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时期，传统的、依靠生产要素不断投入所带动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丧失成本竞争优势，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倚靠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纵观我国要素成本的历年演进趋势可以发现，正是劳动力、土地、环保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涨，成为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量。
关键词：要素成本；演进趋势；产业结；构升级
劳动力要素
（一）劳动力数量众所周知，劳动力供给情况受人口数量变化和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医疗条件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人口总量来看，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人口出生率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呈现下降趋势，1987年出现峰值23.33‰后逐年下降，截至2015年人口出生率已经降至12.07‰，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由1987年的16.61‰下降至2015年的5.2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人口结构来看，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0-14岁人口数量呈现缓慢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31659万人下降到2014年的22558万人，其在总人口比重所占份额由1990年的27.69%下降至2014年的16.49%；15-64岁人口（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66.74%提升至2014年的73.4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在总人口所占份额逐年上升，已经从1990年时的5.57%提高至2014年的10.06%（见图1）；老年抚养比由1990年的8.3%上升至2014年的13.7%。按照目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预测，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继续加深。2012年联合国有一项关于我国人口结构研究显示，预计到2050年，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下降至14.7%，15-64岁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下降至61.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迅速提高至23.9%（数据来源：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2 Revision）。（二）劳动力报酬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报酬逐年增加，由此直接给我国企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产业内的企业用工成本带来巨大压力，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据统计，201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2029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39589元；扣除物价因素，前者实际增长8.5%，后者实际增长7.2%。以制造业从业人员为例，2003年城镇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年薪是12671元，2014年提高至51369元。同时，2015年，全国范围内有部分省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以深圳、上海为例，两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2030元/月和2020元/月。无论是从最低工资的绝对标准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除去劳动力报酬上涨带来的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外，社保缴费也是增加我国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一项重要原因。自1986年以来，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从18%攀升至28%，无论是与OECD中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养老金费率均“处于全球最高水平之列”。尽管2015年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的费率均已下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精简归并“五险一金”，但“五险”缴费率仍占到企业工资支出总额的39.25%，社会调查也显示多数企业家认为“五险一金”支出负担过重。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成本是支撑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力量，随着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不断下降、劳动力报酬水平的不断提升，二者因素共同作用下，劳动力要素价格在未来会继续上涨。
资本要素
长期以来，资本驱动式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资本要素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跟随外商直接投资一起进入我国大陆的先进技术、生产设备以及企业管理理念等，为我国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带来不可忽视的溢出效应，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后发优势。另一方面，我国用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自1995年以来持续上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起到极大的拉动作用（见图2），一直到2014年，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超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时，社会融资规模自2002年以来一直处于不断扩大趋势，只有在2010-2011年和2013-2014年有小幅下降，同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有小幅下降。如今，我国经济的融资成本逐年上涨，中小型企业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根据一项科研机构的调查显示，2014年我国约有25.85%的小微企业有正规借贷需求，其中有近乎一半的企业没有申请。通过对未申请借贷的中小型企业进行访谈可知，有45.7%的企业对从正规借贷渠道获得资金不抱希望，有35.8%的企业认为申请过程过于麻烦，由此耗费高昂的时间成本和人力物力；在申请的企业中，也仅仅只有46%的企业获得了贷款，调查拒绝借贷申请的原因，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与信贷人员不熟”、“没有担保人”和“没有抵押品”。如此一来，正规借贷渠道无法满足的融资需求就转向民间借贷，同年温州的民间借贷综合利率高达20.27%。目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已经无法凭借政府加大投资规模得以实现，伴随着城镇化建设速度的逐渐减缓，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逐渐饱和，大规模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已经越来越小。在这种大背景下，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实现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实属必要。然而，由于直接融资渠道的不通畅、信贷担保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等原因导致我国社会资金供需结构失衡，由此带来社会融资成本逐年上升，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土地要素
近年来，土地市场的“地王”频出，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价格上涨迅速，由此导致我国企业的用地成本逐年上升。近年来，我国住房、商业、工业用地价格渐涨，即使受到宏观经济下行和房地产市场库存双重压力下，地价上涨势头依然不减。2016年第一季度的商业、住宅、工业用地价格分别为6767元/m2、5554元/m2和766元/m2，同比增长2.60%、4.66%和2.50%；一线城市的地价上涨水平较快，其中工业用地环比增速扩张幅度最大。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来看，2015年三大经济发展重点区域的工业用地价格水平分别为948/m2、1141/m2和737/m2。然而，同期美国东部一线城市工业用地价格大概是每平方米283元，中西部城市土地价格更低，平均每平方米约为79-123元。如今，国家为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出台一系列相应降税去费、定向降准等财税政策，企业开工热情高涨，用地需求较2015年有所回升；同时，由于集约化利用土地政策和新增建设用地的刚性成本上升，土地供给数量有限，未来工业地价可能仍然保持小幅度上涨态势。
环境要素
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社会的环境污染治理任务越来越重，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物质、固体废弃物污染等问题不仅增加了社会经济各项发展的成本，还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指数。为了治理这些环境问题，我国政府每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数据显示，我国为治理环境污染投资规模自1998年以来不断攀升，2014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达到9575.5亿元，相当于同年GDP的1.5%，同比增幅约为6%。在大规模进行城镇化建设和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也有较大规模的增长，2014年投资高达997.7亿元，比1998年的122.0亿元增加了8倍；在工业污染治理分项中，治理废气项目投资金额增幅最快，这与这些年日益明显的雾霾天气密切相关。根据“十三五”规划，我国将进一步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这也为国内企业的经营带来了一定压力。根据环境保护规定，2015年6月起，部分污染物的排放费用将提高征收标准，以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为例，排污费将提高至不低于每污染当量1.2元，对超排放限值或超总量指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实行增加一倍甚至两倍的征收标准；显然，这对于部分生产经营粗放的企业将带来不小的经营成本压力。鉴于我国已经启动环境保护税的立法工作，“费改税”能够有效调整不同企业间的负担水平，这不仅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也在倒逼企业转变经营方式，改进生产技术，升级产品。
技术要素
技术进步是决定一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重要的因素，而政府的科技投入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从1995年以来，我国政府对科技的投入额呈现稳定的增长趋势。201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为13015.6亿元，同比增长9.9%；历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成上升趋势，2014年为2.05%，同比增长0.04个百分点；全国范围内开展科技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6.9%，同比增长2.1%；企业支出研发经费10060.6亿元，同比增长10.9%，企业对全社会研发经费增长的贡献为84.2%，同比增长4.5%；企业对于技术引进并进行消化吸收所支出的资金规模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14年达到143.2亿元（数据来源：科技部，《201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从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经费来源看，有96.4%的企业通过自筹的方式获得科研经费，依靠政府或其它资金来源的企业占比非常少；在企业研发经费支出总额上，大部分企业的支出经费在10万元-500万元；企业科研经费支出规模一般占其主营业务收入的3%-5%。种种迹象都表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重视，为推动技术进步而投入的资金规模也逐渐加大。纵观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要素成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价格是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最显著的表现在于大量加工贸易以及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大幅下降，致使我国传统制造行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要素价格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而逐步上升并带动产业和技术结构变迁，是经济发展阶段性成功的产物，自然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量。进一步消除要素市场流动的障碍，加强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运用财政、税收手段引导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逐步转移和退出的同时，培育生产性服务业等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才能促进我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持续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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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梦晗 博士生 单位：国家行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