野调查的工作经验丰富人类学知识库，在解决某些当代人类学重要的学术难题上发挥其潜力。同时，还需与西方不断在理论前沿和研究成果中对话，不能全盘接收也不能全盘否定西方的理论，西方的学术思想和理论给我们带来的思想碰撞提供了反思自身理论的平台。我们需要不断的思考，如何从人类学和社会性别的视角关怀中国社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基于中国经验的女性主义人类学概念和理论，揭示社会性别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多样性。遗憾的是，我国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多数没有将研究和行动联系起来，没有对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层产生根本性影响。在许多大学中研究女性主义人类学、社会性别学等似乎仅仅是研究者的爱好，难免出现缺乏扎实的基础研究训练和深厚的理论支撑的成果，要让学界主流心服口服承认并接受女性主义人类学为独立的学科还有一定的困难。的确，仅凭社会性别视角和分析框架来支撑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有些单薄。但是，系统的完整研究体系本身也有悖于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正式现实、直面问题，加强中国女性主义人类学学科建设是当务之急。
作者：戴慧琦 单位：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