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转型的具体表现
（一）从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
政治意识形态的自我弱化和消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的提出，对文艺与政治相互关系的重新审视，都为多种文化力量的新兴提供了一个前提基础，为当代文化多元化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多元化不仅是多种文化力量的相互对抗，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兼容并包，共同依存。比如，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可能既喜欢关注所谓正统、权威、崇高的精英文学，同时也热衷于讨论那些被冠上“通俗”“流行”之名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穿越小说等；与此同时，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可能不仅仅只是关注解决温饱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同时也会关注严肃庄严的政治文化问题。这就很好地体现了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足以对另一种文化构成绝对权威的压迫性，意味着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文化形成。
（二）从雅文化到俗文化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神圣的革命理想、英雄的启蒙业绩都已被人们忽视，原来为人们所不屑一顾的‘物质’竟然堂而皇之地成了至高无上的法则，精英们苦心建构起的种种乌托邦想象，在实际的光怪陆离的生活面前犹如海市蜃楼般可望而不可即。民众开始崇尚世俗，不求超越，沉湎于日常生活的快乐之中，世俗的乌托邦取代了精神的乌托邦。”[1]在这样的社会环境背景之下，人们对于自己在物质金钱方面的欲望满足，远远超过了对于精神层面的渴望，一切存在都迅速的“欲望化”，那些过去人们曾不屑不耻的物质成了一种至高追求，唯一法则。这些都不止是表面的社会现象，更深刻反映了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以及社会文化从“崇高”的雅文化向所谓“消解崇高”的俗文化转换的势不可挡。
（三）公益性文化到商业性文化
九十年代，在世俗化与商业化合流的过程中，电影电视、广告媒体等娱乐消费方式超越文字，成为最主要的文化产品样式。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说：在今天，存在着另一只强大的“组织生产”的无形的手，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这就是被叫做“市场”的“怪物”。我们每个人，要想摆脱是很不容易的。有的强调创作的自主性的作家，其实他的一举一动，都围绕着文化市场的需求转，被这只手所操纵。因此，进入九十年代的商业化写作常常与某种媒体行为联系在一起，使商业性利益无可避免地成为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化事业的主要目的之一。尽管各家对于这次文化转型的褒贬不一，但我们始终应该看到，随着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变，各种文化存在样式也开始调整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并不断与之相适应，走上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二、文化转型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尽管文化转型与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但毫无疑问，文化转型导致了文学创作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从一元到多元，从雅到俗，从公益性到商业性的文化转型使文学的发展也不再是依赖一种单一的主流精神，致使90年代诸多小说创作思潮便应运而生。
三、当代小说叙事策略的转向
（一）叙事内涵的变化
1.多元化
由于社会文化的转型，作家已经不再简单地充当大众代言人的角色，而是依照各自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追求，建构起个性化的创作道路。由此，民间的、历史的、媚俗的、游戏的、传统的、现代的等多种创作模式纷呈于作家的笔端，小说流派各式各样、各家争鸣。“新写实”小说着力于情感的零度写作，采用中立、客观、冷静的叙述手法来还原现实“；新历史主义”重视对历史的解构和意义的消解，通过对人物的世俗化描写，故事的虚构和文本的戏仿，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新女性小说”则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为基础，站在女性独立的立场上进行女性个体生存状态的描写，从女性的角度发出对生活和社会的诘问。所有的这些追求各异的创作，都显示了90年代的小说创作“百花齐放”的多元化表征。
2.世俗化
社会的迅速的“世俗化”趋向，无法避免的使有关“知识分子”的谈论曾经有过的庄严、崇高的意味剥落了，在许多场合，甚至转化为调侃、嘲讽的话题。因此在这样一种“俗”文化的影响下，精英知识分子遭受了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双重失败，他们自身的先锋性消退，从根本上丧失了精英之源，不得不转向更加个人化的内在书写，对人们最简单又最复杂的生存欲望等进行表达，使小说创作急剧地从形而上的理想理性层面堕入形而下的生存欲望层面，由此“生存”“欲望”等成为了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主要价值内涵。譬如余华的《活着》讲的就是如何在历史动乱中活下来，方芳的《风景》则更是赤裸裸的体现了“生存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这些作品对“生存”的关注，是小说从集体经验向个人经验的关照，是小说对个人存在更加透彻的体悟。
3.私人化
由于和会主流意识形态和集体意识形态的失落，90年代的许多小说创作都注重对生命原本的独特体验，强调文学表达与个体灵魂、生命体验的相对应，开始寻找那些曾被遮蔽的叙事空间。比如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描写那些“寡居”于男性世界之外的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交往，以及对那些一度隐秘的女性意识、女性欲望、女性躯体的描写，深刻地塑造了一系列自恋又自虐的女性形象。她们偏执地维护着边缘化的人格，拒绝社会认同并被社会所排斥。这种对女性生活经验与人生体验的讲述，以及类似“精神病”的女性形象，使她们的小说弥漫着女巫般怪诞与迷乱的气息。正如王岳川对她们的评价一样，“只有冲动与欲望才是真实肯定的生活，其余无非是精神病与死亡”。
（二）叙事结构的变化
1.注重“结构”
从80年代后期开始，面对俗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多小说创作不仅仅试图在文本内涵上进行创新，更多的是从小说的结构上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结构，从而独树一帜。比如：王蒙采用从心理角度来处理时间次序和空间位置的“意识流”手法，让自己的感官和意识流进作品，形成一个开放的小说品格；莫言借鉴马尔克斯的魔幻技巧和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采用童话寓言模式来结构小说；马原小说所设置的“叙事圈套”；刘震云用人物的性格线索来链接生活碎片的情节结构方式；以及韩少功用“马桥词典”式的词汇来结构小说等等，都表现出当作家们对“结构”的重视与追求。
2.“解构”倾向
在90年代之后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一种淡化“结构”，重视“解构”化的倾向。他们不谈崇高，拒绝批判，放弃对思想与结构的超前探索，沉湎于语言文字的拆解、颠覆、重组与游戏。这种“解构”主义的叙事结构看似边缘化，实则消解颠覆了一切的价值观和不确定叙述的文学观，让小说创作在一种贴近于生活存在或内心存在的实际现象的状态下来构成小说的叙事情景，使小说显示出更加深厚的艺术渗透力和影响力。鲁羊曾经说过:“自觉的小说家必须对小说有某种与其说新的不如说更个人化的理解”，这种“个人化的理解”就是把小说创走看成顺其自然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作家所刻意营造的结果。
3.强调“细节”
与“解构”倾向相联系的是对“细节”的强调，小说创作改变了以前那种对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严格恪守，出现了一些非典型化趋向。小说的结构用“全景式”的扫描视点塑造一个群像，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描写，纯粹客观地对生活进行还原，达到了“毛茸茸”的程度。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主人公小林的生活总是围绕着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也正是这些小事让他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正如刘震云自己所说“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让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正是这样“细节”化的叙事模式让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都跃于纸上，原汁原味的体现出生活本态和世界原本的样子。
（三）叙事话语的变化
1.口语化
在小说的发展史上，口语化一直是作为塑造人物性格形象的一种技巧存在，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口语化反而成为了一种叙事趋势，引领了一种新的叙事表达模式。口语化叙事颠覆权威，将经典文学中伪神圣、伪崇高挑得面目全非，直至露出无聊和荒唐的原形来，从而表现出一种对待现实和生活的冷静客观的立场和真诚坦率的态度，也开启了一种平民、大众化的价值观念的新时代。例如：在王朔的作品中，“x妈的”、“狗日的”等等为经典小说所鄙弃的词汇在各种小说中屡屡出现，这就撕去了政治和道德的神圣面纱，把它们降低为插科打诨的原材料，给当代无处皈依的心理情绪提供了亵渎的满足。王朔将口语中粗鄙词汇的审美功能不断放大，使这种世俗化甚至颠覆传统小说的语言风格成为后来先锋小说中共同的选择。
2.私语化
私语化的叙事语言主要是伴随着“新女性主义”“私小说”的出现相继产生的，主要体现在陈染、林白等作家的小说叙事当中。私语化主要体现为一种对自我内心世界的袒露以及对个人化生命存在的回归。比如，在陈染的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梦境、呓语、幻想、独白和哲学化的生存之思，躯体语言在她的小说里被转化为高密度的隐喻，不管是幽闭空间中的自我幻想还是情感上的自恋，一字一句都体现着女性的隐秘情感。这种私语化的叙述，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具体为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
3.市井化
90年代以后，不仅仅是“新写实主义”广泛采用市井语言，甚至连“先锋派”的许多作家都放弃了自己以往的语言风格而走向了市井化。小说叙事话语的市井化深刻地显示出了在城市和乡村生活中，那些被主流文化所遮蔽着的另外一面的生命真实与人性内涵。如何顿《生活无罪》《弟弟你好》以及《就这么回事》等，何顿采用了那些不加修饰的逼真性的叙事，带着生活原生态的热烈与躁动，使那些粗痞的现实生活变得生气勃勃而无法拒绝。正是这种赤裸裸的原生态文字把那种充满着本能、欲望的生活状态真真切切的展露出来。
四、结语
有不少学者把20世纪90年代的这种由文化转型所导致的小说叙事的变化称之为“文学的失落”，并以此来指责小说表现出疏离现实，背离其追求教化作用。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小说从一开始诞生起便被称为“街谈巷议”，作为人们闲暇之谈的消遣。因此，我们不应该习惯性地把文学与政治生活意识形态相捆绑，这样画地为牢的怪圈并不是文学的真正面目。或许，如今小说回归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存体验，才是小说真正作为“文学”的开始。
作者：文婷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