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值基础
完整、真实与唯一在土司遗址申遗中，大家都是从“杰出范例”“特殊见证”“天才杰作”“突出例证”等关键概念的讨论开始的。实质上，这些概念与文化遗产的价值息息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人类学理论与观念的影响，世界文化遗产标准注入了人类学提倡的基本观念，如文化相对论与多样性、文化整体观与文化关怀等，世界遗产标准的“人类学味”越来越浓。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需要以完整性为基础。完整性原是针对自然遗产保护而设定的标准，后来又拓展为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整体观的引入明显地受到人类学学科理念的影响。人类学有文化整体观/全貌观（holism）/整合论（integration）的传统。人类学对“文化”的定义从不局限于精神层面。早期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就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1之后，结构功能论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都把文化置身于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进行观察，文化整体观成为人类学的基本视野。在人类学理论的影响下，联合国不再主张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政治、艺术、宗教、亲属关系、经济等逐项分类，而是把文化放在自然人文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样，不仅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有利于他群理解文化遗产本身。土司文化遗产保护要满足其真实性。早在1994年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奈良文件》第13条就对文化遗产真实性进行过解释：“真实性包括：遗产的形式与设计、材料与实质、利用与作用、传统与技术、位置与环境、精神与感受”[2]39-42。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中防止保护性和建设性破坏。其实，人类学关于文化真实性问题的研究远要深于这一实践层面。人类学所持的文化全貌观、文化深描、实验民族志方法等都是在努力提升文化描述与阐述的真实性。人类学文化研究中有两种真实性可以遵循，其一是实践理性，追求经验与事象之关系；其二是文化理性，追求同类事象之共同法则[3]。也就是说，对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在保持其原貌的同时，更要注意在文化的内在逻辑中展示其真实性。土司文化遗产的唯一性提高了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唯一性”并不是指“独一无二”，而是指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和代表性。文化遗产越是稀缺或越具代表性，文化遗产的价值也就越高。人类学曾对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路径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理论：多线进化的方法论》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多线进化”“文化核”“文化类型”“文化生态学”等概念，并阐述了环境和技术决定文化发展路径的观点[4]303-306。多线进化论认为文化发展是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的，文化多样类型正是文化多线发展的结果。武陵民族走廊三大土司文化遗址正是在山地环境和游耕打猎生计技术背景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文明，既是土司文化遗产类型的代表，也是东亚多样文明中的一种独特类型。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正是建立在整体性、真实性和唯一性基础之上的。有了这一基础，我们便可以进行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凝练。
二、价值路径
专项与比较土司文化遗产价值凝练主要有两条基本路径，第一条路径是挖掘土司文化遗产的专项价值；第二条路径是在跨文化比较中寻求土司文化遗产的比较价值。在凝练土司文化遗产价值的过程中，这两条路径可以相互渗透、补充，从而得出更具人类普适意义的遗产价值。
（一）专项价值
专项价值包括历史、艺术、科技、资源、思想等多方面的价值。土司文化遗产的专项价值是指通过对土司遗址及其所体现的政治制度、文化模式等进行专题研究而提炼出土司遗址的分类价值。土司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土司遗址具有见证、证实、反映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经营边缘族群以及边缘族群社会文化生活的历史价值。土司制度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延续与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海龙囤在宋、元两代又称为“龙岩囤”，始建于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环囤均为摩天巨岭，是天然的军事堡垒。海龙囤是中国羁縻土司制度的实物遗存，它完整地见证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唐宋时期的“羁縻之治”到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历史变迁。老司城是永顺土司司治所在地，是土司时期湘西北土家族的政治文化中心，它是湘西北土家族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见证。土司文化遗产的审美价值。土司文化遗产具有让人认知和体验“美”的艺术价值。游客置身于丰富多样的绘画、音乐、雕塑、戏曲、舞蹈、仪式等土司文化遗产之中，可以感受到艺术之美、文化之美。在老司城遗址里，考古专家发现有不少瓷片或装饰品，主要有青瓷、青白瓷、白釉红彩瓷、黄釉瓷、兰釉黑花瓷、素三彩等[5]305。在这些瓷器中，青花瓷来自景德镇，主要器形有盘、碗、杯等类型。这些古朴的器具，可让人遐想中世纪的传统工艺之美。在容美土司遗址，土司时期流行的傩戏、柳子戏流传至今，可让人感怀古代戏曲之美。在唐崖土司遗址，明代的石人石马、牌坊仍然保留至今，可让人感叹土司为国奔走尽忠之美。这些地面文化遗产和活态文化所展示的独特美感让人无法释怀。土司文化遗产的科技价值。土司文化遗产也展示着古人的聪慧。被誉为中国的“马丘比丘”的永顺老司城展示着古代土家人的建城智慧。老司城的城墙用灵溪河的卵石和附近山上的岩块做材料，用石灰、桐油、棉花、砂土做凝结，用石灰美化墙体，就地取材，美观实用。老司城的排水系统也很有特点。相传永顺土司按“金木水火土”所代表的五个方位设有9条排水通道，排水道临时还可作军事通道。据考古发掘，老司城确实存在着青石和砖修成的涵洞和地下通道，有些洞宽和高都在2m左右。海龙囤军事城堡、唐崖土司城、容美屏山爵府也都蕴含着独特的筑城智慧，内涵丰富。土司文化遗产的资源价值。土司文化遗产的资源价值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既是文化资源，也是经济资源和社会发展资源。在土司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应强调其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应有意回避其经济价值。当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成功后，土司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会自然地得到开发。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应当立足于当代人和后人，而不是历史或古人。只不过，在文化遗产资源价值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我们要始终注意不能违背遗产的真正价值，更不能胡乱包装和过度商业化。土司文化遗产的思想价值。土司文化遗产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哲学、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思想观念。老司城、容美土司爵府和唐崖土司城都昭示着一个努力维护王朝正统和国家统一的边缘少数民族的爱国情怀。容美土司在与汉地的良性互动中，田氏家族更产生了9位土家族大诗人，他们的著作被汇编为少数民族文学巨作《田氏一家言》。这一文学世家现象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史上的奇迹，反映着明清两代土家族地区土司独特的哲学、生态、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思想。
（二）比较价值
文化遗产的比较价值源于跨文化比较。早在1930年，人类学家默多克就开始建立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他先后在全世界收集了800多个涉及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方面的民族志资料，为从事跨文化比较与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方便。武陵民族走廊的四大土司文化遗址属于一个“土司区”或文化类型，与其他类型的土司文化遗产以及其他类型的族群文化比较，我们能够发现四大土司文化遗产的普适价值。从生态环境看，四大土司文化遗产属于山地社会治理和文明类型。从国内看，土司制度覆盖了青藏高原、藏彝走廊、云贵高原、武陵走廊、南岭走廊以及滇桂边境乃至邻国的许多地区。因为地理环境、人文历史、地缘政治、区域族群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土司之间在外延及内涵上都有不同。一些地理邻近又有着共同人文、地缘因素的地区可以作为一个“土司区”。这样，古代中国土司本身包含着山地、盆地、高原、河谷等多种土司文化类型。从更大的范围看，土司制度所呈现的社会模式仅仅是世界众多族群社会类型之一。在众多民族志经典著作中，人类学家记载了非洲东部大陆、太平洋群岛、拉丁美洲雨林多种族群长时段存续的社会模式。土司社会提供了一种王朝边缘地带的族群治理模式，这与非洲许多无国家族群社会和欧洲古代城邦社会运行模式都不相同。从人类政治历史看，四大土司文化遗址见证了一种独特的政治运行模式。土司制度继承了古代中国“天下”的政治观和治理边缘族群的思想，是古代中国凝聚其边缘的重要机制。土司学研究奠基者佘贻泽说：“我国史书常载有蛮夷恃险为患，朝廷不愿兴师劳民，乃设立土官，以领其众，历代如此，至明代始为一种固定官职”[6]2“‘土司’一词见于明史列传，司者，官职官守之谓，土司者，即以土著之人分封职官守也。”[7]10土司制度体现了中国古代中央王朝“顺民性，省民力，非利不战”的治理思想。尽管土司制度有共同的背景，但武陵民族走廊四大土司又有其特殊性。四大土司都是在“大姓”发展较为充分、“王朝屏翰”的地缘政治和山地环境背景中发展起来的。这既不同于同处武陵民族区域的苗疆社会的政治历史，也不同于西南其他土司区的政治历史，更不同于处在同一时期非洲许多处在原始民主制或部落社会和欧洲中世纪城邦社会的政治历史。从宗教信仰上看，土司文化遗产展示着元明清时期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混融的信仰体系。与世界诸多一神教社会不同，西南少数民族的信仰极具复杂性、功利性和融合性。在老司城遗址，土司彭氏既供奉彭氏“先祖土王”，也供奉外来的关帝，甚至还供奉彭氏的仇人和对手“吴著冲”。明万历（1573-1620年）初宣慰彭元锦奉命征滇蛮，关帝显灵来助，十八战皆捷，凯旋建关帝宫[8]。土蛮头“吴著冲”为古溪州土著头人，因仇魂不散，被彭氏立祠祭祀。其他如城隍庙、五显祠、祖师殿等在老司城都有布局。这一宗教信仰形态在武陵走廊土司区具有普遍性，但在世界上则具有独特性。从专项价值和比较价值来探究土司文化遗产价值的路径能很好地凝练土司对于整个人类和他群的价值。这样，土司文化遗产价值形态就显得十分的丰富。但是，土司文化遗产要凝练的是核心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把土司文化遗产最具魅力和最能为他群接受的价值呈现给世人。
三、价值定位
最高与核心文化遗产需要凝练出最高与核心价值，并作为土司文化遗产推及他群的核心文化。在土司文化的众多价值之上，我们要凝练出土司文化遗产的最高与核心价值，并以此作为土司遗产向其他族群表述的中心。在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凝练过程中，要尽量地避免族群和民族国家话语，而使用更具普适意义的全球与全人类普适话语。只有这样，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才能跳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政治式的“价值陷阱”，从而让土司文化遗产具有“推己及人”的价值。三大土司文化遗产的最高价值和核心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老司城、海龙囤、唐崖土司城是中世纪时期全球山地传统城市的代表。这三座古代城市在类型上和规模上相互映证和补充。老司城集古溪州区域政治、军事与文化中心于一体，是规模较大的山城。它位于永顺县麻岔乡司城村，因背靠福石山而被称为“福石城”，有“五溪之巨镇”“郁郁乎百里之边城”的美称。老司城遗址面积达1万余m2，分为宫殿区、衙署区、墓葬区等区域。海龙囤是中世纪典型的山地军事堡垒。它四面陡绝，怪石危岩，并以铜柱关、铁柱关、寨墙、歇马台、飞虎关、飞龙关、朝天关、飞凤关为基础构筑了4道土石防线，辅以金银库、采石场、木构敌楼、仓楼等军用设施，是典型的军事古堡[9]170。唐崖土司城则是小级别、小区域土司城市的代表。城内遍布有城墙、采石场、码头、墓葬、石雕、寺庙等遗址[10]。总之，这三大古代山地城市各具特点，共同展示着土司社会的城市形态。第二，老司城、海龙囤、唐崖土司城遗址见证了世界上一种独特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与衰亡。在实行土司制度以前，西南地区族群多有君长，割据一方。至元代，中央王朝在西南诸地设置土司。至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11]湘西彭氏老司城始于唐末五代，延续数十代，前后达800多年，见证了“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的完整过程。经过彭氏23代土司的营建，老司城成为威镇湘、黔、鄂结合部的中心城市之一。老司城分内罗城和外罗城，拥有东南西北4座城门，城内鹅卵石嵌砌路面，“八街九巷”纵横交错。不仅有金銮殿、紫金山陵园等诸多建筑，还建立有供土司享乐的凉洞、热洞和遍布地下的密室甬道。在鼎盛时期，老司城人户稠密，故史书有“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的记载[12]305。海龙囤始建于南宋末年，在杨氏土司强盛后，海龙囤成为播州最为重要的军事堡垒。明代末年，中央王朝征发8省24万各路军队分8路讨伐杨应龙，“平播之役”的最后一役就发生在这里。唐崖土司城作为小级别土司中保存最为完好的遗址，历时400多年，见证了土司体系中基层土司的历史。土司遗址见证土司制度这一特殊政治制度的历史基础、进程和结束，其价值不言而喻。第三，老司城、海龙囤、唐崖司城遗址反映了13-18世纪中国西南多族群独特的社会文化面貌。三大土司遗址同处武陵民族走廊地带，这一地带处在“内地之边缘”，地形复杂、族群众多、文化多样。直到现在，这一地带所蕴含的社会类型和文化多样性仍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这三大土司遗址给我们一个窥见中世纪西南族群社会文化的窗口。从社会面貌看，土司遗址体现着“半军事化”性质的独特社会类型。永顺土司辖6司58旗，老司城作为其政治中心，全面展示着土司的社会文化生活。从墓葬文化看，三大土司都存在强烈的祖先崇拜。老司城附近就有专门的墓地，且十分豪华。土司夫人彭显英墓由封门墙、甬室、石门和墓室组成，封门墙用青石修筑而成，墓室壁为大的整块石板竖立而成，上面雕刻有窗花类的流线形的浮雕[13]305。同时，播州土司、唐崖土司的墓葬也特别讲究。从土司的其他方面看，土司文化遗址周边遗留下来的传说故事、音乐戏剧、巫傩仪式、生产生活器具、牌坊石刻等都展示着土司社会时期西南族群的社会文化面貌。总之，这三大遗址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可以穿越时空感知数百年之前西南族群的社会文化。
四、价值表述
人文与关怀土司文化遗产在向世人传播其价值时应注意其表述的方式。从本质上看，土司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留物仅仅是“破碎式”地呈现土司社会文化面貌，这就可能会让他群误解。如何全面、真实、完整、有效地把土司文化遗产价值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把人类学的“人文与关怀”的学科理念渗透进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展示中，将使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更有效的表达。第一，要加强对土司文化遗产价值的深度发掘和表述。土司文化遗址的表层意义明显不足，如果不进行深入的意义挖掘和表述，文化遗产的吸引力将大打折扣。因此，一方面要深入发掘土司文化遗产的每一个遗址、每一种器物、每一个无形文化遗产项目的内在意义、文化生态和历史进程，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在呈现这些文化遗产时要注意遗产意义全面和深入的表达。考古人员曾在唐崖土司城发掘到一颗“永宁卫前千户所百户印”，那就必须把这颗印发掘的位置、历程、背后所见证的历史和物品一起展示和表达出来。这样，一颗印的价值就远不只实物本身那么简单，其所反映的土司职官、土司与周边族群和中央王朝的关系等意义都能得到一定的揭示。第二，要对土司文化遗产进行关联性和整体性的展示。土司文化遗产在向世人展示时要防止“采集蝴蝶标本式”的机械呈现，而要根据文化遗产内容的关联性向世人进行整体性呈现。土司文化遗址的整体呈现大致可分为三大方向：土司城遗址系统、土司政治制度系统、土司社会文化系统。在具体工作中，土司城遗址要分类型，遗址内要分功能区；尽量把土司文化器物放在土司城原址进行保护与展示；把遗址周边所涉及的土司政治的遗物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适度集中。总之，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展示才能真正有利于他群对土司文化遗址的理解。第三，要区分文化遗产，限制参观区域。为更好地保护和开发土司文化遗产，要把土司文化遗产分为禁止接近型、限制参观型和全面开放型。禁止接近型主要涉及土司家族墓室、遗址危险区；限制参观型主要指土司城遗址；全面开放型是指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需要说明的是，限制开发并不否认对参观者的关怀，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土司文化遗产，使遗产利用更具可持续性。而这也正体现了对文化遗产和参观体验者的双重关怀。第四，要给予文化遗产地生活的人们关怀并向世人展示。对于文化遗产地居民搬迁安置要给予关怀，要让周边居民享受到遗产所带来的利益。2013年，咸丰县争取2000多万资金在集镇边唐崖河畔划拨20多亩土地用于遗址地迁出的99户居民的安置。政府通过影像方式记录了遗址地居民搬迁的全过程，并在将来选择合适的场所对此进行展示，既向世人说明土司遗址保护前的真实情况，也展示政府在保护遗址迁出地居民利益所做出的努力。将来还应让遗址地附近的居民在遗产开发中分享利益，并鼓励他们做好文化遗产的外围保护工作。让遗产地居民对文化遗产重构成为一种更为和谐的保护与利用模式。
综上所述，土司文化遗产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要维护土司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代表性，注意夯实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基础。从土司文化遗产专项价值和文化比较中凝练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选择最高和核心价值作为土司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定位，即“土司文化遗产作为13-18世纪山地城市代表、土司制度见证者、西南诸族群社会文化呈现者”的核心价值。土司文化遗产价值在向世人传播时，要体现其人文精神和对文化遗产以及参与者的关怀。
作者：葛政委 单位：三峡大学民族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