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历经了研究方法的一元到多元的变化，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后，在西方政治思想具有范式性质的“政治语言”的引入以及对库恩“范式”理论诸多解释的背景下，我国政治思想界对研究范式的“危机”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在此讨论过程中提出了多重研究“范式”，“范式”的泛滥成为新时期思想理论界研究的一大特点。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本土研究范式稀缺的前提下，如何构建当下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范式”，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6.01.020
方法论是研究一个学科的科学方法，它主要揭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质、基本规律、文化蕴含以及学术前沿等等。具体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曹德本指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中的三个问题：一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定位；二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历程；三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创新[1]。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六十多年的学术发展变迁中历经了方法的多元和范式的转变，成为今后政治思想研究学术创新的重要学术史基础。
一、关于研究方法的探讨：方法的一元到多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阶级分析法，这一方法几乎成为各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相对于把阶级分析方法作为“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1964年《史学月刊》第7期发表的一篇《怎样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对政治思想研究方法的分析别具一格。文章指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要客观的研究，而不要臆造空想；第二，要系统的研究，而不要断章取义；第三，要错综的研究，而不要单调孤立；第四，要从历史观点上研究，而不要犯时代错误；第五，要站在时代的而且进步的立场上研究，而不要徒列陈言[2]。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具体方法，凸显了客观态度和主观立场、历史考证和现代意义的“相需为用”的研究方法和旨趣，避免庸俗繁琐的纯客观主义或考证万能主义。这对于当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尤其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中更具有特殊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直接论述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方法的文章几乎没有，直至80年代随着学术研究的复苏，学界才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再认识和较多的探讨，而且很多方法的探讨并没有超出上文论述的基本内容。在政治学恢复之初，其基本研究方法仍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单一性，“阶级分析是其主要分析途径，规范的阐释和注释是其基本论述方法，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是其基本研究途径，宏观意义的阐述是其基本关注层次”[1]。8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努力摆脱政治教条主义的束缚，但是方法论的转换并非朝夕之力可以奏效。这一时期，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国外学术界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这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借鉴。但总的来看，对于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依然重视不够，尤其在如何将外国的现代理论作为方法论，然后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一问题上，成就并不多[2]。不少学者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史，是一门理论性、阶级性很强的学科。对西方政治思想研究方法的借鉴还是非常局限的。但也有学者认为，80年代起始，从研究方法上看，尽管大多数学者仍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最主要的方法论，用来分析、研究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学说，但是这一时期已经有研究者有意识地试图从长期束缚和困扰人们头脑的政治教条主义中走出来。有些研究者的方法论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分析，而是辩证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和思想家；也有研究者借鉴和运用现代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力求在研究中保持学术的客观性与思维理性[3]。刘泽华提出，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一定要坚持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要求人们简单地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思想命题都统统排到阶级的行列中”，“即使在政治思想史范围内，也不能把每一种命题统统还原为阶级的命题，因为政治思想的对象本身并不都是阶级的”[4]。这开始突破了阶级分析的藩篱，向思想史的本真回归。刘泽华是当代中国比较早的涉足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学者，80年代先后出版了《先秦政治思想史》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分为列传式研究、流派研究、社会思潮和时代重大课题的研究和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范畴的研究、对各种政治思想进行的比较研究、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关系研究[5]。当然，刘泽华在提出这些研究方法的同时，还提出要区分“价值性认识和是非判断性认识”。有学者这样评价他的著作《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最成功之处在于不采取史的叙述而采用对理论结构的分析，以结构研究的方式，依理论的内在逻辑，第一次全面、完整地展示了中国轴心时代政治理论和学说的全貌[6]。90年代以后，政治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再次提上政治学界的研究日程。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我国政治学的基础理论比较薄弱，在许多问题上，尚处于“有观点无理论”的状态，有些研究存在着观点武断、缺乏周密的论证的现象[7]。八九十年代，学界陆续提出了一些其它的研究方法。王沪宁从系统的方法入手，论述了有效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政治思想史的内容庞杂，要进行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必须寻找有效的方法。系统方法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每一专门的政治思想史都应该放在世界总体的政治思想史中加以研究，才能从宏观的角度了解它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每一位政治思想家的思想都是一个系统，它由各种不同的部分逻辑地组织在一起，要注意到每一位政治思想家自成一体的系统，不可千篇一律，一个模式，做到系统研究、系统分析、系统了解[1]。系统方法的提出对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学术方法上的创新不断被不少学者关注和提倡，并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如何创新的问题。曹德本指出，学术方法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的结合，即弘扬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与借鉴融合外国进步文化相结合。弘扬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与借鉴外国进步文化，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只讲弘扬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不讲借鉴融合外国进步文化不行，只讲借鉴融合外国进步文化，不讲弘扬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行，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这是学术方法上的重要创新[2]。杨海蛟等也论述了学术创新的问题，他们指出，思想史研究的创新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寻找更加充分和新颖的“思想解释”。当前，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本土话语权比较薄弱：其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特别是现当代政治思想史在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体系中缺乏理论说服力，既没有能够标志自身研究水平的成果，也难以独立表明该研究的学术性。其二，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缺乏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话能力，作为“外在解释”缺乏有效的理论范式，许多研究尚处于“跟风”和“转评”的阶段，许多专题则是西方论者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研究领域。其三，政治思想史研究与政治宣传之间处于比较紧张的关系，某些政治宣传武断地割裂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历史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关系。其四，理论创新不足导致了研究话语的薄弱，上述简单模仿、缺乏现实观照和自我认同感等问题，导致了政治思想史研究本身的理论创新不足[3]。他们鲜明地指出了当下政治思想史学术创新的几个关键。新世纪还出现了一些对过去政治思想史经典书籍的重新介绍和解读，这是政治思想学术方法创新的重要基础和来源。在此方面，对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解读很具有代表性，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2010年也在大陆重新再版。有学者对萧公权的研究方法进行如下的总结：政治学的观点，历史学的方法，充分的原始资料[4]。的确，新方法引入的同时不是要摒弃传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而是应在继承、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整体来说，研究方法的更新是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关注的一个研究重点，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已经被不少学者所提倡。有学者总结了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要结合的几种方法:政治文化方法、政治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并认为，无论借鉴哪一种方法，都会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个百年学科形成推动和促进，都意味着对人类知识领域的拓展和创新[5]。张分田也指出，如果没有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文化学、伦理学等其他视角的介入，其研究结果充其量只能反映政治思想这头大象的胴体。不同学科会形成特定的对象、视角、方法、范式，这就产生了学科独立性的问题，一旦学科独立性被放大到不合理的地步，原本积极的学科分工也就极易演化成消极的盲人摸象[6]。研究方法的多元已成为中外社会科学界研究的共识。纵观人类文明史，人们在认识上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认识方法的更新和完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亦是如此。
二、具有“范式性质”的“政治语言”的引入“：范式”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影响
“范式”(paradigm)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认为科学界是由一个流行的范式所控制的，那个范式代表科学界的世界观，它指导和决定问题、数据和理论的选择——一直到另一个范式将其取代。库恩还在《必要的张力》中指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个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1]“范式”是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持同一范式的科学家因其有着共同的信念、价值标准、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技术而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把西方“范式”引入国内学界，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范式”对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介入对当代政治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张执中撰文深刻剖析了剑桥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波科克（JohnPocock）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他认为波科克提出了具有“范式性质”的“政治语言”方法。根据波科克的看法，研究政治思想史就是要研究历史活动家之间的对话或者言语行动系列，而这些对话或言语行动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之中。“语言”在此指社会地、历史地形成的习惯说话方式和思考方式。它们在一定时间中定型，成为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稳定的政治讨论手段。波科克还称它们为“习语”或“语汇”，是因为一定的思维与说话方式总是体现于一定的语言结构与习惯用语之中。一种习惯的说话方式具有范式的性质，波科克在此借用了库恩“范式”的概念。在政治论说领域，参与者所使用的语言具有同样的功能。它们既为人们提供认识与表达的手段（其精神功能），又限定他们的思想与言论于一定的方式之中（其权威功能）。在此意义上，政治语言可被看做政治论说的范式。政治语言在本性上是含糊的、多义的。它们不可被完全等同于科学领域中范式那样的东西。为了避免混淆与误解，波科克后来不再使用“范式”一词，而只强调政治语言的某些范式性质[2]。波科克强调的这种具有某些范式性质的政治语言的分析方法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他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研究路径成为世界主流，对传统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产生了巨大的颠覆作用，思想史不仅要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内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身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传统史学研究的明显缺陷就是它的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3]。昆廷•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指出，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他强调要“考虑一下构想出这些主要文本的知识环境，即在此之前的著作和所继承的关于政治社会的假设，以及比较短暂的、同时代的对于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贡献的来龙去脉”，因为“在任何特定时期可供使用的规范词汇的性质和限度也有助于决定选择出具体问题加以讨论的方式”[4]，也有学者把它归纳为观念史的分析方法。总之，剑桥学派所提倡的“研究方法”，则是指以“历史语境主义”为核心的系列方法论，这也是剑桥学派的立足根本。这种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或者具有“范式性质”的“政治语言”方法，对国内学界理解并借用“范式”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对于库恩的“范式”理论，国内学者在九十年代还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库恩形成了他的科学革命结构理论。科学进步的图景被概括为下列图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其理论核心就是研究范式，它包括世界观性质的形而上原则，一般性的理论假定和应用这些假定的定律和技术。一门科学所以形成就在于有统一的范式。常规科学就是在一定的范式中作解释难题的活动。而范式的应用一旦遭遇太多的困难就引起危机；革命则是范式的变换[1]。张文显认为，范式的实质是科学活动中的整合与升华，范式的转变实质就是提出一套全新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2]。当然，库恩创造了范式理论，但他自己并不是“范式”（Paradigm）的教条主义者。有学者明确指出：库恩很清楚，新规范是从旧规范产生的，他们通常混合着传统规范以前用过的许多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语汇和注解[3]。因此，范式的变换和革新对于政治思想的研究意义非凡，但所谓的革新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传统范式基础之上的革新。的确，方法本身的变化，更多的是一种研究技术手段的革新。而六十多年来政治思想研究状况的变化，反映的恰恰是思想史的研究理念的革新所带来的研究的革命性变化。研究范式不仅涉及研究方法、研究课题等研究路径这样的表层内涵，更涉及研究者的价值观念、研究视野和理论取向等深层次要求，二者既相互区别，又互为表里[4]。在西方学界研究范式的影响下，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开始了关于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的讨论或者不自觉间已经把“范式”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种分析“工具”。三“、范式”的泛化：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范式的“革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逐渐得以恢复，一方面是来自政治学发展本身的需要，尤其是受到国外政治学研究范式和历史研究范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来自于现实的政治发展的要求。由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发生了重要变化。
1.“范式”的“危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推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多年，理论界虽然没有明确对“范式”问题进行思考，但正如后来学界所总结的那样，政治思想研究在无形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革命范式”，这对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影响极大。可以说，在20世纪5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基本是二元对立的状态，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八九十年代，学界开始明确对政治思想的范式问题做出理性地思考和讨论。八九十年代以后，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的讨论较多，某种程度上也推动着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讨论。不少学者用“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分析中国近现代史以及政治思想史。有学者对这两大范式进行了比较，并再次强调“革命范式”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如杜文君指出，近年对中国近现代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出的新评价，有人认为应该“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去理解和肯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正当性”，承认殖民征服是一种“历史进步”的举动，并自诩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宣扬帝国主义奴化思想，颠倒了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本质界限，如果按照这种观点评价中国近现代史上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将会得出“侵略有理”、“卖国有功”与“爱国有罪”、“反帝无理”的荒谬结论。那么，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每一种思潮、理论都要在救亡图存这个“国家的需要”的基本点上，在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实践中，接受最公正的评判筛选而决定弃取，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为我们提出了评价各种政治思想、理论的客观标准，即凡是有利于维护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理论观点是反动的或错误的。而一切有助于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和社会进步的思想理论观点则有程度不同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这个评价标准与历史的主题、政治思想史的主题相一致，并且比后者有更大的包容性[5]。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合力的产物，认识历史的角度也应是多样化的。简单地以一种范式而排斥另一种范式都会导致片面性和局限性。任何规范都只是历史的产物，因而只具有相对的科学性。任何规范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一般而言，它可以独步一时，却不可能称雄古今。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现实提出来需要研究的问题也要发生变化。新的问题可能是传统规范忽略的问题，也可能是超出了传统规范可以合理解释的问题范围。另一方面，随着研究工作进展，传统规范提供研究的问题范围越来越狭小，它所倡导的研究领域出现研究饱和现象，研究变得重复、单调。到这样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多的人，对传统规范的功用和权威发生疑问，尝试修正传统规范或者寻找新的规范[1]。两大范式的对立虽然明显，但整体来讲，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于中国历史（主要是近现代史）分析的传统范式分歧有了很大的缓和，尤其是用“现代化范式”来分析和解释历史，包括政治思想史的成果大大增加。“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一部现代化史”[2]，当然，这一结论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得出的新结论。有学者指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四条基本线索是爱国主义、革命主线、现代化主线、从“师夷长技”到“以俄为师”，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的“学习”主线。四条线索哪条最为重要，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并大体上形成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这两种倾向。四条线索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般而言，爱国主义是原动力，现代化是目标，革命是主要手段，向外国学习是主要途径。对这四种主导性的思潮都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肆意否定任何一种思潮，粗暴斩断任何一条线索，都会破坏历史的完整性，破坏前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所取得的进步成果[3]。因此，一种单一的理论框架或分析范式对于学术研究的局限是非常明显的。90年代，不少学者都已经关注到了中国问题研究的范型（范式）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刊发了黄宗智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文章原载于英文版的《近现代中国》(ModernChina)第17卷第3期，文章发表后在美国理论界、史学界激起很大反响。他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李怀印基于黄宗智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中国史研究的范型危机(Paradigmaticcrisis)是世界性历史研究危机的一部分，是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几十年来在关于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现代发展历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架构(constructs)，而这两种架构对经验现象的解释力同样是有限的——可以说，同样存在一场“范型危机”[4]。
2.“范式”的“泛滥”——中国政治思想史多重范式的讨论
针对“范式”的“危机”，各学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范式讨论，比如历史学界提出的“新革命史范式”、“新现代化范式”、“新社会史范式”等，政治学界也有“政治现代化范式”、“国家史范式”的讨论，这些范式的提出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转型有着很大影响。中国政治思想史界也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多重研究范式，一时间，关于“范式”的讨论成为了热点。戚兴元提出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四种基本范式：历史研究、逻辑研究、意识形态研究和价值研究。这既是对既往史论结合方法的具体化，又是打破多种学科方法牵制政治思想史研究而不能形成合力局面的有益改革，将上述四种研究范式有机统一地运用到不同主题的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评介结合、以介为主的做法。纯评失去依托，纯介雷同再现。研究者应当立足评与介、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代、史与论的多重基础上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研究”[5]。黄其松则提出了哲学史、历史主义、解释学、“问答逻辑”四种范式。哲学史研究范式侧重于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以便挖掘其中的意义。哲学史范式认为思想史研究是为了探寻“永恒的智慧”与“不变的结构”，因此它忽视读者与作者的历史性，因为这对理解思想没有任何障碍；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则侧重于通过理解和解释作者的生命活动从而理解和解释思想。在历史主义范式中，作者的历史性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历史主义范式看来，理解思想就是理解作者的历史性生命活动。解释学重视读者的历史性，突出了读者在解释场中的中心地位，并且试图通过“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等观念的阐释找到使理解更为真实有效的路径。受此启发，文章还就柯林伍德的“问答逻辑”作了进一步阐释，尝试将读者与作者的历史性结合起来，从而理解思想“探寻文本的意义”[1]。他们各自从自身的学术理解出发提出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的思想史研究路径。还有学者从古代政治思想史为研究基础，提出了各种范式。彭传华通过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对王船山政治思想研究，综述了“四种范式”。所谓四种范式是指王船山政治思想研究的四种基本形式：理学研究范式、民族主义研究范式、“两军对垒”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2]。林存光指出，所谓“范式”乃是指基于对中国政治思想的问题意识与义理结构之核心理念与特色的某种实质性看法而进行的研究或展开的论述。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围绕着“统治”的问题而展开，而“统治”之为“统治”又必然涉及三个基本关系要素即政治主体（谁之统治）、统治方式（怎样统治）与统治对象（统治什么）的话，那么，侧重于或围绕着这三大要素之一而提出某种实质性的看法并就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旨与特色展开研究与论述，便会形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其一，可称之为“政术”或“治道”的范式。其二，可称之为民本主义或“民学”的范式。其三，可称之为“王权主义”的范式[3]。他认为，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解读，并不存在单一的或唯一正确的视角与范式，每一特定的视角与范式都揭示了中国政治思想的某一方面的特质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从政治主体的视角来重新解读中国古典（先秦诸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思路与范式。姚中秋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检讨。他认为，古典政治思想史范式在现代的政治思想史叙事中基本被忽略，导致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图景高度残缺；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治思想史范式，其中又可以分为反专制之启蒙主义的政治思想史范式、苏俄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式。他认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形态性质，从而导致其始终无法进入中国政治思想的丰富世界中。20年代开始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主要是其苏俄版本，又给中国固有之政治思想贴上“奴隶主思想”、“封建地主思想”之标签，因而断定其是落后的、应当予以抛弃的。如此范式的政治思想史致力于分析特定时代之政治思想的历史进步意义及历史局限性，总体上则秉持一种否定态度。他还认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之基本思维框架是肤浅的中西对比，研究者普遍以外部视角看待中国而形成一套扭曲的批判性知识体系；逆向的中国特殊论导致中国政治思想之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瓦解，中国政治思想史取消了自身的思想和现实意义[4]。葛荃分析了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困顿和超越，提出了“东方范式”和“中国话语”的达成，即“秉承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当代中国国情与特色，借鉴域外文化的适用内容，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设计与实践，提供正当性与合理性阐释，构建其继承与创新为一体的政治价值系统”[5]。王浦劬在总结政治学研究分析范式的嬗变时指出，学术研究范式转变的演进脉络和内在的逻辑体现为从继续革命政治向协调政治的转变、从协调政治向公共政治的演变、从公共政治向治理政治的演变、从治理政治向和谐政治的演变[1]。近年来，还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借用西方政治学、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范式来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同时，也给研究者带来了一些问题与困惑。比如，对史料与理论关系形成颠倒的错误认知。许多学者开始运用“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等范式进行思想史的研究，研究中常常采用的是先立论后举例子的程序。这样可以扩大研究视域，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则会出现“以论代史”的现象，而达不到“论从史出”的要求。其次是阐释的“过度”与概念的“滥用”。当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话语分析”模式传入中国时，给研究者带来了一种“不良”的暗示——在研究中可以从文本到文本，依据自己的理解去阐释历史。这种暗示的危险是，从文本到文本的方法会产生阐释“过度”的现象[2]。针对“西方政治哲学热”，有学者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评价体系的角度进行了反思：中国学术界兴起的“西方政治哲学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本国学术界中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这一宏大背景，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要想拓展自身的学术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就不能简单复制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必须在评价体系建设方面纳入上述大背景，认真思考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评价体系应多关注“问题导向”型的研究，因为这样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综合运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从而和以往研究中存在的过于浓厚的价值判断色彩保持距离[3]。总体上看，近些年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讨论出现了多重范式的状态，甚至有“泛滥”之倾向，这一方面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多种可能，但同时也让读者的眼睛更加“迷乱”。
3.“范式”的“建构”——中国政治思想史本土研究范式的稀缺
按照库恩的理论，在新的研究范式产生并最终确立其主导地位之前一般都有一个专业显著不稳定时期，若干方法或学派相互竞争，现实的重大变化往往需要概念上的创新与之相适应[4]。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国的政治思想界应该说是处于一种方法或学派的竞争状态，有对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和范式的叙述和发展，有对西方思想史治学方法和范式的介绍和应用，也有基于自己的理论知识和价值倾向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范式”的创新。有学者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指出，创新最好不要遗漏这样一些努力:首先，思想家个案研究亟待加强，其中特别要提倡加强对思想家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理解思想家本身的范式和逻辑，而不是像个差劲的历史从业者那样满足于呈现思想家论点大全。其次，不必追求宏大叙事，而要提倡研究者实事求是按照自己可能把握的材料范围、所具备的解读能力，选择较为专门的问题、视点和相应的叙述范式。因为真正值得期待的，恐怕是各种中观、微观问题的发现、视点的增加，诸如近代人们的价值范型、身体意识、新名词，等等。这一类论题本身就已经在提供思想史研究的某些重要范式，可惜这类研究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5]。李怀印从史学的角度分析：在过去二十年，中国史学家有的满足于借用西方理论、概念或方法，却很少加以创新调适，以指导自己的研究或解释研究成果，有的则沉溺于自己的新发现，而不是运用理论和概念去阐明其研究成果的意义，或者思考其研究对于理解更重大的历史或史学问题的含义。李怀印把这种现象称作史学的“内卷化”，他进而提出：“21世纪一个根本的挑战，是摆脱对外来的理论和方法的依赖，并且不再满足于纯史实的研究，在摈弃20世纪的旧诠释架构之后，独立自主地建构中国近现代史的诠释架构。”[1]姚中秋甚至提出，需要呼唤一种新范式的确立，其核心诉求是反历史主义。它回归古典史学范式，以承认中国古代之政治思想之永恒和普遍属性为前提。它逐渐告别历史主义，打破古今之别的迷信，而具有政治哲学之取向。它致力于通过激活、转变、发皇先人之政治价值、理念、制度，予以新生转进，以参与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构建的事业[2]。的确，不管从史学的角度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变迁，还是从政治学的理论阐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结构，独立自主地建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诠释框架则是当下政治思想界的主要议题。笔者无力清晰地描摹出一个“本土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但认为，未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最基本的方面：第一，打破森严的学科壁垒，加大三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沟通和交流。总结60多年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研究”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政治学和历史学三重学科的共同研究课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要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换其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从研究范式转换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问题，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3]。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矛盾是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冲突。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的最大困难是其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国政治学界似乎没有认真地对待自身的一个基本问题:政治学究竟应当属于人文学科，还是属于社会科学，即它是软性的humanities还是刚性的socialsciences?[4]。构建本土化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范式，应走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现代政治学、历史学（尤其是思想史）的综合研究。第二，运用精英思想和民众思想相结合、思想和效应相结合的二维分析方法，使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内容从一元走向多元。纵观60多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轨迹，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应从中心到边缘，从思想精英到民间读书人，从各类思想到实践效应，全面地分析和研究。年鉴学派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要坚决地脱出历史事件、纯政治因素和历史人物的框框，以便更好抓住真实历史的动力，即成千上万的基层人物和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这两个‘成千上万’把那些广告橱窗中充当摆设的人像抛在一边，自己创造着真实的历史。”[5]张静如早在1990年代初谈党史研究问题的时候就指出，“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作用的描述比较抽象，诸如‘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究其原因还是研究不够。其实，每一历史进程，人民群众都是参与的，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研究，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上层人物活动连接起来，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连接起来。”[6]研究缺乏“向下”的视野，这是很长时间思想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都存在的问题，因此，未来的研究范式应尽量实现精英思想和民众思想相结合、思想和效应相结合的二维分析方法，正如有些学者所提出的：要开阔研究视野，在研究党内精英人物思想的同时注重普通党员群体的研究；在从宏观上描绘中共思想图景的同时，关注微观层面上的思想脉动；从微观的政治思想史资料出发，不仅包括政治领导人的言谈和认识出发，也更应该从政治制度、政策的应用效应，即民众的认识和看法着手，来评判“政治”的价值和效应[1]。第三，系统总结和研究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已有成果，关注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若干“中国问题”。分析六十多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状况，可以发现：不管是前期研究成果呈现出来的简单化和政治化特点，还是后期研究成果的丰富和多元，里面都蕴含着当代中国的学术旨趣，体现着不同的学术生态，分析这些成果关注的“课题”以及它们产生的“环境”，这些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复杂面向”，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以此为基础，能让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60多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境遇，同时，也为今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镜鉴，正如有些学者所提出的要关注、解读“中国问题”，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应该以高度的责任感关注现实政治，回应现实政治，才能获得拓展的空间。“从中国本身发现历史”，挖掘“中国问题”，揭示“中国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基本学术路径。第四，多种研究方法和范式的“并存”和“互济”。六十多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表明，我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学术的“低谷”，单一的研究范式极大桎梏了学术研究的创造性，学术的丰富和繁荣需要多元研究范式的共同滋养。左玉河在总结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新旧范式时指出了三种意见：一是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即所谓“取代派”；二是用一种范式包纳另一种范式，即所谓“相容派”；三是提倡两种范式共存并立，认为不仅应当并存，而且应该倡导史学范式的多元并存，即所谓“并存派”。他认为，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不可替代更换，也很难相容兼采，那么可行的办法就是共存并立，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两种范式，参加范式之争的多数学者表达了这种意愿[2]。这三种同样适合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范式分析，也有学者指出，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应当“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这一共识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当然“，扩散”“、并存”“、互济”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达到。杨念群指出，国内史界似乎只习惯两种状态，一是“一统天下”，一是“各走极端”，始终很难认同边界模糊的状态所带来的美感。所谓“一统天下”是指史学界长期笼罩在一种宏大模式的支配下，前有“革命史叙事”，后有“现代化模式”，都是讲究抛弃细节，专讲历史趋势与走向，即使偶涉历史细节，也不过是为说明趋势的发展程度而已。两种模式表面上是对立的，实际上又互有联系，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人”在其中消失了[4]。黄宗智更是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双手并用，不能只是碎片的堆积，也不能只是宏大的空谈。对于理论的使用，首先要求“去意识形态化”，对现存理论要带有一定的自省和批判，尽可能掌握多种理论传统，以经验证据来决定取舍。最好是借助与其对话来创建自己新的概念，更高的境界则是从多种理论传统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这才是建论文代理立真正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的途径。当然，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或一代人所能做得到的，但我坚信，这是个正确的方向[5]。
作者：李宁
